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韩非的法治思想在总体上是不足为取的，而且这种法治理论也存在很多的问题。韩非过分强调人性自私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性中存在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些无私的一方面，他片面地曲解了人性。所以，导致了他对“赏罚”的迷信，他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去做深入、深刻地了解，甚至对人的自尊心和人性的尊严都没有最基本的认识，他坚持了荀卿的“性恶论”，不知道人也存在着高贵的品质。
韩非及所有法家人物处处都为君主着想，他们的思想都是为君主专制的统治者服务的，尽管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曾受到过某个君主的重视，但始终没有独霸天下，而逐渐与儒家结合。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1.韩非的重刑思想与人民大众所能承受的忍耐力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引起人民大众激烈的不满。韩非提倡以重刑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但他并没有想到民众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其结果将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反抗和叛乱的造反行为。当然这也可能与韩非过高估计统治者的力量，而忽视人民的力量有关。
2.韩非过分强调君主与大臣和贵族的对立关系，而忽视了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韩非用了很多篇幅来说明臣子弑君夺权的事情，如“若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可以说韩非是费尽心思维护君王的利益，时时刻刻为君主着想，但是，君主与臣子之间和谐共处才能使国家的政权稳定。君主统治国家也要依靠贵族阶层的辅佐，不可能与之脱离，没有大臣以及贵族的辅助，君主是寸步难行的，然而韩非的思想割裂了君主与贵族大臣之间的关系，他只看到了大臣和贵族对君主不利的一面。
3.韩非的法治思想有急功近利的特点，这与统治阶级的立场相吻合。韩非主张奖励耕战，重刑少赏，从而实现国家富强，达到国家统一。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对百姓安抚的措施，但韩非的主张往往过于激烈，而会损害到人民的利益，甚至可能会引起人民大众的不满。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韩非的立场始终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所以，他的思想会失去民众。
通过这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的思想都是存在一定缺陷的。社会要稳定发展，需要有一个法律来维护秩序，然而这个法律一定要立足根本，要从实际出发。说韩非的思想失民众，并不是说这种法治就是糟粕。他所提出的积极的历史进化论、法制思想逻辑辨证方法等等，都是他学说中不可磨灭的闪光点，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代表了一种进步观点。而这些闪光点中最为耀眼的，还是他的法治学说本身，也就是“以法为治”。韩非所理解的法，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封建落后时代，尤其他在法治的实施过程中，提倡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很趋向于现代社会的法。韩非的思想，是法治不断演进、不断完善的必经之路，所以说韩非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五、必死无疑的法家鼻祖
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和最终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韩非的死，有多种解释。
第一，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
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与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韩非天生口吃，不善言论，但文章写得很好，这是李斯嫉妒他的地方。当时的韩国政治环境很差，韩非曾上书韩王力荐实行变法，但韩王并不赏识他，抑郁不得志的韩非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当他的书传到秦国后，秦王却非常欣赏韩非的才能，于是下令攻打韩国，只求得到韩非。
第二，韩非死于秦王之手。
韩非之死，多数人都归罪于李斯。李斯的卑劣行径纵然难辞其咎，但直接导致韩非冤死的则是秦王嬴政。李斯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肯定不会帮助秦国，这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因为“郑国间谍”的事件，秦王曾下令把全国的外国人都驱逐出去，李斯也在列，只是由于他写了《谏逐客令书》，力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秦王看了十分欣赏李斯的才能，才撤销了“逐客令”，由此可见，秦王的大度胸怀。再者，嬴政也该知道庞涓与孙膑的悲剧，他绝对能看出李斯的私心。所以经过一番选择，最终韩非成了牺牲品。韩非一生中惟一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就是他的学说和思想被秦王采纳，由此创造了一个帝国，开启了一个时代，并一直影响着后世。
韩非是被赐毒酒而死的，死时大约只有四五十岁。韩非的这种中道夭折，很难说与变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尽管他主观上已做好了为变法献身的准备。
韩非身为韩国人，客死在秦国，而且死于秦的原因不是因为嫉恨，而是因为受到了秦王的欣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是韩王的悲哀。韩非身为韩国人，对韩王的忠心是日月可鉴的，可是对于韩非的赤胆忠心，韩王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反而是秦王发现了韩非的才能，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拍案叫绝，长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为此甚至不惜动用兵力围攻韩国，只为得到一个韩非。秦王视韩非为难得的人才而欲委以重任，但他没有想到韩非作为韩国的“诸公子”，他的思想、他的气节都不允许他为秦所用。就像商鞅一样，他是卫国的庶孽公子，对秦国忠心耿耿，却难免五马分尸的结局。
但是当时毕竟是个特殊的时代，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希望抓住机会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的人很多，“楚材晋用”的局面也就毫不奇怪了。不过秦王的确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有一部分人怀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有的人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在乎身在何处；有的人执着于情感，甚至不计较利害的得失。秦王忘了一点，那些不生于秦却为秦效犬马之力的大臣，都是自投其门的，但韩非的情形可就不同了。当秦国进攻韩国的时候，韩王在知道秦王的真实意图后，他决定派韩非出使秦国。这个让秦王不惜动用兵力挖来，之后又被韩国抛弃的韩非，在秦国呈上的惟一一篇奏折，却是一篇《存韩》。当然，他还没有迂腐到公然与秦对抗、公开为韩国说话的地步，而是建议秦国把想攻打的对象由韩国改成了赵国，曲线救国。但此时的秦王已经意识到，韩非作为韩国人，终究只会为韩国着想而不会为秦国效力，此乃人之常情，所以他对韩非一直存有疑心。但是，韩非确实是一个人才，如果把他再放回韩国无疑将是放虎归山，这也是秦王所忧虑的事情。
韩非的死也不完全是被秦王所害。秦王素以招揽贤才著称，他不会因为李斯的一点谗言而杀掉韩非。
第三，韩非自身的原因。
回过来想一下，韩非做的是有些过火，至少给秦王的感受是这样的，若不是他身在秦心在韩，李斯的谗言又能起多大作用？归根到底，韩非是为韩国而死的。李斯的话并没有说错，秦王也能体会韩非的心情，但是秦王想要的是一统天下，他不会为了一个韩非而放弃更多的东西，所以为了秦国大业，秦王不得不忍痛割爱。韩非身在秦国，却上书了一篇《存韩》，并因此而受到谗害，如果不能拿迂腐来评价韩非的话，那只能说他的气节和他对韩国的衷心。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秦国的统一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向，秦国之后有一系列彻底而成功的变法，秦朝的许多举措就是以韩非理论为背景依据的。秦王对韩非的才华十分赏识，可以称得上志同道合。从当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来看，只有在秦国韩非的才能才会得到赏识，然而，我们只能说是韩非放弃了自己的性命。
韩非是不是识时务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不能用片面的观点来掩盖他对韩国的衷心和他坚贞不屈的性格，但是韩非空有了先进的认识，却不能把它付诸实现，留下一个爱国的问题让后人说不尽、道不清。人终究是人，不是概念，人有血、有肉、有情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让韩非在秦国实现自己的法治理想，带领秦兵来屠戮韩国的国民，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毕竟是出生于韩国的公子，韩非在秦上书《存韩》，似乎既不契合他的理论，也不适合他的处境，但却非常符合他维护韩国的本能，符合一个性情之人的做法。比起那些见风使舵、变节苟生的所谓“识时务者”，韩非这样的不识时务者则更令人敬重，但也正是这种不识时务造成了韩非的冤案。韩非是一个极其理性、冷静甚至有些木讷的人，他的理论非常成功，但却难以实现。虽然他把自己成熟的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却不能自己亲身去实践，所以秦王不得不为自己着想，杀掉韩非。
韩非自己也认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看来他并不是没有先见，他对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残酷与黑暗非常明了。他之所以这样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完全是因为求真的意志驱使着他放下自己的安危，将真理奉献给国家，把韩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尽管韩王对他那样冷漠无情，但韩非对于祖国的感情还是没有改变，如果要他呈现计策帮秦国去攻打韩国，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样看来，他并不像李斯一样趋炎附势的厚颜无耻之徒，李斯这种人根本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只要有人赏识他，他会随时准备为之效力，而从来不考虑什么正义感和自尊心。但是，一些君主还是很喜欢这种比较听话的奴才的，因为这种人容易驱使，容易驾驭。所以比较韩非和李斯两人，纵然韩非忠心耿耿，但也改变不了他最终被杀害的命运，他的死是绝对的冤案，这种结果不在于秦王的立场，也不在于李斯的谗言，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对于韩非来说，纠缠在他心中的是真理的诱惑，是后人的质问与责难。权力意志本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推行彻底的法治，就必须拥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但是主张君主拥有一切权力、不受任何制约，这就为君主无限纵欲权力准备了逻辑前提，也在行为模式上提供了行动条件。既然已经挑破了这层薄薄的遮羞布，任何邪恶无耻的结论就会呼之欲出，不可阻遏了。
说到底，韩非终究是性情之人，而不是在特定背景中产生出的极端理论的化身。如此来说，对韩非冤死将会是一个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