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不适当，会让良民变罪犯。台湾岛内一度75%的罪案都是所谓的票据犯罪。
一次次加重刑罚，非但没有起到吓阻作用，反而使得犯案人数越来越多。废除了刑罚，问题竟迎刃而解，罪犯没有了，空头支票没增加，唯一的变化是监狱空了。
票据刑罚的案例告诉我们，市场自己会监督，父爱式的政府只会把更多的好人送进监狱。
惩罚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不尊重市场的需求而胡乱惩罚，结果只会使得社会更加丧失秩序。
有朝一日，大陆也会面临相似的情况，那时，台湾这个绝无仅有的案例会对我们立法的思路有所帮助。
空头支票溯源
卡夫卡式的牢狱之灾
“如果法律不适当，会让良民变罪犯。”台湾彰化县的小本生意人孙甲对这句话体会得非常深刻。
有一天，孙甲起床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政府定义的罪犯。一直到监狱他还在思索，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政府错了，错又错在哪里？
当时孙甲35岁，本籍福建，1946年来到台湾开始做生意，并在台湾娶妻生子。孙甲的家庭负担很重，父母已经老迈需要照顾，还有6个孩子（四男二女）都还年幼需要抚养。
为了谋生，孙甲最初做木材生意，后来在镇上开了一家木箱公司，为罐头企业制造包装箱。由于企业的股东只有他一个人，资金压力很大，平常只能靠朋友之间互相借贷保持流动性，至于银行贷款，则是指望不上的。由于当时台湾的银行都是公营银行，缺乏进取心，如果要贷款，必须有抵押品，孙甲并不属于能够从银行拿到贷款的阶层。
但孙甲在一家叫作“第一银行”的银行有一个账户，用来维持和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一年后，孙甲经人介绍，将该银行账户转成了可以开设支票的甲种账户。这样，他就可以利用支票进行现金周转了。然而这反而害惨了孙甲，银行虽然不给他贷款，却可以把他“定义”成罪犯。
当时民间借款的手续是这样的：如果孙甲要向朋友借款，最流行的方式并不是打借条，而是使用远期支票。比如，孙甲要向朋友借2000元钱，期限3个月，当他从朋友那儿拿到借款后，只需要签一张2000元的支票，把开票日期写成是3个月后就行了。到时他朋友只需拿着支票到银行取钱，就算还款了。另外，朋友还可以找别人借款，再把孙甲的支票转给别人，这样，支票又有了流动性，孙甲开出支票后甚至不知道最后去银行取钱的到底是谁。
这是台湾民间将支票创造性使用的一个例子。支票原本只是一个凭票即付的工具，也就是说，开票人一般只把开票日期开成当天，而持票人随时可以去银行提现。但如果把开票日期开成未来的某个时间，支票就具有了信用的功能，这时它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叫远期支票。
孙甲一共只开过五六张远期支票。其中有两张出了问题，一张2000元新台币，另一张20000元新台币。
当持票人拿着这两张支票去银行要求兑现时，银行发现孙甲的银行账户内没有这么多钱，退票了。于是持票人找到了孙甲，了解到孙甲由于不可预测的原因出现了暂时的资金周转不灵。过了一段时间，孙甲出货有了钱，就把2万余元新台币的债务还上了，对方并没有对他不满。
然而，虽然债主没有不满，政府却不满意了。
当初债主去银行要求兑现支票之时，由于孙甲户头资金不足，设在银行里的票据交换所自动记录下了退票事件，并把它上报给了司法机关。于是，司法机关行动了……
一天，孙甲突然被警察带走，告诉他已经被起诉。很快，孙甲被送到了法庭进行判决。根据《票据法》第141条，孙甲犯有开空头支票的罪名，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这个老实本分、从来不知监狱为何物的人莫名其妙进了监狱。
更悲惨的是，在入狱期间，他的生意由于缺乏照顾，破产了，工厂的厂房也被出租给了别人。由于成了囚徒，他的信用也破产了，以后能否重新开始做生意则不得而知。他的6个孩子中，还有3个正在上学，由于家境贫困，没有钱补习功课。
法律的本意是保障商业活动正常进行，但是在孙甲这个案例中，在法律介入之前并没有人受到损失，即便孙甲晚还了几天钱，他也得到了债主的谅解。这些都属于商业纠纷的范畴，并不需要刑罚的介入。法律却执意要介入进来，监督并审判孙甲，结果造成了这个曾经过得还不错的家庭陷入赤贫，只能靠孙甲的妻子打临时工来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遭受飞来横祸的孙甲还得庆幸：他出事在了1962年，只被判刑10个月。如果他的事情发生在1973年，他有可能会被判刑4年；如果发生在1978年，他有可能会被判刑6年，也就是说，借了2万余元的资金，因为一时的经济困难晚还了几天就需要坐6年牢。这样的法律显得十分荒谬。
在台湾，有几十年时间，这样荒谬的事情曾非常普遍，最多时，一年全岛有2万人左右遭受了与孙甲同样的命运，要知道，即便现在，台湾的总人口也不过只有2000万人。这些人被称为票据犯。由于所谓的票据犯充斥，使得台湾的监狱一时间人满为患，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大奇景。
监狱关押的人员也各不相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除了前面谈到的孙甲之外，在家相夫教子，与金融毫无关系的蔡乙，以及家境富有的商人张丙，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25岁的蔡乙生有3个女儿，她的丈夫也是个小买卖人，开始卖玻璃，后来靠卖锉子为生。为了方便资金往来，他们在银行开设了甲种账户。
这对夫妻恩爱的小买卖人日子过得颇为紧巴。当时，按照台湾的习惯，亲戚朋友之间经常会借支票周转资金，比如，如果甲的资金紧张，欠丙的钱，就找乙借张签名的支票给丙，让丙先从银行取乙的钱用，待甲有钱了，再开张自己的支票还给乙。在这里，远期支票在台湾经济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但丈夫担心来借的人太多，容易出差错，将存款户头改成了妻子的名字。这样，别人来借的时候，丈夫可以称妻子管账，抵挡一番。
在四五年内，这家的资金看起来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有一次，丈夫的哥哥突然出现了资金周转问题，迫于形势，找弟弟借几张支票，由于是兄弟，蔡乙的丈夫不能不借。
但哥哥拿到支票后，开出了十几万元新台币的数额，超过了蔡乙一家的存款数额。当持票人拿着支票到银行内的票据交换所兑现时，由于账户内金额不够，退票了。票据交换所把情况报告给司法机关，后者立即行动，查到支票账户是蔡乙的，立即逮捕了蔡乙（而不是她的丈夫，更不是她的夫兄）。
蔡乙接受审判时，恰逢生育第三个女儿，这为她争取了一段时间。但一旦过了哺育期，司法当局立即将她送入了台南监狱，由于三女儿太小，也跟妈妈一起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蔡乙还怀着第四个孩子。
不管丈夫如何痛哭流涕，都无法改变蔡乙入狱的结局。这也显示出法律荒诞的一面：将最无辜的妇女关入了监狱，而真正违反了信用的人却逍遥法外。
蔡乙的例子也不是孤例。1980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报道了一则消息：女监爆满。报道称台中监狱的女监本来只能住45人，但现在却挤入了114人，大部分都是票据犯。这些女犯大部分是因为丈夫开支票署了妻子的名字，把妻子“送入”了监狱。该报道还配上了漫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与孙甲和蔡乙这样情节简单的案子相比，台南富商张丙的案件可谓一波三折，在凶险的罅隙之间来回穿梭，直到他进入监狱。
张丙的父亲是台南的一个富商，当过乡长，在日据时期就经营着一家糖厂。当时蔗糖业是台湾的支柱性工业。
张丙成年后，并没有借助于父亲的余荫。当时恰逢台湾光复时期，张丙开始在台湾和上海之间开展蔗糖贸易，从台湾把蔗糖贩运到上海，再用贩卖所得的钱从上海买布匹带回台湾。后来，他又开展了台湾和美国、日本之间的贸易，经营照相器材和自行车等，张丙也因此成了巨富。
但这时，张丙突然开始走霉运了。
他的第一道坎儿来自于父亲和弟弟。与张丙的一帆风顺相比，他父亲的蔗糖生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张丙的两个弟弟中，大弟赴日留学，归国后开设了制药厂，却因为研究新产品失败，欠了一屁股的债；二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同样债务缠身。这一家到了最后，只能依靠张丙的信用维持，不管是父亲还是弟弟借债时，如果离开了张丙的支票作抵押，都不可能获得款项了。
1959年3月，张丙父亲去世，老人的债务当时已经达到700余万元新台币。如何处理老人的遗产？张丙和兄弟们开了一个会。由于老人的工厂资产只有100余万元新台币，远远不及负债，兄弟们商量决定放弃继承，不要父亲的钱，也不要他的债。
但这个决定遭到了伯父们和继母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这样会影响家庭的声誉。但实际上，有可能伯父担心的是自己借给弟弟的钱收不回来，而继母则担心自己以后的生活问题。张丙被迫承担起父亲的债务。日后，他会为这个决定吃大亏。
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台湾当局修订了《票据法》。之前开空头支票并不会被捕，只作罚款处理，但之后，开空头支票要被判罚有期徒刑。另外，《票据法》为了遏制空头支票问题，除了刑罚之外，还彻底废除了远期支票，规定不管开票日期写的是哪天，只要持票人手中有支票，随时都可以提现。法律的意图是让民间以后都不敢开远期支票了，自然空头支票的数量会减少。但是，法律一颁布，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的混乱。
最先倒霉的是张丙的大弟弟。1960年《票据法》一修改完毕，大弟弟的债权人摸不清新《票据法》的行情，担心夜长梦多，纷纷拿着大弟弟开的支票提前去银行兑现，这就像银行挤兑一样，如果细水长流，大弟弟还还得上，可是一下子蜂拥而至，大弟弟的现金不够了，立即发生了退票。
那道嘎嘎作响的机器自动启动：不需要债权人去告，银行内的票据交换所自动把大弟弟被退票、退票的张数等信息上报给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把大弟弟投入了监狱，服刑1年8个月。
大弟弟的债务又连环影响到了张丙。他为大弟弟的债务背书（担保）了400余万元新台币，既然债务人破产，债务自然转移到了担保人张丙身上。与此同时，其父亲的债务还剩下500余万元新台币，两债相加，张丙大约背上了1000万元新台币的债务。
张丙的资产尚有1300万元新台币，还债尚还得起。不过，他的现金流却出了问题。要还债，必须等出卖资产后才能还，需要时间。他最怕的是债权人也集体拿着支票去挤兑，那非把他也送进监狱不可。
但张丙也有办法，为了争取时间，他宣布破产，并迅速和债权人达成协议，债权人保证给他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资产，张丙一分钱也不会少给债权人。刚刚掀起的波澜又平静了下去。
但这时，一个狡诈的医生却毁了张丙刚刚争取到的结果。
这位医生手里有两张张丙开的10万元的远期支票。他挑选了张丙最没有防备的时机，趁张丙离开台湾去筹措一笔贷款时，拿着两张支票前往银行兑现，由于张丙没有准备充足的现金，两张支票都发生了退票。
那道机器开始嘎嘎作响，但是，还不仅仅是两张——票据交换所因为张丙有了退票，把张丙列入了拒绝往来账户名单，通过报纸登了出来。报纸上的消息起到了放大效果，张丙的债权人一看报纸，以为张丙的信用彻底垮了，连忙一窝蜂前往银行挤兑，立即全遭退票，退票金额加起来达到400万元新台币以上。
上一次挤兑把张丙的弟弟送入了监狱，这次挤兑把张丙也送了进去，并且判刑期限更长：8年6个月，另加罚金刑，由于张丙交不起罚金，改服劳役，再加6个月。张丙不服上诉，改判成4年半（包含罚金劳役半年）。
更重要的是，如果张丙不被抓进监狱，那么在他的努力下，他完全有能力还款，当他被抓进监狱之后，营业停止，现金流断裂，不仅他的家产完全散尽，债权人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这个曾经富裕的家庭败落了，张丙的房屋被拍卖，妻子只好和成年的孩子一起住，另外还有几个上学的孩子因为交不起钱无法继续学业。
张丙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法律，难道就是为了对付他这样无辜的人，以及让更多的人拿不到钱？
票据犯
“票据犯”这个词已经在台湾消失了20多年，以至于岛上的新一代都已经忘记了它的含义，也很难想像，台湾曾经7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所谓的票据犯罪。
在最为严重的时候，台湾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大量的票据罪犯，票据罪成为第一大罪种，这些人只是因为开的支票无法兑现，也就是跳了票，就被判以重刑关入了监狱，有的高达十几年，甚至20年。更有甚者，有的牢房里还关满了像蔡乙这样的“太太团”。
事后，人们把当时的法律当成少有的荒唐事，但在当时，一条荒唐的法律足以让无数个幸福的家庭蒙冤。
上文已经叙述了票据犯的几个例子，但如果要谈论这件事，则必须从票据法设立之初谈起。看一看一个父爱型的政府是如何借关爱百姓为名，却把大量无辜的百姓关入监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