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在戴立宁的生涯中还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除了获得学位之外，在回台湾后，戴立宁又把他的学位论文翻译成中文，“一鱼两吃”，利用这篇论文拿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机会，他一下子跳过了十几年，如同坐火箭般获得了职位上的升迁和“高级公务员”的资格，从而为他进入管理层铺平了道路。
在美国拿到学位的戴立宁并没有马上回国，他用6个月时间不仅修完了9个月（ITP计划为期9个月）的课程，还拿到了一个法学硕士学位，剩下的3个月时间，他忙里抽闲与妻子在美国展开了游历。
直升简任
关于戴立宁的升迁，要从台湾的公务员官等和职等说起。
在台湾，其文官系统（即公务员）分为三个官等和十四个职等，三个官等分别是“委任”、“荐任”和“简任”。如果和武官系统作一个对比的话，委任相当于武官中的尉官，荐任和简任分别相当于校官和将官。职等则以数字一到十四排序。其中一到五职等属于委任，相当于尉官中的少尉、中尉、上尉，只是比武官的级别更多罢了；六到九职等属于荐任；十到十四职等属于简任。
第十四职等的文官在任职时，可以做部委的常务次长，也就是公务员的最高级。公务员独立于政党政治，并不随政权的交替而改变。
另外，各部委的部长不属于公务员，而是属于政务官，入阁，跟随着政权的交替而上台下台，部长入职时会带一副手一并入职，是为政务次长，也属于政务官。
在武官系统中，一个人只需要按资排辈待够时间，在其一生中很可能会升到上校（在大陆为大校），但是如果想升到将官，则需要能力和机遇，能够升上去的寥寥无几。
文官系统也是如此，委任和荐任官还可以通过资历获得升任，但升入简任的则百里无一。比如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他做了一辈子法官最后的官等仍然是荐任。更有甚者，有的文官做了一辈子，进去的时候是五等文官（委任官），退休时还是五等文官，这就是所谓的“五进五出”。
如果要做公务员就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不参加考试，就意味着没有获得公务员任命的资格，而考试也分级别，不同等级的考试授予考生的职等也是不同的。
以戴立宁为例，当初他进入税赋改革委员会时，虽然参加了台湾“财政部”主持的入学考试，但由于没有参加公务员考试，仍然无法获得任命。第二年年初他不得不参加公务员七职等考试，并获得了普通行政组的第一名，这才具有了担任公务员的资格。
所谓七职等考试，是指考试通过的学生已经跨过了前面的六个职等，直接被授予第七职等，并获得了荐任官的资格。
自然，台湾也有在未获得资格的情况下就担任公务员的特殊情况，比如下文将提到的马英九。
戴立宁入职“财政部”后，第一个职务是助理稽核员，对应的只是“委任或荐任”，也就是说，这个职务可以由委任官担任，也可以由荐任官担任，相比于他考的七职等考试，实际上是把他降职使用了。
国民党政府是出了名的“老年政府”，一个文官如果想熬到简任，除了机遇之外，还需要相当的年限，对于戴立宁这样的新人来说，也许他到皓首白发之时才能获得简任的资格。
但是，随着那些“党国大佬”们的老去，他们的后代也需要当官，难道要这些“太子党”也这么熬资历？“党国大佬”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一步登天，于是，就有了一个“后门考试”，这就是受人诟病的“甲等特考”。
所谓甲等特考，最特别之处是：一旦考生考取，就可以越过前面的委任和荐任，直升简任第十职等，相当于没有当一天小兵就直接升任少将。另外在考试方法上，甲等特考也充分照顾考生的水平，不举行笔试（1986年开始加入笔试），分两试，第一试要求考生交一份“发明着作”进行审查，也就是一篇文章；第二试则进行口试。前一部分分数占比60%，后一部分分数占比40%。
1968年台湾地区开始第一次甲等特考，最初几次引起的争议还相对较少，但越往后，人们越发觉得这是对“太子党”们的照顾，是对考试制度的亵渎、对文官制度的破坏，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不满。到1994年，甲等特考因为有违公平竞争原则而被正式废除。
现今台湾的许多高官就是甲等特考出身，现任“总统”马英九就是。198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的马英九回到台湾担任蒋经国的秘书，但此时，由于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他并不具有担任公务员的资格，因此，后来他的政敌时常指责他曾经在5年的时间里担任“黑官”。1986年，马英九通过了甲等特考，不仅拿到了公务员资格，还“坐火箭”成为了简任。
根据林嘉诚《政府改造与考选创新》的统计，从1968～1988年一共举办过10次甲等特考，一共录取了503人，在戴立宁参加考试的1976年一共录取了21人。戴立宁所属的是财税人员法制组。
虽然甲等特考是为权贵子弟设计的，并且大部分的名额是针对着人头压下来的，也就是说，为了让某个特定的人升官而专门申请一个甲等特考的名额，到时录取的也一定是他。但是，仍然有部分名额是因为部门需要而设定的。1976年举行的是第四次甲等特考，当时台湾“财政部”正好需要一个精通财税和法制的人员，申请了一个特考名额。戴立宁将自己的哈佛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翻译成中文提交了上去，并被录取了。
由于通过考试获得了简任资格，之后不管他当司长，还是证管会主委，乃至台湾地区“财政部”次长，都不再有资格上的问题。
这次的考中让他跳过了十几年，坐火箭般将同龄同等资历的人甩在了后面。
回忆起哈佛大学的经历时，戴立宁总是强调是李国鼎给了他去哈佛学习的机会，去哈佛学习又给了他参加甲等特考的敲门砖。
1976年，李国鼎离任，之后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应用科技研究小组召集人。在部长任上，由于事务性工作过多，他没有时间进行思考，等退职担任闲差后，反而有了较多的空闲时间。从开始推动出口加工，到后来策划科学园区，李国鼎成为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为以后台湾地区的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被人们称为“台湾科技之父”，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蒋经国上位后，又亲邀他出山，请他担任“行政院”院长，被拒绝后，请他在1988年担任了“总统府”资政。
戴立宁一生恃才傲物，即便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或者他曾经帮助过的人，最多也只表现出友善，但绝不提感恩。只是对于李国鼎，戴立宁称他为“自己唯一感激的人”。李国鼎的一个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
不过，从另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戴立宁“不知感恩”的性格。回到“财政部”后的他曾经和其他几个人帮助李国鼎把他的文章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经常与李国鼎在非上班时间见面。李国鼎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讨论之余，会将几位年轻人拉去参加教会活动。戴立宁在参加过一次之后，就找借口溜号了。
2002年开始，以李国鼎命名的两岸经济论坛开始在两岸的南京和台北轮流举办——李国鼎毕业于中央大学，也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大陆的论坛往往由南京大学承办。2004年，戴立宁因为到大陆任职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在台湾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声称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当此事在台湾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处于风暴眼的戴立宁却在南京参加李国鼎论坛。
一生的伴侣
1968年，还在土地银行工作的戴立宁突然接到了他弟弟戴立安的电话，约他见面。
在生活中，戴立宁和弟弟并不算亲近。相比起哥哥读书和工作的顺利，戴立安的事业起步得稍显艰难。戴立宁是在考上研究生之后才去服兵役的，戴立安却因为考大学失败，早早地服完了兵役，回来后，他再次参加考试，被国立艺专（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录取。这时的戴立安年龄已经偏大了，不过之后戴立安成为台湾有名的摄影师。
给哥哥打电话时，戴立安正和本校的一位女同学走得很近。当戴立宁前去赴约时，弟弟除了带来了女同学，还把女同学的姐姐也带来了。通过介绍，他得知对方叫陈恒光，比他小8岁。陈恒光出生于1946年的光复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台湾，这一天也就成了台湾的光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