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的作品主要是肖像画和风景、静物画。肖像画《吸烟者》、《花匠瓦勒的肖像》等等，而风景、静物画有《苹果与橘子》等。据说他的大部分花卉是用人造花卉写生而成的，这大概也是由于鲜花易枯萎，不能适应他长期描绘的要求吧。
《苹果与橘子》是塞尚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幅静物画，这幅画从1900年开始绘制，直到1905年才完成，共花去了五年的时间，这是塞尚执著探讨物体的“深度”与“体积”的一个生动例证。在这幅画中，塞尚以色彩斑斓的花布为背景，或散置或成盘共画了二十多个苹果和橘子。我们可以想象，在画家作画的漫长时间里，供他描画的这些易于腐烂的水果不知坏了多少，而画家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那五年里，画家每吃一个苹果或橘子都要仔细凝视的情景。
画面上的花布与水果初看似乎漫不经心或者有些杂乱无章，但仔细地观察便会发现，其实画面上的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用心安排的，背景上的花布制造了一种层叠而褶皱的空间，并且它细腻而柔软的质感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再加上光的颤动，物体的质感和体积感被更加明显地突出了起来：红、黄色的水果，白色的果盘在暗褐色的背景中显得更加鲜艳动人。
在画面的正中心，刚好放置了一个最好的苹果，它是这幅画构图的中心，围绕着它，看似零乱的水果通过桌布联结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是观赏者视线的焦点之处，使整个画面有了一种稳定感。画中其他各个物体也都显得非常结实厚重，沉甸甸的，有着似乎很实在的质感，仿佛触手可及。
这一幅画中的所有物体都相互关联，每一个物体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个要素，在构图上多一个或少一个水果都会影响整体的艺术效果，在用色上，多一笔少一笔也不好，画家正是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每一笔，才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杰作，这也难怪要花去这位艺术家五年的时间了。
塞尚的另一幅名作《缢死者之屋》是一幅风景画，画面以准确的色调把印象派的光和严格的形体结合了起来。他曾经说过：“当颜色到达丰富之时，形已到达了饱和。”这幅画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他这种构图的方法便是二十世纪艺术的起点。
十五、美在中西之间——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
傅雷先生是精通西方艺术的，但他在对中西方艺术的了解与比较中，也开始喜欢上了中国画，在《傅雷家书》中，他曾自述他“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从傅雷的文化修养和立身处世的原则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这正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的结果，而在中西方文化的融会中，傅雷似乎更倾心于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虽然有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但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傅雷在给刘抗的信中说，“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
在西方画家中，傅雷之所以倾心于古希腊精神与文艺复兴三大师，正是由于他们符合这些“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在中国画家中，他之所以欣赏黄宾虹的作品，则不仅仅在此，还也在于其来源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特色。
我们希望能通过傅雷先生与黄宾虹的交往，及他对黄宾虹作品的鉴赏，展示傅雷先生在中国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以及他对待艺术大家的态度。
国画大师黄宾虹与傅雷
在近代国画史上，有所谓“北齐南黄”之称，“北齐”是指齐白石，“南黄”便是指黄宾虹，他们是齐名的国画大师。
黄宾虹是一位早学晚熟的画家，他一生勤奋过人、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绘画艺术。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美专的时候，傅雷即与黄宾虹相识，但此后很少联络。1939年，傅雷偶然见到了黄宾虹的山水册页，十分欣赏，便又开始与黄宾虹联系，探讨艺术。
1944年，在黄宾虹八十大寿的时候，由傅雷发起为他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那时黄宾虹在艺术界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此前也从未举办过个人画展，而这件事竟由不善组织的傅雷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办成了，不能不说是基于他对艺术的热爱。
傅雷在为此次画展所写的《观画答客问》中对黄宾虹的画推崇备至，并结合他的画阐发了中国画论，其中许多论点与黄宾虹相契合，被他引为知己，两人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1955年黄宾虹在杭州病逝，据说在他逝世前，还常常向身边的朋友提起傅雷。他们之间的交往实在可称为艺苑文坛的一段佳话。
国画大师黄宾虹1865年出生于浙江金华，五岁时开始读书。．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年仅六岁就临摹过一些名家的山水册页，在课余，还兼学篆刻。
黄宾虹曾经在扬州两淮盐运使署做过事，在扬州时期，他受到康有为等人的改良变法思想的影响，积极支持1895年康有万发动的“公车上书”及此后的维新变法，并与谭嗣同结为好友，当“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到他耳畔时，他又惊又怒，写下了悼念谭嗣同的诗句。
1906年，他与陈去病等人在安徽歙县组织了“黄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第二年，他被人告密，被说成是“革命党人”，清政府下令严加追缉。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化装逃到了上海，并从这一年开始在上海定居，从此在上海居住了三十年。
在上海期间，他曾经做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正是在这里，他与傅雷相识。
1937年5月，他从上海移居北平（北京），不久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从此在沦陷区内过着艰苦的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兴奋异常，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这一时期他的作品特别多。
1948年秋，黄宾虹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移居杭州栖霞岭，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955年溘然长逝。
黄宾虹享年九十岁。他一生勤奋，淡泊名利。虽然他学画很早，但成熟得很晚，有人认为他的成熟“当在他七十八岁以后”，而他的成熟，不只体现在他娴熟的技巧上，主要在于他“心中有真山真水”，能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师法造化，从笔墨中出自然之真趣。
傅雷与黄宾虹的交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时候。此后近十年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平，联络很少。1939年，傅雷从黄宾虹的女弟子顾飞那里看到了他的山水册页，十分喜爱，便托顾飞代为索画，同时自己也写信给黄宾虹。从此两人“一见倾心”，互引为知己，他们的友谊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长，直至黄宾虹去世。像他们这样日久而深厚的友谊，在中外艺术史上也不多见。
傅雷在《傅雷家书》中曾经说过：“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黄宾虹在致傅雷的信中曾说：“知己之感，古人所难，今荷雅爱，遇于生前，何幸如之！”
他对傅雷的“知己之感”，自以为达到“千古不朽”的程度。而他的这种感情，正是傅雷所说的高尚、纯洁的“艺术家的赤子之心”，而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正是基于对艺术的共同热爱，与艺术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44年，傅雷发起在上海为黄宾虹举办个人作品展览，这是他们两人交往中颇为突出的一件事，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中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1944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展览举办得相当隆重，展出了黄宾虹从北平寄出的一百多件近作，还出了特刊，选印出版了一本画册。在这期间黄宾虹与傅雷多有书信来往。现在留存下来的信件中，涉及画展的也有不少。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傅雷为画展积极奔走、组织的情况，举凡联络、书画定价、布置会场等事，傅雷事无巨细，无不经心，并随时与黄宾虹联络，征求在北平的黄宾虹的意见，并拟邀请在展览期间“大驾南行”，后来黄宾虹因事未能成行，傅雷甚至深以为憾。
在一封信中，傅雷向黄宾虹通报情况时说：“此次展览成绩，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个人画会所未有，即沪上人士盲捧之张大千亦从未有全部告罄之纪录，可见吾公绝艺尚有识者，不独可为先生贺，并是为艺坛前途庆。”而此次画展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举办，其中傅雷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是黄宾虹在信中再三提及并表示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