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杏褪残花、园荷点翠之时，秦宫中传出惊人消息：庄襄王去世。对于庄襄王的死，众议纷纷，有人说得病，有人说为吕不韦所害。无论死因如何，事实上他一死，吕不韦在秦国的地位就又发生了变化。秦国首都一片肃穆气氛，渭水南的章台宫，挫铺的悲凉清音阵阵传来，而后宫中则九重笙管之乐与之相呼应，这里在举行紧接葬礼后的秦王政的登极典礼。秦王政登极时才十三岁，是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在威严的典礼过程中，丞相吕不韦始终伴其左右，指示他该如何动作。嬴政继位后，吕不韦除了丞相、文信侯外，又加封了一个特殊封号——仲父。十三岁的孩子当然想不出如此封号，这完全是吕不韦自己出的主意。从此，吕不韦就坐到章台宫大殿秦王御座的右侧，开始处理朝政了。从秦王政即位的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37年，都是吕不韦在秦国直接掌权的时代。
秦王政即位之初，当务之急仍然是取得对东方各国的胜利。兼并战争的主要对象仍是韩、魏等国，而与楚国一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二十一岁了，他己经成年，只要举行过加冠礼，他就可以亲政了。
而在亲政之前，朝廷的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嬴政只是一个傀儡君主。每逢上朝处理政事，只能听本相安排。
在秦王政年幼时，吕不韦每逢处理完朝政，就会去后宫与太后斯守。太后原本是邯郸姬，是吕不韦的老情人，她风流成性，盗意淫乐，肆无忌惮。可是作为丞相的吕不韦为了避嫌，而且因为一心应付政务，因而开始冷淡太后。为了摆脱淫妇的纠缠，吕不韦只得把太后的另一位旧情人嫪毐找来顶替自己，把嫪毐以假宦官的身份安排在甘泉宫，日夜陪太后纵情欢乐。
不久，得了长信侯封号的嫪毐，爵位、食邑的待遇及地位完全可以与吕不韦相抗衡了。嫪毐陪伴在太后身边，势力一天天膨胀，在秦国大有超过吕不韦之势。出身于市井无赖的嫪毐，虽不乏政治上的野心，但除了取悦太后的房中之术外，本无任何才能。他靠太后庇护暴发，建立私党，但其劣根性是无法改掉的。与太后纵欲之后，就在宫外为非作歹，惹得满朝上下愤懑不堪。
随着羽翼丰满，他也想谋权夺位，而且与太后生有一个儿子，密养在深宫中。但他也预感到自身的危机，一方面与吕氏集团对立已趋于白热化，更重要的是，秦王政己二十一岁，可以亲政了。若不能在秦王亲政前控制局势，不仅要败在吕不韦手下，而且有被秦王铲除的危险。
嫪毐、太后、吕不韦、秦王政此刻都在紧张筹划个人的事，顾不得前线的胜负，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公开进行。
公元前238年，当秦王政在雍城举行加冠典礼时，嫪毐知道自己与太后的秽行及叛乱的图谋己被发现，于是趁咸阳空虚发动叛乱，利用太后的玉玺调兵。可是秦王政早有准备，嫪毐的叛军还没出咸阳，就遇到由雍城开来的秦军。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嫪毐被车裂于东门之外，并被灭了九族。太后则被减了俸禄，收回玺印，软禁在最远的雍宫域阳宫中。
公元前237年，在嫪毐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尚未被触动之际，秦国又发现了奸细。秦国一直未察觉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是来执行疲秦计划的。郑国人秦修水渠，乃是韩国借修渠企图在经济上拖垮秦国的阴谋。于是秦王发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将秦国内所有外来宾客驱逐出境。当时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谏逐客书》，指出逐客的危险结果，后被秦王政接受而撤销逐客令。
公元前237年农历十月，秦王政下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等到后来，齐人茅焦劝说秦王到雍宫将太后迎接回咸阳，而将吕不韦遣发到河南的封地去了。
吕不韦在河南封地时，并未韬光养晦，而是广交宾客，各国诸侯使者络绎不绝，去拜访他。秦王政害怕他叛乱，便把他发配到蜀地，并写信斥责他。受到威胁的吕不韦害怕被杀，于是饮鸠自杀了。
吕不韦登上秦国丞相之位虽晚，但绝无一般暴发之政客嫉贤妒能的通病，他对元老重臣甚为器重。老将中突出的是蒙骜，这位老将在吕不韦执政十余年中，不居功，不傲上，继续带兵为秦国争城夺地，虽己年迈但成风不减当年。对旧巨不存戒心，对元老毫无成见，是吕不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吕不韦用人不拘一格，最有名的是小甘罗，他十二岁就能负担出使之重任。小甘罗首先帮助吕不韦劝服张唐接受出使燕国的命令，后又单独出使赵国，让赵国心甘情愿割五城给了秦国。吕不韦在入秦之前，各国诸侯都大力招揽人才，供养食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而吕不韦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士的重要作用，他大规模招揽宾客，是打开国门大批养士的政治家。
吕不韦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聘有众多名厨，在首都和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方士人来相府做客。因为吕不韦本人并非秦人，却官至秦相，对希求功名的人士，极具诱惑力。其次，吕不韦权势大，养士之举不会遭人反对和嫉恨。另外，秦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统一六国是早晚的事情。因此吕不韦告示一发出，有识之士纷纷奔向丞相府里来，很快，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三千人。其中有著名的司马空和李斯。
大凡当王的人，大多有两个想法：或长命百岁，永远做王，或留名青史，让后世人永远记住他。而吕不韦是无冕之王，只好退而求其次。很快他就找到了留名的好方法。他门下有三千宾客，不产生实际效益的投入，是商人绝对不愿干的事。于是他把门客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编著一本《吕氏春秋》，为他留芳百世。书既要保持各派学者的观点和风格，又要编在一起，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这的确是个难题，但经过一番研究，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这部书形式上统一，内容则多样，真如杂树生花，群驾乱飞，开创了杂家体例。
为了提高作品质量，防止抄袭现成之作，吕不韦又想出一招。公元前239年的一天清早，咸阳城较往日热闹得多，人们纷纷赶往市区，并且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原来咸阳市门上挂着《吕氏春秋》的书稿，旁边有一大堆钱，告示宣布：如有人能对《吕氏春秋》改动一字者，将千金拿走。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奇的观众越来越少，站在市门前阅读《吕氏春秋》的人也逐渐散去，终无一人将千金取走。其实，并非书中不可改动一字，而是人们不敢改动，害怕招来杀身之祸，告示只不过是吕不韦吹嘘的手段罢了。
吕不韦由商场而入官场，靠的是金钱、巧谋和美色。他是个成功的商人，“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牛气冲天。然而在当时，兜里有几个子儿，还牛不到哪儿去！与那些啸傲江湖，纵横六国，奔走于诸侯公卿之间、出入于朝堂内廷之上的策士谋臣、良将贤相相比，吕不韦得靠边点儿去！“要入流！”这是吕的蠢蠢的欲望！
在吕不韦看来，女人纯粹是商品。他自己娶名噪京都的能歌善舞的绝色美女，与之同居，有了身孕了。而当好色之徒子楚在一次来府上喝酒对这个美艳舞女“一见钟情”即要“横刀夺爱”时，吕不韦起先是怒火中烧：想不到自己为了子楚散金破家，居然这子楚连“朋友妻也要欺”了。但是，吕毕竟有宰相的肚量，“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这就应了老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大概是受吕的“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处世哲学影响吧，这个傍过名大款的风尘女子决非等闲人物，居然忍辱负重，“自匿有身”，瞒天过海，后来生下了“子政”——秦始皇。谁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居然就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谬种”。在这其中，分明还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欲望，生存之欲，发展之欲，爱之欲，恨之欲！太史公虽然没有道破，但善于写人的他，对人心、人性的审视、的揣摩，恐怕是后人所望尘的！不为尊者讳，这是太史令了不起的勇气。
一个在官场角斗中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人，一个在情感游戏中善于耍花招把戏的人，他还是能够寻求金蝉脱壳的法子暂时应付一阵的。大概出于权势安稳的警戒，或者出于对封建宗法传统条律的隐忧，也或者是出于自身肉欲的疲软，对吕而言，“太后”简直是“魔鬼”！是“定时炸弹”！于是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搞了个另一个猛男——嫪毐，让他佯装为宦者，入宫满足太后的私欲——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啊！而这位太后的“新欢”的迅速发迹与攀升，很快对吕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不仅仅是权谋的角逐，更是欲望的争锋！其实，吕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与其说是弱智，不如说是无奈！谁叫他太早地不行了呢，司马迁的叙述很见幽默！吕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其实，司马迁不动波澜的叙述向世人展示了人性之恶。还是《易经》中的那句老话——“亢龙有悔”。盛极必衰，少有几个人能摆脱这个怪圈！当那一层薄薄的纸被捅破后，所有尊严荣华都褪色了，都破碎了，都烟消云散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一个没有政治地位的大商人到权倾一国的强国丞相乃至相国、“仲父”，吕不韦的政治发迹史给后世很多官宦提供了一个进退之术的典型案例。“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飞鸟一旦系上了黄金的羽翼”，它也就飞不高了！
商场、政坛两栖的大鸟——吕不韦，终于从邈邈云端一头栽倒了下来！用钱购买的权势，靠美色获得的地位，总是最易霉变和腐烂的：不知道司马迁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样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寓意理解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更不可告人的隐秘！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相似版本的故事依然在波澜不兴地上演！如果有，是不是要触及到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字——欲！
吕不韦工于心计，敢想敢做，“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策划和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成了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以投机商业的手段投机政治，在进退之中学找机会，由经商而经国，吕不韦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当不为过。
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扬弃的东西。尤其是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实际上就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商经”。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了了四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生意，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于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所以，最终，吕不韦还是赔了，赔了个家破人亡，赔了个干干净净。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经国失败后的悲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