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是50年代名媛贵妇们的“制服”，政权刚建立，意识形态的控制还不是很紧，在审美上还略为宽松，所以旗袍还可以招摇露面，当时的旗袍有如后来的“小黑裙”一样风行，周恩来与夫人的银婚庆典上，周夫人穿的就是旗袍。不过那时的旗袍已如堕入凡间的天使，风情不再：色调简单、腰身宽松、极少使和刺绣、镶滚等装饰。当时百搭的单品是白衬衫，配红领巾是年轻女学生们的经典形象。此外针织开衫也是百搭单品，当时盛行舞会，去参加Party时，穿旗袍搭针织开衫，算是“最佳作装”了。那时的开衫也非常简单，短款、色调单一。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从未有过政府号召大家穿某种衣服的先例，50年代，政府号召“人人穿花衣裳”，政府的审美当然与政治挂钩：其时正值一大批苏联花布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这六十年来，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审美，时尚是政治的“症候”，时装的款式与色调多元化的程度，与政治开放的程度成正比。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青年们的形象也是“青春”、“充满了力量”的：格子布半裙、背带裤、背带裙、中性化的列宁装——双排钮、束腰带、大驳领开始流行，性别意识被弱化，从此，中国时尚走向男性化与灰色……
半世纪的时光流过，近十年来，中国时尚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与五十年代又开召呼应起来：《花样年华》上映后，引起新的一轮旗袍热；“爱国货”成为民间口号，年轻人们掀起对老国货的“复古”热潮：“梅花”运动服、海魂衫、“回力鞋”、“友谊”面霜……连Celine都要与老牌的“飞跃”鞋合作，推出“太极”球鞋，命名为“Feiyue Celine”，陆续推出了四十多个品种。
风水轮流转，国际时尚是这样，中国时尚虽然转得慢了一些，但也正在努力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趋向审美上的真正潮流，如今“人人穿花衣裳”无关风云，只关风月。
中国时装的衰落与色码系统
中华帝国在时装上的衰落与颜色系统有何关系？客观分析会认为它的衰落与中华文华的衰落有关，与国力的衰弱有关，与闭关锁国有关。这些都是对的。但这就是全部吗？不，这些都只是时装外部的社会原因。
从时装内部来说，也有许多原因，至少在我看来，与颜色系统的消失就有关系。纺织技术、染色技术，款式……这些决定时装本身的存亡，颜色系统作为时装本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时装的影响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金成熺在《染作江南春水色》一书中探索了中国古代的“五原色”，“先秦时代，产生了中国独特的五色与间色的色彩区分思想……西汉时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阐发阴阳五行说，并将五色与五方、五时等组合联系，运用于衣色制度的色彩搭配，构成了区分贵贱的服色标志。”在五行中，木火金水主管的是春夏秋冬与东南西北四方，土居中央。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盛于黄，代表土德的黄色象征了皇帝，这就是皇家颜色是黄色的原因。五色、五时、五方的对应是：木/青/春/东；火/赤/夏/南；土/黄/孟夏/中央；金/白/秋/西；水/黑/冬/北。五色与五行也样，也是相生相克。相生相克便带来了许多间色，比如木克土，则青黄合为绿；金克木，则青白合为碧；火克金，则赤白为红；水克火，则黑赤合为紫；土克水，则黄黑合为骝。
青赤黑白色则为正色，也就是中国的“五原色”。
中国传统认为，穿衣要穿正色，间色比如紫是认为不入流的，低贱的，如《论语》言“恶紫之夺朱也”。《韩非子》云：“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五素不得一紫。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甚。”关于贬斥紫衣的故事，历史上很多。不止一次作为禁色。这种将颜色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分为三六九等，也是造成中国色彩系统式微的原因之一，我认为。
颜色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色名的结构系统。这套系统非常人文化、让人诗意地联想，但绝对不够科学。比如《扬州画舫录》中，紫绿色叫“枯灰”，白绿色叫“余白”，浅红白色叫“出炉银”，浅黄白色叫“密合”，青白色叫“虾青”，深青叫“佛头青”。再如《红楼梦》中，“月白”今人理解为月亮一样的白色，实事上却是青蓝色。东方哲学是形象的、东方的颜色命名也是形象的，都很诗意，但是，这种“原始思维”的命名方式，却不利于体系的更新与传播，所以中国哲学在世界上严格地说不被承认，中国的颜色体系也很难自我继续与普及，更不用说“全球化”了。全球文化的发展是往科学与直接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诗意也迂回的方向发展，颜色命名体系的诗意化，正是它式微的主要原因，我认为。
《染作江南春水色》一书中，个案地分析了“褐”的消失。它是一种间色，但在学界存在关于过个定论的争议。褐在诗经中指的是最低等的布衣，“无衣无褐，可以卒岁。”郑玄认为“褐，毛布也”。到了中世纪之后，褐指的是“短衣”。比如“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梦亦寒曾是我的笔名）。在染色上，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说》中，“荷叶煮布为褐。”《多能鄙事》中，“生纱以皂斗子铁铫内煮褐色。”都指的是如何让衣料染成褐色的方法。“褐”作为一种颜色，在元代出现，清代时却很少见到这种色码，今天则将它叫作茶色，以及相近的颜色，很叫叫褐了。我认为究其原因，是这“褐”这种命名方式过于诗意、模糊（诗意与模糊一直是对等的）、不科学，亦名词亦形容词，所以它最终会消失掉。
褐色的消失只是一个个案，正是一个个这样的个案构成了中国颜色系统的衰落，今天中国虽然有2500多种色名，但国际时装惯例并不使用中国的系统，大家直接就“粉红”“浅绿”等直接而抽象地使用那些从三原色派生出来的色相环。中国色码系统的衰落，肯定会影响到中国时装。数百年来中国时装再没有大面积地影响过国际时尚，这其中，就有色码系统的原因。
我美容，故我在
梦亦非先生绝不是要与老友笛卡尔先生较劲，硬要把他那句红遍古今中外的至理名言“我思故我在”给改成“我美容，故我在”。盖他老先生言的是哲学问题，而梦亦非先生谈的是面子问题，两者之间的距离好比从北京到伦敦一样遥远。
闲话休讲，言归正题。话说公元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巴，梦亦非先生这等老派人士终于见识了新派男士美容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爆炸。梦亦非先生有天给老朋友李步清先生打电话，他老人家在电话那头吱吱唔唔，象含了口水，又像牙齿痛，说：“我正在做面膜，说话不方便。”顿时吓梦亦非先生一跳，像挨了颗原子弹。真是稀奇得很，他老人家已经四十出头，平时精神正常得病态，现在怎么学着女人样“面膜”起来了？好吧，面膜就面膜，我倒看他面膜出什么效果出来？
下回在艺术沙龙上见到李步清先生，他老人家恍若换了张脸，平时搭拉着的眼袋没有了，松驰干燥的脸部皮肤变得光滑紧凑，差点被划到了小白脸的专政位子上去。这又让梦亦非先生挨了颗原子弹。“这就是面膜的效果吗？”梦亦非先生问。“此言差矣，面膜、刮脸、紧肤，全套上。”李步清先生面无愧色。真是一番河水一番鱼呀，风水转到今天，男人的脸也成了永不竣工的工程。
这还没完，李步清先生正在找合适的美容院，打算把下巴在弄的圆一点，他嫌那下巴太尖，看起来有点奸臣相。
但是，为什么他老人家会为面子费熬苦心？以前睡醒来抓起毛巾擦一把脸就完事，比猫洗脸还快，睡前是万万不会再洗一遍的。而现在搞整自己的脸面成了头等大事。到底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旧貌换新颜。在梦亦非先生的威逼利诱之下，他老人家终于从实招来。他阁下的夫人比他小十岁，整天大把大把地把钱往美容院里打水漂，于是乎，今年二十明年十八，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就是他阁下的女儿。有几次夫人差点一脚就把他阁下一脚踢出局，另找个小白脸，虽然对男人来说色相不是最重要的，但没色相却万万不能。他老人家痛定思痛，决定也去美容一把。
谁知这一去他老人家也挨了颗原子弹：男人美容已成风尚矣！君不见美容院纷纷设立了男宾部，护肤、足疗、刮痧、保健按摩、刮脸、干洗、美白淡斑、轮廓修饰、面膜、紧肤……
听他老人家这一宣传，梦亦非先生赶紧没命地跑回家，没命地找时尚人士咨询，乖乖不得了，早在几年前，在东京的高档百货公司里，坐在各大国际化妆品公司化妆镜前的不仅仅只是女人，越来越多的男士开始用棉球和紧肤水武装自己。而近年来韩国失业人口逐渐增加，韩国中年男性为了让外表看起来年轻一点、避免提早退休，于是掀起了一股“整容热潮”。
当然，如今的男士美容是出于危机意识，不管是婚姻危机还是工作危机，除了治本之外，面子这个“标”还得抓起来，标本皆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回男性的女性化不同于法国路易十五时代，那时男人时髦穿女装，香粉假发、花边绉领、耳环钻饰、羽帽彩履，凡是女人喜欢穿戴的东西，男人便引为时髦。无怪乎后人评价此种怪癖为“法兰西畸形”。今天的大老爷们是没得办法呀，不女性化就要出局。象NBA篮板王罗德曼那样涂着眼影、染着指甲油招摇过市的随心所欲扮酷毕竟是少数。
再下回见到李步清先生时，他老人家下巴变圆了，奸臣相没了，又把梦亦非先生炸了第三回的原子弹是：从不与老公同行的李夫人正作小鸟依人状紧贴在他阁下臂弯里。
看来还是美容好哪，美容的男人都是好孩子，而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无怪乎在通往美容的路上，那么多生怕出局的男士们在一路狂奔！
盗版时尚
LV一定不会想到，它的提包意大利变成了XL：意大利许多地方都有假货出卖，摊档上卖的假LV提包设计得与LV一模一样，除了暗花的字母变成XL之外。当然，你提着它走在大街上招摇地走过，普通的眼睛压根儿看不出那是盗版的LV。
而让美国版权人士们愤怒的是，电视剧《越狱》，在中国也遭到了盗版。只有香港一家电视台购买了档期晚半年的播出权之外，大陆没有引进过，但是，中国的网友们从网络上盗版，并配上越来越准确的汉语字幕。这些免费翻译的盗版高手们形成了个“越狱帮”。
——都与中国人有关，因为欧洲售出的盗版时尚产品，“百分之百产自中国。”
时尚产品的盗版不过是最表象的盗版，其深层的实质，是价值标准的盗版。时尚引领国比如欧美为向时尚追潮国比如中国输出它的时尚产品，前提是先输出它的价值标准，因为文化、时尚都建立在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先是价值标准被追潮国所接受，文化与产品才会被接受。
这种接受用“东方主义”的观点来说，即是“他者的目光”。时尚引领国用时尚的眼光去看追潮国，久而久之，追潮国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潜移默化地持的是引领国的标准，也即“他者目光”的“自身化”。自已的价值标准因此而失落，取而代之的是引领国的标准。当这种标准在两者之间默契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引领国的产品在追潮国就会畅行无阴。
那么，为何要有盗版呢？
当引领国的价值标准延伸向追潮国的时候，必然同时或稍后输出它的产品，按商业规则，追潮国必然购买引领国的产品以实现“标准的接受”，双方因此而沟通、完成一个循环。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追潮国往往因为经济、时延等原因，虽然接受了引领国的价值标准，却不接受它的产品，这就形成了“短路”。追潮国为解决这个短路问题，便出现了盗版：用假的产品去达到使用真产才品得获价值满足感。但在引领国，这个短路问题并没有解决，仍然处于缺失状态：盗版产品虽然是对自己所输出价值标准的实现，但是，这个“实现”所暴发出来的经济能量没有返回到自己这一边，等于自己白白输出了价值标准，白白为追潮国免费提供了时尚经济的“核反应堆”。
“价值满足感”成为一个关键点，你使用正版能获得它，如果你没有为此而支付的经济能力或基于时间的滞后，你使用盗版，同样能获得它，虽然盗版的获得中快感强度要弱一些，但这没关系，已让你不会被抛弃在时尚生活的后面。
所以不管在文化还是时尚领域，产品的盗版是价值标准盗版的表面现象，价值标准与产品的盗版同时完成的时候，看起来追潮国的生活与引领国的生活一模一样，所以本质是：是追潮国对引领国生活的盗版。
而一个盗版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只有消费性没有创造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