这也是他思想成熟的时刻，受过完整法律教育和传统熏陶的他形成了一套兼具东西方的思想。一方面他虽然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教育，却并不迷信于西方权威，从不生搬硬套，也不迷信于上级和权威，相信自己的观察和逻辑，对于事物的所以然随时有追根究底的冲动。另一方面，他相信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应该将市场能管理好的交给市场，政府只做份内的事情，并充分相信市场的机能，绝不能做一个父爱型的政府。
后来，到了台湾证管会主委任上，戴立宁将其理论创造性发挥，提出了“戴立宁原则”和“五指理论”，强调社会中各个角色的协调，这在之后的章节中还会提到。
另外，他的性格也在这个事件中最终形成。他把自己称为“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虽然丢了官，但却推动了一件影响到整个台湾岛的事情，到底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他认为通过努力获得了收获，就证明这个世界还是善良的，即便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烦心事，有那么多的误解，但人们都希望这个世界运转得更好。出了错，只是因为方法不对，关键要宣示自己的立场，让人们能够在碰撞中选出正确的方法。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仍处于应废除过多限制、促进支票交易活跃的时候，对于民间信用来说，个人要靠信用卡，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之一则是票据（支票、汇票和本票），大陆的信用卡已经逐渐活跃起来，但票据一方却仍显冷清。
因此，大陆的第一项任务是解放票据，使其便于使用。但一旦解放后，如何规范票据就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台湾的经验恰好告诉我们：市场自己会监督，要慎用刑罚，一旦到大陆的经济更加活跃，票据增多的时候，执政者需要参考的恰是台湾当年《票据法》刑罚之祸。
《票据法》修正中有一个没有谈论的问题，是关于增加支票付款人的问题。前文提到，围绕着支票有三个人群：发票人、执票人、付款人。其中付款人一般是金融机构。起初，1929年的法律中，只有银行可以建立票据交换所。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后却不得不适应台湾岛内已经形成的特殊的金融体系。
台湾的金融体系除了银行之外，还包括信用合作社，以及农会、渔会的信用部等基层金融单位。被日本占据时期，台籍人士更多利用的是信用合作社，而银行一般是日籍人士和大资本家使用。
迁台后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实际情况，在1954年增列信用合作社为支票付款人，1977年（也就是加重空头支票刑罚为三年时）和1986年（废除支票刑罚时）又增列了农会信用部和渔会信用部。
从这样的增列可以看出，台湾基层金融业的活跃，以至于当局无法漠视它们的存在，在立法上予以承认。但当局之所以这么晚才承认，是因为台湾的基层金融有许多弊端一直迟迟未能解决，并出现了多次弊案，使得当局既想承认它，又担心它。
戴立宁致力于废除票据刑罚的后期，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恰好出了问题，这就是“十信案”。“十信案”导致了戴立宁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低潮。可以说，这两件事情是并列进行的……
大陆的借鉴：放弃父爱主义，相信市场自律
例证：房地产行业
目前，大陆的房地产行业无疑是体现政府父爱主义的最佳例证之一。
一方面，从2000年以来，房价已经飙升了好几倍，使得年轻人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政府频频表示，要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住得起房，调控大戏屡屡上演，却都收效甚微，甚至助长了房价的上涨。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父爱措施越来越浓，人们反而越来越买不起房？
房价的飙升来自于三个方面：1.市场有需求，城市化过程中，有大量人的确需要住房；2.由于土地国有，地方政府靠卖地筹措财政资金，垄断了土地的供给；3.央行滥发货币，造成了社会上流动性泛滥。
而从最根本上来说，还是供需不平衡。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第二点才是关键，政府必须加大供给，解除土地供给的垄断，才能够奏效。
然而，在父爱主义背后，政府却舍不得放弃对于土地的垄断和控制，虽然一再高喊要降低房价，却通过垄断产生的土地出让金获得了大量的额外财政收入。这和台湾“法务部”（1979年7月由“司法行政部”改称）当初依靠对空头支票进行罚款而筹措财政经费是一个道理。
最后，政府的政策都放在了遏制需求上，试图通过限制人们买房投资来压制需求，从而压低房价。各地出台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房屋的套数，对户籍不在本城市的人购买房屋也有诸多限制。
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买房需要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款和利息，加重了购房成本，而政府则拿走了越来越多的钱。
但不管怎么压制，人们仍然有居住的需求，于是，这项政策很可能将进一步扭曲房地产市场，不仅由于没有解除土地供给垄断，房价必然趋高，而且连房租都要同步上扬。
不相信市场，试图把“看得见的手”伸入市场中，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将市场的水潭搅得满是泥沙，更加混乱不堪。
讨论
戴立宁曾在一篇随笔中，对父爱型政府有着恰当的描述，文章的名字叫《天才与白痴》。他在文章中谈到，父爱型政府施政总是以关爱和帮助的面貌出现，为了保护子民，于是乎用“看得见的手”，替代“看不见的手”，插手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对于被保护的对象，政府有两种假设，要么把人民当成白痴，要么奉为天才。
一开始，政府常像老祖母照顾小孙女一样，为人民决定一切，仿佛他们没有能力自我选择，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可是，一旦政府关爱失败，人民吵嚷声太大了，老祖母不耐烦了，就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结果，在第一步时，由于没有建立必要的社会规则，到了第二步，人民在一团乱七八糟的社会条件下出了事，政府又会推诿说：你是成年人，是天才，你自己承担责任。
一句话，所谓父爱型政府只做两件事情：一是习惯于代替民众做出选择，显示其慈爱；二是对于不服从者不问其原因，只要有后果，就施以严刑峻法，显示权威。
中国古代的历代政府都是父爱主义的典型，并延伸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事实上，古代社会的父爱主义并非一无是处，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较为简单，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差，父爱主义是一种便于管理、稳定的制度。但到了现在，由于人类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以前只有精英可以享受教育，而现在人们却普遍接受教育，高等教育也不再是高阶层的特权。这些变化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再也无法垄断知识，也没有能力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上所有的信息进行搜集与判断。
在信息判断上，管理者常常犯的错误是混淆了因果关系。比如，人们经常提到的“雄鸡一唱天下白”，在鸡叫和天亮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如果把鸡叫当成天亮的原因，则是错误的。在票据刑罚的例子上也一样，虽然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之间有联系，但远期支票却并非形成空头支票的原因。
在推断事物的原委上，政府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者，而缩小到只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这时，如果再想维持一个父爱型政府，已经做不到了。甚至其体现父爱的措施有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其原因在于，管理者虽然不一定找得到正确的因果关系，它的每一项政策却可以改变市场、扭曲市场。为了遏制空头支票，政府立法限制使用远期支票，甚至限制支票簿的张数，试图使人们少开支票。但由于社会上有使用支票的需求，政府的压抑使得这样的需求转入地下，甚至非法，又创造出了一个完全地下、为诈骗服务的“人头支票”市场。
在立法上，管理者也必须注意，政府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如果不遵循社会的需求，它的立法总是会被绕过，或者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社会只要有需求，就一定需要满足，出台任何的限制都不能消灭需求，只会扭曲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