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苏轼，妙手创造出“雪泥鸿爪”这一形象，令人嗟叹生命的短其三：题画诗、和陶诗和酬唱诗。或自由生发，或寄寓胸怀，或讽刺现实，都信笔挥洒，自然真率。
苏轼博学多才，对诗歌技巧的掌握也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苏轼对诗歌风格主张兼收并蓄，以清雄奔放为主，兼以清逸简淡。十分重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相互渗透和调节。如《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波涛。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笔次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为一体，又流露出豪迈之气。
其二：善于比喻，想象新奇，意随笔到，语言爽利。如《赠陈守道》：“一气混沦生复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见利欲饮食事，各有爪牙头角争。争时怒发霹雳火，险处直在嵌岩坑。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徒自取先用极力，谁知所得皆空名。少微处士松柏寒，蓬莱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为腹，阳为神兮阴为精。渴饮灵泉水，饥食玉树枝。白虎化坎青龙离，锁禁奼女关婴儿。楼台十二红玻璃，木公金母相东西。纯铅真汞星光辉，乌升兔降无年期。停颜却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即便写争名逐利的衰坏世风，也可以如此明快，化隐为显。赵冀《瓯北诗话》评价说：“（苏轼）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
其三：发展了韩愈以文为师的传统，用典精熟，讲究才气、议论。苏诗的议论本极新奇，富有启发性，尤其借助形象增加了飘逸隽永的韵味。如《听僧昭素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纸上听？意在阐发美产生于主客观之间，回答了自己所提出的“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的问题。
苏轼的词
苏轼对宋代文学乃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词。因在诗文领域里，苏轼以前已有显著成绩。而在词的领域里，至苏轼才在前人基础上有一个大的提高。因此，对苏词成就的认识主要不是就其个人而言，而是着眼于整个文学史意义的。他为推动词这种文体的自身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苏轼开始，词开始与诗有大致相同的文学史地位与功用，这是柳永所没有做到的。
概括地说，苏轼在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创作主张。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号为“诗余”。诗人以游戏心态作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在宋初文人心目中，也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词与诗的地位不能等量齐观。苏轼在观念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意识。他认为诗词同源一体，两者虽有形式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上是一致的。他一再将词与诗相提并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从而为沟通诗词提供了条件。
为了提高词的美学品格，他提出了词须“别是一家”的主张，其内涵主要是“壮观”，即追求壮美的风格与阔大的意境。此是针对柳永词的风味提出来的，旨在要求词与诗一样，能抒发自我性情与人生感受。在这种情况下，词的内在封闭特征被冲破，其固有的外在形式特征也要为抒情言志的目的服务，词亦变成广义的诗体，使与诗的本质融合。
在做法上，他大力开拓词境，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所谓开拓词境，即风格的创新。他将传统的女性化柔情之词扩展为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的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爱国之情、从政之情、怀古之情以及人伦之情。金元好问称之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这主要体现在他希望保卫边疆，以身许国决心的爱国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上，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亲射虎”的太守与“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继范仲淹《渔家傲》之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筵公子为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让胸怀大志，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走进词世界，改变了词的柔软情调，开启了辛派词人的先河。
苏轼以词抒发凭吊江山古人的怀古之情，数量大、成就高。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另外，相思恨别是词的传统题材，但大都是写给歌妓的，内容不外痴男怨女的柔情蜜意。而苏轼把广泛的人伦之情引入词中，表达朋友、兄弟、夫妻、师生之间的赠别酬答与离别思念，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开拓。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兄弟之情，《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写师生之情；以词悼亡更是绝唱，如做于密州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苏词进而抒发了源于出世入世复杂矛盾的从政之情，这也是苏轼的首创。而且他极少写政治上进取的一面，而多写退隐之情及悠游闲适的生活态度，更能反映真实思想。《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序云：“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正是苏轼人生遭遇重大转折的时期。《蓼园词选》说：“乃东坡自写在黄州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谈，语语双关。”形象地写出了被贬黄州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的心情与遭遇，寄托遥深。
他的咏物词、农村词也具有开创意义。最终，他以创作实践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格，使词成为一种与诗有着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第二，是采用了“以诗为词”的手法进行创作，表现在用题序和用典两个方面。用题序，一方面是交代创作缘起与动机，一方面是在内容上与词本文形成互补。总起来说，题序叙事，词文抒情，两者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在词中用典也始于苏轼。用典既是一种浓缩式的叙事方式，又是一种曲折的抒情方式，对于增加词的内涵与历史感，丰富词的表现手法是有作用的。
总之，这些手法使词摆脱了对音乐的依赖，成长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即苏词主要是供人阅读的，而非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词才具有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像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而且除了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外，还有奔放豪迈、坦荡磊落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轼是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乐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就是苏轼为后人指出的向上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