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时期，明代进入稳定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沿用洪武政策，且更加专制独裁，并设置“厂卫”特务机构。在文化上大兴文字狱，设置严密的文网，诛锄异己。科举考试沿洪武定制，更变本加厉。洪武时期，考试限用朱注《四书》；永乐时更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纂《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刊布天下，进一步实行文化统治。谢晋、胡广、杨士奇等一代文人学士，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其创作心态不难想象。
经二十多年的统治，至仁宗、宣宗时期，天下大治，史称“仁宣之治。”《明史·杨士奇传》载：“宣宗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这种稳定的政治局面延至英宗时期王振专政之前。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风格是“台阁体”，其作者，前有杨士奇、杨溥、杨荣，后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在台阁体盛行之时，解缙、于谦、马中锡等人的诗文自为一体，都有一定的成就。
三杨与“台阁体”
与明初相较，明成祖到英宗时期的文学步入了一个低潮期，在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指内阁和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指以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
台阁体诗的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追求平正典丽风格，以“颂圣德，歌太平”（《杨溥《东里诗集序》）为目的。
东风御苑物华新，吉日游观命近臣。金瓮特颁千日酝，玉盘兼赐八珍淳。翠含杨柳桥边雾，香泛芙蓉水上云。鱼跃鸢飞皆化育，须看海宇颂皇仁。
（杨士奇《赐游西苑同诸学士作》）天开形势庄都城，凤翥龙蟠拱帝京。万古山河钟王气，九霄日月焕文明。祥光掩映浮金殿，瑞霭萦回绕翠旌。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升平。
（杨荣《随驾幸南海子》）前一首写游苑，后一首写扈驾，内容不脱盛世祥瑞气象，歌颂帝王的功德，格调雅丽雍容，体现出台阁体的典型特征。这种作品难以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作者真实的思想情感，只是粉饰太平的工具，又“肤廓冗长，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生命力可言。
台阁体的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与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这些馆阁重臣处境优裕，容易产生歌颂圣德、美化生活的创作意向。相对封闭与狭窄的上层官僚生活，也限制了作家的生活视野，导致内容的单一与贫乏。其次，永乐以来，明政权相对稳定，国力渐趋强盛，所谓“海内晏安，民物康阜”（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社会比较安定繁荣，也给台阁体创作营造了适当的氛围。另外，朱明王朝在建立初期，就全面实行了整饬措施，包括对文人加强政治上的箝制。永乐年间，明初的高压政策继续发挥威力，加强了政治文化控制，限制士人思想自由。这些潜伏在社会安定兴盛背后的压力，多对文人起着震慑的作用，使他们不敢正视和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思想激情。
“台阁体”流行时期，诗人于谦的作品风格和内容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历任山西、河南各地巡抚，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蒙古瓦剌部军以之为要胁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后来英宗还朝，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于谦处死。
于谦诗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名作《石灰吟》曰：“千锤万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表现了诗人鞠躬尽瘁为国，忘我无私的精神。
英宗正统以后，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于谦经常巡行视察，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破壁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荒村》田舍翁，老更勤，种田何曾辞苦辛。鸡皮鹤发十指秃，日向田间耕且属。雨旸时若得秋成，敢望肥甘充口腹但愿公家无负租，免使儿孙受凌辱。吏不敲门犬不惊，老稚团栾贫亦足。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田舍翁，君莫欺，暗中朘剥民膏脂，人虽不语天自知。《田舍翁》
前诗中地方官一面逼迫农家卖儿女纳粮，一面讨好上司，隐瞒灾情，揭露了社会深刻的矛盾。后诗中，“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的老农们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愿望也难满足，真实记录了农民深重的苦难。
于谦还有反对外族入侵的诗篇，如《出塞》歌颂“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将士，以及他们“不愿千金万户侯”的无私精神。总体来说，于谦的诗随手写成，不计工拙，有时失之平直散缓，有的篇章不完整，是主要不足之处。
李东阳与茶陵诗派
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趋向衰落与消退，茶陵诗派崛起于诗坛，影响深远。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
李东阳（1447-1516）以台阁重臣的身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史李梦阳传》）。永乐以来，台阁体作品内容苍白贫乏，扼制了文学的活力，造成委靡不振的局面，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因此，李东阳等人的崛起，是对台阁体文学的反拔。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以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镜川先生诗集序》）。在对待如何学古的问题上，李东阳较多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提出学古乐府应“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又认为“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苟非心领神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而教之，无益也”《怀麓堂诗话》。李东阳的复古主张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明中叶崛起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就继承了李东阳“轶宋窥唐”的主张。
但是，李东阳“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列朝诗集小传李东阳》），长期的台阁生活，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使他的作品还保留着台阁体的痕迹，如《庆成宴有述》描绘帝王祭祀的场面，颂咏“圣恩神贶两难穷”的盛隆与祥瑞，风格雍容典雅，平正华丽。但他的有些作品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如《春至》写出作者对“东邻不衣褐，西舍无炊烟”，“流离遍郊野，骨肉不成怜”的时艰忧虑。《马船行》则反映了“凭官附势如火热”，“乘时射利习成俗”的世途恶习，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又如《茶陵竹枝歌》：
杨柳深深桑叶新，田家儿女乐芳春。封羊击豕禳瘟鬼，击鼓焚香赛土神。（其二）银烛金杯映绮堂，呼儿击鼓脍肥羊。青衫黄帽插花去，知是东家新妇郎。（其三）春尽田家郎未归，小池凉雨试雨衣。园桑绿罢蚕初熟，野麦青时雉始飞。（其七）成化八年（1472），任翰林院编修的李东阳由京城告假返回祖籍茶陵，上诗即为作者归故乡后所作，描绘了一幅幅农家风土人情画卷，清新自然，意趣横生，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令人耳目一新。有些作品则反映了个人的生活情况与精神状态。如：
懒携竹杖踏莓苔，寂寂残樽对雨开。开口只应心独语，闭门休问客谁来。幽居有道堪藏拙，巧宦逢时亦自才。试问白头冠盖地，几人相见绝嫌猜？
（《幽怀》其四）独吟孤坐总伤神，谁伴长安守岁人？卦数已周无那老，年华初转又逢春。思亲泪尽空双眼，哭女声高彻四邻。还向灯前添旧草，拟从新岁乞闲身。
（《除夕》）前诗隐约传达出仕途中的某种孤寂与厌倦之情，特别是官场的猜忌争斗使他感到压抑。后诗则倾吐了强烈的思亲之情。两诗内容真实刻画出诗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与内心世界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