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光祖籍福建上杭，是客家人。她的父亲举家迁往台湾，居住在台湾最南部的屏东县，做过屏东县两任县长的主任秘书。屏东县本来已经是台湾的最南部，而陈恒光出生的恒春小镇又是屏东县的最南端，其名字恒光就各取恒春和光复的一个字，寓意出生于光复节时的恒春。
由于南部缺乏好的大学，陈恒光后来考取了位于北部桃园县中坜市的中原大学学习化学，毕业后，到台北美资公司通用电子工作，担任化学工程师。在台北，陈恒光和仍然在读大学的妹妹一起住，这个妹妹就是戴立安的同学。
作为家中的长子，已经30岁的戴立宁仍然单身并且一点也不着急，这自然引起了家中的“不满”。很明显，作为弟弟的戴立安此举是给哥哥介绍女朋友。
那天晚上，戴立宁和陈恒光看了场电影，但她并没有给戴立宁留下太深的印象。以后半年多的时间内，他们只是偶尔通个电话，算泛泛之交。种种迹象表明，弟弟的一片美意并没有达成目标。
转眼到了那年的圣诞节，戴立宁和他的中学同学已经约好晚上出去参加舞会，他甚至已经约好了女伴。然而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恒光妹妹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通用电子公司也组织了一个圣诞舞会，她姐姐正在为没有舞伴发愁。她恳求戴立宁去给姐姐当舞伴。
戴立宁告诉她，自己晚上10点半以后已经有了安排。
“那不要紧，可以在10点半之前陪她，把她送到舞会现场。10点半之后你可以走。”
戴立宁答应了，去接恒光时，他还带上了自己的男同学。
到达陈恒光的住处后，她还在换衣服，恰好这时停了电，屋里一片漆黑。事后，戴立宁常常和妻子开玩笑，问她当时是不是故意熄灯的。
陈恒光穿着一件白色的小礼服，手里捧着一支蜡烛从里屋缓缓走出来。当时的她让戴立宁怦然心动，他感到自己已经被眼前的姑娘吸引住了。他诧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自己从来没有对她产生心动的感觉，却在这一刹那闪出了火花。
那天晚上他们都很开心。在舞会上，戴立宁和陈恒光跳着舞，陈恒光还热情地拉着他，把他介绍给自己的老板和同事。
虽然当晚戴立宁不得不离开陈恒光，去参加他的下半夜活动，但他们的关系却从那天晚上开始改变了。他和陈恒光交往日益频繁，恒光越来越多的优点一一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发现这是一个朴实能干的姑娘，她的工作很辛苦，由于常常需要做化学实验，即便是新的裤子也常常因为沾上化学药品而出现小小的破洞，也正是由于勤奋，她在公司内部晋升也比较快，最后担任了主任工程师，甚至比戴立宁管的人都多。
工作之余，他们常常相约一起旅游，释放工作的压力。
一年半以后，这个对于婚姻一直不热心的男人已经离不开陈恒光了，他甚至跟着她去她南部的家玩。在屏东县，他见到了恒光的父母，即便他当时还没有想到和她结婚，但这个年轻人在恒光父母的眼中已经是未来的女婿了。
一次，恒光的父亲突然问他：“你来我这里到底想什么，我都知道。那么，你下一步具体的打算是什么？”
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未来的岳父一句话捅破了。戴立宁不得不开始计划自己的婚姻，很快他们订了婚，1971年10月22日，戴立宁和陈恒光结婚。
几十年来，妻子总是嘲笑他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都会忘记，没有一次记住过。然而有一个日子戴立宁却永远没有忘——每年的圣诞节，不管他在哪儿，都会赶回家和妻子一起度过，以纪念那个曾经让他怦然心动的夜晚。
事实证明，陈恒光是个优秀的妻子，在公司里她是个有想法的管理者，在家庭里，她和各个家庭成员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戴立宁为了照顾父母，长期同父母住在一起，陈恒光和婆婆几乎没有起过争执，到戴立宁的儿子结婚后，她也能与儿媳妇和平共处。
为了照顾父母，同时因为身体不好，陈恒光不到40岁就从工作中退了出来，当起了全职主妇，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交给她照顾，同时她还要维系和丈夫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每年的大年初一，他的弟弟们带着妻子来到戴立宁的家中一起过年，初二时，妹妹们又陪着丈夫纷纷来到家中，所有的孙子辈也济济一堂，显出了传统文化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
1972年10月7日，戴立宁的长子出生。在妻子产痛赶往医院前，戴立宁漫步于庭院，正在为儿子的名字苦苦思索着。由于儿子是元字辈的，名字起不好就俗了。这时，他突然看到庭院里飞来了一双蝴蝶，翩翩起舞于花丛之间。戴立宁灵机一动，想到《庄子》里的典故“栩栩然，蝴蝶也”，于是将儿子命名为戴元栩。
由于夫妻二人都上班，孩子交给了他的爷爷奶奶照顾，有时候弟弟妹妹们也帮着照顾，这个家庭处处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
当戴立宁在哈佛求学时，他的妻子仍然在岛内边工作边照顾出生不久的孩子。按照规定，凡是拿着公费去国外进修的公务员，为了防止他在国外找工作不再回来，台湾当局规定他的家属必须留在岛内，即便破例允许，也必须经过公务员所在单位的批准。
戴立宁拿到学位后仍然有3个月时间的空闲，他希望趁这个机会带着妻子游览美国，于是他找到了ITP负责人奥尔德曼，请他帮忙。在给台湾“财政部”的例行信件中，奥尔德曼提到，由于戴立宁已经拿到了学位，按照哈佛的传统，在学位授予仪式上是要请家人一起出席的，希望戴立宁的家人也能来美国共享荣耀。
这封信按照正常的渠道被送到了“财政部”常务次长的手中，当时的常务次长也出自东吴大学，但他却公事公办，按照规定否决了戴立宁的请求。
然而，戴立宁请妻子再次尝试，让她带着信件去找当时的“财政部”主任秘书李模，李模曾经在“法务部”也当过主任秘书，头脑条理清晰、思维缜密，号称“智多星”。李模带着信件找到了“财政部”部长李国鼎，寄希望于这位敢于担当的部长能够破例，他强调此次派出的两个人成绩都非常优秀，戴立宁毕业典礼时，按照哈佛大学的传统，在这荣耀的一刻应该有家人列席观礼。
李模的希望没落空，李国鼎认为在这时让戴立宁的妻子前去是件好事。
然而主管此事的常务次长已经否决，按照流程，少了常务次长的签字，这份公文就不能到达李国鼎的手中。这时，号称“智多星”的李模再次出主意说，如果能够让次长请半天假，那么按照流程，这份公文就应当直接送到部长手中签字批复。李国鼎果然让次长修了半天假，从而解决了程序问题。戴立宁成为“财政部”第一个公费在外读书期间把妻子带出去的公务员。此后公费留学的“财政部”同事们也都按时回来，从来没有发生滞留不返的情况。
陈恒光在美国陪丈夫待了一个多月，通用电子出于照顾，派她去美国参加一个公司的会议，并借机提供了些费用，算是给两位年轻夫妇的补贴。
戴立宁和妻子游历了纽约、费城，并去加拿大游玩了一次。在渥太华恰好赶上了当地的郁金香节。
在“二战”期间，荷兰公主朱莉安娜一家来到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避难。朱莉安娜公主临产时遇到了难题，根据荷兰王位继承法，新生的皇子或公主必须诞生于荷兰国土，才能被承认为皇族的一员。为了满足条件，加拿大政府最后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把渥太华市民医院的一间产房临时赠予荷兰政府。
“二战”后，荷兰每年都会赠送给渥太华1万株郁金香，这就是郁金香节的起源。之后，郁金香节已经成了一个各国展览花卉、园艺的节日，人们流连于露天的咖啡厅、传统的小吃摊、街头的艺术家、音乐会，年轻的恋人在景点之间尽情地玩耍……
戴立宁的次子就是这时怀上的。由于哥哥叫元栩，弟弟的命名依循旧例用“羽”字边，为纪念妈妈远隔重洋飞来美国而成孕，所以就叫戴元翔。
戴立宁的两个儿子性格也不完全相同。长子喜欢艺术，至今将近40岁仍然没有结婚，现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系博士班；次子则选择了更加稳定的生活，台湾大学电信研究所毕业后，他进入了华硕电脑公司，已经结婚生子。
对于儿子没有子承父业，戴立宁也看得很开——他自己也喜欢艺术，只是当时的家境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艺术之梦，而今儿子有了条件，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
从美国归来时的戴立宁已经36岁，家庭传统和早期的经历让他形成了直言不讳、不屈服于权威的个性。家庭生活的幸福、几次遇到伯乐，又让他变成了一个性善论者，认为大部分人都是想让世界更完善的。良好的教育让他又有些恃才傲物，保留着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色彩，又带着一丝“义和团”的情绪。
这样的个性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推动一些事情，也不免伤及自己，甚至让领导为难。但他即便受到挫折，也不会改变个性，下一次还会按照同样的原则办事。
这样的个性再也没有改变过。
戴立宁哈佛求学时代的结束恰好也是他另一个时期的开端，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台湾的不合理现象，并试图改变点什么。这时，一条曾经影响整个台湾的“恶法”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开始为了废除它而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