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宁一直呼吁废除空头支票刑罚，却没有想到他遇到的最大案子竟然还是要用空头支票定罪。蔡辰洲病死狱中。“十信案”让那些反对修订《票据法》的人有了理由，仿佛刑罚还是有用的，不能随便废除。与此同时，“十信案”波及另一家金融机构国泰信托，使得金融面大受冲击，最后差点儿冲垮了台湾的货币市场。市面上出现了不少空头支票，人们也开始担心害怕如果真的废除了刑罚，空头支票的数目还会大幅增加。
这样的担心果然影响了台湾“立法院”，1985年内，《票据法》修正案再次被“立法院”搁置，推迟到1986年上半年再进行表决。
这时的戴立宁已经辞职转任了“财政部”参事，所谓参事就是一个闲差，因为他的职级已经很高，即便要把他闲置起来，也需要一个合适的职位，参事的级别与司长相同，却不负责具体的事务，除了看书就是写文章。
离开了实职，表面上看，对于立法的推动他是无能为力了。但是，正是由于参事是闲差，歪打正着造就了一个在媒体上不停发表文章的戴立宁，并让他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在报界闯出了名声。
当修正案又陷入低谷时，他在报纸上大声呼吁，将人们的焦点再次拉回。由于他闲了下来，不再担任主管，反而能更加奔波于各种场合，宣传《票据法》的修订。
1986年，“立法院”再次讨论修正案并准备投票，成败在此一举。此时，民间的质疑声已经小了下去，到当年4月28日，“立法院”举办票据法废除刑罚座谈会时，反对的机构已经不多了，只有台湾“全国商业总会”一直持反对态度。由于民间热烈的讨论，“立法委员”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处理。
“不要再拖了！”一位“立法委员”大声疾呼。他恳切地说：“本席恳求司法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不要再拖这个案子了，本法之修正一拖再拖，以致外面流言不断，甚至有人谣传本院委员每人收了100万新台币作为不审查本案的报酬，此当然为不可能的事，但由此可见民间反应之恶劣。‘行政院’是1984年11月29日送本院审议，修正案原订的期限是1985年12月31日，现在都已经1986年5月了，我们却还在大体讨论。本席认为本案业经很充分的讨论，我们不要只谈不做，无论如何应该在这个会期完成立法程序，否则不只政府威信受到影响，‘立法院’的威信，甚至委员们的威信均会受到影响。”
“立法院”如此拖拉，也是因为有人仍然反对修改。“立法委员”方冀达的想法也许代表了一部分人。他的演讲很有气势。
一、我想，为民除害，应该是立法的原则，也是司法的原则，总而言之，也该是政治的原则，总不致有人反对吧？空头支票之为害于今为烈，不能以罚了无效就不罚。反以不罚为更好，岂非成为除害因为除不了，反以不除其害为更好，以不了而了，以不除为除。我想，无论如何，是背了原则，而说不通的。
二、现在，我就请你一个人作证，一切大道理就在你身上看得出来了，试问：《票据法》不处罚的时候，你是不开空头支票的，后来处罚了，你就开了，再后来处罚更重了，是否你开得更多了？是不是？请你具个结，或是宣了誓，答复我：“是”还是“不是”？反过来，你再试试看，你用什么理由来打动我，《票据法》不处罚时，叫我不要开空头支票；处罚的时候，叫我开；处罚重了要叫我开得更多！你说，你能打动我，你能获得这个神奇的效果吗？现在以上两个问句，一起问，请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如果“不是”，那么你所说一番大道理，原来实际是不存在的，而完全是欺骗你自己，还想欺骗我吗？
……
十、千言万语，归总一句：空票要罚，要重罚，比现行更要加重……
但更多的委员们则开始考虑，关键是：严刑峻法是否有效？如果无效的话，惩罚又有什么意义？
在投票前夕，戴立宁抓准最后的机会，在《联合报》发表了《现行票据法的结构性缺陷》一文，说明《票据法》的结构性缺陷，不得不改。任何的延迟都会使事情更糟糕。
几位老“立委”事后见到了戴立宁，向他表示，最初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怀疑，但后来看了戴立宁《现行票据法的结构性缺陷》一文后，改变了看法，抛弃了几乎用一生扞卫的法律，决定将自己以前的决议推翻。
在1986年6月20日“立法院”表决前几天，戴立宁在《联合月刊》又发表了《让空头支票成为历史》一文，力促“立法委员”们通过表决。
1986年6月20日，“立法院”第一届第77会期第34会议通过了《票据法》修正案，一共有136位“立法委员”参加了表决，其中127位投了赞成票。常识战胜了老人们的自尊心。
也是在6月20日上午，戴立宁接到了《联合报》记者梁华楝的紧急通知，告诉他《票据法》修正案即将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希望他写篇文章纪念这件事。那天下午正好要防空演习，戴立宁就利用一个小时的演习时间，没有下到地下室躲避，留在办公室写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的新契机——票据法修正完成是另一段里程的开始》这篇文章。
6月21日，也就是“立法院”正式通过废除票据刑罚的第二天，该文刊登在了《联合报》上，戴立宁为自己的一番努力画上了句号。在文章中，他提出《票据法》修正完成是另一段里程的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包括票据知识的推广、支票制度的改进（严苛的开户和领支票本程序并没有防止住人头支票，最高时，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卖1.2万新台币）、信用制度的建立、贴现的推广及厘正、司法实务的配合（如何对付恶意空头支票）、金融行政管理的加强等。总之，《票据法》修正取消了刑罚，但不能忽视问题。他强调纸没有信用，支票没有信用，人才有信用。所以不要相信支票，要相信那个把支票给你的人。
为了防止法律的骤变引起的冲击，修正案中还规定了一年的限时法，保留原处罚一年，这段时期是宣导和教育期，告诉人们一年后取消票据刑罚，让他们心理上有准备。而同时，也给那些试图钻空子的人打预防针，明确告诉他们，如果现在犯罪还是会被抓起来的。至于一年后，由于人们都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再想钻空子就不容易了。
1987年6月29日，限时法期满，空头支票刑罚条文正式删除，并未引起任何的冲击，人们预料的跳票大增也没有到来。市场没有乱，经济照常运行，只是监狱里少了那些因为空头支票被关押的犯人。
对空头支票的惩罚历时58年，其中自由刑27年，至此正式画下了句号。因为违反《票据法》而服刑、被通缉、处以罚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成千上万，数量是历来刑事案件中的首位，并远远超过了其他刑事案件，按年份计算，最高时占据了全年刑案总数的75%。古今中外再找不到相同的案例。
如今，这项法律造成的混乱也许只留在了曾经被关押过的人的记忆之中。
废弃票据刑罚是戴立宁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如果说他的一生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促成这件事是他最大的贡献。许多人的名誉、自由、家庭甚至生命因为恶法的废除而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