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可以和周围的其他经济体，如菲律宾进行比较。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没有从进口替代过渡到出口扩张，也就是始终以满足内需为主，但内需的市场毕竟有限，这或许是造成后来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引领台湾经济进入出口扩张阶段的是税赋改革和汇率改革。之前，台湾为了防止外汇出逃和保护本地产业，采取了复式汇率制度，对于不同的进出口商品实行不同的汇率，产生了限制某些商品进口与鼓励某些商品出口的效果。具体的做法就是根据使用外汇的目的，让商户除了用钱来换外汇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种不同比例的票证——“结汇证”，如果缺少该票证，就无法结汇。这种制度就像大陆的粮票一样是短缺时代的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积重难返，而结汇证制度比粮票制度还复杂，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汇率问题，阻碍对外贸易的开展。
1958年，台湾政府开始统一汇率的改革，实施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经过几个阶段，在1961年统一了汇率。之后台湾的出口扩张政策主要靠出口退税来实行。
经过外汇改革和外贸扩张，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1966～1970年间分别为8.9%、10.7%、9.1%、8.9%、11.3%。
然而，这时另一个问题又凸显了出来，那就是税收。
李国鼎的税赋改革
1969年6月25日，有“台湾科技之父”之称的李国鼎从台湾“经济部”部长转任“财政部”部长。
在台湾经济史上，尹仲容作为“台湾经济之父”被人铭记，但除了尹仲容之外，另一个人物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他就是李国鼎。如果说，尹仲容为台湾经济设计了制度基础，由此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经济起飞，那么李国鼎则在80年代之后，促成了台湾经济的另一次大发展，把生产塑料、水泥和小工业品的台湾变成了全世界的电子制造基地。
李国鼎转任“财政部”部长伊始，就发现政府的税收成了问题。简单一句话，就是政府财政收入不足。轻工业快速发展，要求基础设施也要快速改善，但政府的税收满足不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另外，公务人员的待遇偏低，也需要财政加大投入。
至于税负结构，由于所得税比例偏低，导致税收的弹性不大，也急需进行结构调整。
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财政部”部长李国鼎不知道拿“经济部”部长的李国鼎怎么办。在任“财政部”部长之前，李国鼎担任台湾的“经济部”部长，负责具体经济产业的管理。为了鼓励各种产业发展，担任“经济部”部长的李国鼎常常要求“财政部”对于某些特定的行业进行减税，这些公文送到“财政部”后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李国鼎就从“经济部”调任到“财政部”。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初期，他处理的公文恰好是自己在“经济部”部长任上送来的，并且全都要求减税。但随着职务的改变，作为“财政部”部长，他了解到财政的拮据，首要的任务恰恰是增加税收。两者之间的矛盾让他感到尴尬。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李国鼎组织了台湾的第一次税赋改革。他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行政院”税赋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此事，并请来了当时身在美国的着名经济学家刘大中担任主任委员，领导改革。委员会内其余的成员涵盖了政经各界的要人，以及着名的学者，可见当时政府的重视。
刘大中，康奈尔大学博士，抗战后曾经任教于清华大学，但因为形势所迫，空有一腔热血却使不上力气，1948年郁郁回到美国，后来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在美国，刘大中时刻关注着大陆的经济，在1965年与人合作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此书成了西方经济学家讨论中国大陆经济的参考书。但当时的大陆正处于“文革”前期，他能做的只是默默从远方观察着，却无法报效。
但在海峡的另一岸，刘大中却受到了重视。1960年刘大中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8年的税赋改革委员会更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
恰在这时，年轻的戴立宁也因为税赋改革委员会而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年轻人与年长的经济学家自此有了交集。
1969年，刘大中认为如果仅仅是进行税率调整，意义不大，经济问题出在了基本面上，如果要进行税赋改革，必须从法律层面上进行修改，这牵扯到起草新的税法以调整税负结构。在操作层面上，他希望招收一批新人专门进行培训，这批新人就是他实施赋税改革的基本队伍。具体来说，就是要面向社会招20名财税、财经、金融方面的青年进行法律训练，再招10名法律研究所毕业的青年进行财经训练，以这30个年轻人为骨干，再配置一些行政人员共同组成稽核组，对税率进行核算，同时对逃税的企业进行稽核。
那时在土地银行工作的戴立宁恰好从同事处得知了此事，于是决定参加委员会的招生考试。由于银行不同意给他保留职位，他正式辞去了银行的职务。
1969年11月19日，戴立宁考试合格，成为了“财政部”下属的助理稽核专员并接受了培训。
与大陆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类似，台湾有着更加完善的公职人员考试体系。如果一个人要担任公职，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没有参加过考试或者考试不及格的，不具有担任公职的资格，就算是短期内能够担任公务员，也只能算黑官，到头来还要重新考试以获得正式的资格。
在土地银行时戴立宁虽然自称公务员，但当时的他只相当于大陆的国有企业员工，不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至于税赋改革委员会的考试，则属于特别招生，并不纳入公务员考试体系之中。
因此，如果戴立宁想担任公职，还必须回头去参加公务员考试。1970年，戴立宁又急急忙忙参加了当年的公务员七职等考试，获得了普通行政组第一名，才拿到了担任公务员的资格。
由于刘大中向当时的“老总统”蒋介石据理力争，这30位肩负着税改重任的年轻人获得了不菲的待遇，其工资水平甚至比戴立宁在土地银行时还要高，比一般公务员更高了2倍多。
此时的戴立宁已经31岁，经过多年的历练，他的性格已经定型。家庭条件优裕、对金钱淡泊、成绩出众以及时不时冒出的理想主义倾向，让他成为了一个试图有所作为、且对权威缺乏敬重感的人。在培训结业典礼上，与当时的“王储”、“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的对话恰好反映了他的性格。
培训结业时，由于刘大中的影响力以及上层的重视，众人已经知道蒋经国将前来与结业人员一起吃饭。当时的台湾仍然处于戒严时期，在法律上仍然有刑法第100条（内乱罪）的存在。所谓刑法第100条，指的是“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前项之预备犯，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条款中的“意图”二字，使得人们即便想一想，或者谈论一下，都有可能被定罪，被人们戏称为“思想叛乱罪”。
正是由于这样的恶法存在，当时的人们仍然事事小心，不敢放言。
蒋经国的“继承人”地位那时已经确定。这位性格严厉的人物一直是众人敬畏的对象，以至于在他的面前谁都感到畏手畏脚不自在。
但是，吃饭时，蒋经国言辞恳切，称由于大家都是新进入行政系统，没有沾染上公务员的毛病，所以他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
在场的人都表现得战战兢兢，不敢说话，场面显得冷淡压抑。班主任张则尧教授怕冷了场，示意戴立宁站起来说几句。
谁都以为这只是一次走过场，但戴立宁却一发不可收拾，连讲了40分钟。他谈到自己在外国公司工作过，与那儿相比，政府的行政体系则显得人浮于事，不注重人才，他一一列举了人事部门的劣行：如何打压职等、如何刁难任命……那一刻他仿佛苏秦张仪附体、司马相如再生，却把周围的人都吓得不轻。
但是，戴立宁讲完，蒋经国笑了。他淡淡地说了句年轻人对现实有些不满也正常，并举例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打了条红领带，受到了父亲的训斥，在众人紧张的笑声中将场面圆了过去。
戴立宁自以为是在为民请命，但事后刘大中大发雷霆，班主任张则尧教授胆战心惊。刘大中感到委屈十足，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青年们争取到了最好的待遇，却被学生在关键场合告了“御状”，有苦说不出。张则尧则后悔请戴立宁发言，并要求戴立宁去给刘大中道歉，甚至他的同班同学都认为他应该有所表示。但戴立宁拒绝了，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给他带来伤害，不管是蒋经国还是刘大中，甚至后来的李国鼎，都没有因此找他的麻烦。这次事件奠定了戴立宁一生性格的基调，之后不管是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还是对后来的“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只要戴立宁认为有问题，都会直言不讳，丝毫不顾及情面和自己的前途。
事情的结局让他相信自己做得很正确，毕竟刘大中、李国鼎都是善良的人，而蒋经国也没有怪罪。甚至他的讲话还带来了好的结果，与其他公务员比起来，这30人都更早地拿到了房子（当时，台湾公务员一生中有一次机会以成本价购一套房子）。戴立宁认为之所以这样，或许和自己的讲话是有些关系的，蒋经国背后打过招呼了。只不过当时戴立宁已经离开了稽核组，所以唯一没有拿到房子的就是戴立宁。
这样的直率有人喜欢，但也会伤人，这在后来他的遭遇中将能够看到。
对第一次税赋改革的评价至今仍然存在争议。一般认为，税制改革的确增加了税收收入，并提高了综合所得税的比例；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强化了经济功能。不过批评者认为所得税增幅太大，出现了持续十几年的高增长，从民间抽血过多，而且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工薪阶层，有用穷人补贴富人的嫌疑。
台湾的第一次税改可以和大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作一个比较。两者发生的背景都是在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央政府感觉到手中税收不够用，试图通过改革税制来增加政府收入。
在1994年税改后，大陆制定了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国税大于地税的制度。而个人所得税也成为重要的税种，然而，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也是工薪阶层，同样有穷人补贴富人之嫌。
不同之处在于台湾第一次税改中只有所得税比例增加，至于营业税则拖得较晚。
1970年，刘大中功成身退，回归美国康奈尔大学。税赋改革委员会解散，其人员划归台湾“财政部”。虽然集中的税赋改革告一段落，但财税中始终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为此“财政部”专门成立了税制委员会作为永久性组织，并分出稽核组专门负责税务稽核工作。戴立宁先在稽核组干了两年，到1972年，他申请进入税制委员会任秘书职务，负责税制问题研究。
在税制委员会，戴立宁很快接受了一项新的研究任务，研究税收机构的设置。
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每个县市由税捐稽征所（后改为稽征处）负责征税，光复后为了尽量精简，在县市仍然沿用了稽征处进行征收。稽征处一度由台湾省财政厅负责，后改为县市政府负责、省财政厅监督。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其余的省份都变成了“沦陷区”，所谓的“国家”和“省”所辖的地理范围变成了一样大，于是，小小的台湾岛被加上了三层税赋：“国税、省税、地税”。“国税”属于“财政部”，省税属于台湾省财政厅，而地税属于各县市，但这三种税都由稽征处代收，于是，稽征处在行政隶属和指挥上出现了多重领导。它既要听从县市政府的指挥，又要接受省财政厅的指令。
1967年，台北成立“直辖市”，它的税收又从省里独立出来，使得税制更加复杂。基层的稽征处在多重的领导下已经显出疲态、没有效率。如何借鉴别处的经验改革征税机构？如果由统一的机构征收，如何协调这些税种？如果分别建立三个稽征处分别征收“国、省、地税”，又过于麻烦。到底如何设计基层征税组织，就是戴立宁研究的课题。
经过调研，他写了一篇《税务机构改革刍议》的报告递交了上去。在报告里，他比较了台湾地区与西方各个国家的税制，发现各国的税制多采取两级征税的制度，一是国税，一是地税，这一点与目前中国大陆所采取的制度颇为一致。为此，他设立了一个打分体系，把三种税收分开征收、部分合并征收与完全合并征收，一共列出了十种情况分别进行打分，根据分值的高低，提出将省税和国税合并征收、地税单独征收的方法。其中国省税的征收机构沿用以前的税务稽征处，把它改组为地方税务分局，隶属于省税务局，再直属“财政部”；而地方税则由县市的财政科另设一个股或者专人来征收。这种方式简化了现有的流程，又考虑了群众的便利。这份报告是改变他一生的一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