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诗歌史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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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韩愈与柳宗元

韩愈

盛唐诗歌的辉煌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极致。为了能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盛唐之后的诗人只能另辟蹊径。作为中唐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韩愈不仅在政治、思想上有突出的成就,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奇崛险怪”诗风的创立者。

一、生平和思想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又曾任吏部侍郎,故世称韩昌黎、韩吏部。韩愈早孤,随兄嫂宦游转徙,相对悲苦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观察和思考社会、政治的现实精神,立下“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刑部尚书书》)的济时用世的志向。

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后,因三次不能通过吏部试,曾仕途困顿,先后为董晋和张建封幕僚。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韩愈直言敢谏,数度被贬。一次因上疏言京畿旱情被贬阳山令,一次因“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杀,后贬潮州。穆宗朝归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长庆四年(824)病卒。苏轼高度评价韩愈的一生功业,称道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愈一生崇儒,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居,他在《重答张籍书》一文中称:“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同时极力反对佛老思想,称“释老之害,过于杨墨”(《与孟尚书书》),其实韩愈倡导的道并非纯粹的儒道,而与秦汉以来“合儒墨、兼名法”的“杂霸”之道相近,目的在于中兴唐室。韩愈为人昂然不屈,性格刚毅,敢于直言进谏。他拥戴统一,反对藩镇割据,长庆二年(822)曾冒死前往镇州,力劝叛乱的藩镇归顺。他主张仁政,敢于抨击时弊,揭露政治腐败现象,就算被贬也义无反顾。韩愈学养深厚,又善于奖掖后进,为一代文宗。当然,由于受时代的限制,韩愈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比如他宣扬“诛民说”,鼓吹“天命”等。

二、韩愈的诗歌韩愈存诗三百多首,其中有忧国伤时之作,如“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归彭城》),“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等。也有表现个人失意悲愤之作,如“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愈被贬潮州,连累家人也被逐出京城,小女病死途中,还朝时韩愈为其赋诗《留题驿梁》:“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寄托了诗人的爱女之痛,暗含对政治斗争的血泪控诉。韩愈还有一些写景咏物的诗歌,清新自然,富有神韵,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有的气势磅礴、意境雄奇,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等。

韩愈自称“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他的诗歌以气势宏大、雄奇险怪为主要特色,在盛唐诸家之外独辟蹊径,自成风格,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叶燮《原诗》评价道:“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其诗歌主要特点有以下两点:

第一,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如“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调张籍》),又如“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在韩愈笔下,诗歌意象可谓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人们平常所认为可怕的、惨淡的事物和景象,甚至像打呼噜、牙齿脱落等丑陋的事情,韩愈都能将它们入诗。“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扶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充分说明了韩愈非凡的创作力,以及求奇求险的审美追求。

第二,以文为诗。首先是以议论为诗。他的诗歌“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刘熙载《艺概》),有通篇皆议论者,《送灵师》、《谢自然诗》则用近半的篇幅来排斥佛老。其次是以赋为诗。赋的突出特点是铺陈其事,与诗歌的抒情功能很难结合,韩愈却用而入诗。如《南山诗》长达二百多句,铺陈四季之景,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写出了南山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气象。再次是打破诗歌的和谐节奏、工稳句式,用散文的方法来写诗。如《山石》诗“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又如《忽忽》,开头“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纯是散文句法。韩愈的以文为诗一方面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便于抒发诗人跌宕不平的感情,另一方面也造成诗歌的晦涩难懂,缺少韵律之美,历来毁誉参半。

柳宗元

在诗文成就上,柳宗元与韩愈并肩,并称“韩柳”。柳宗元和韩愈同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在韩愈诗歌的奇崛险怪之外,又有独特的风格。

一、生平和思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颖悟,有奇名,曾随父游历过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及李怀光的叛乱,颇具南向。贞元九年(793)中进士,与刘禹锡为同榜,继而中制科,历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二十一年,顺宗即位后,用王叔文推行改革,柳宗元积极参与其中,被任为礼部员外郎,然改革旋即失败,十一月,与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为边州司马,此即“八司马事件”,而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此后十年,他过着“与囚徒为朋”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生活,得以了解民生疾苦。元和十年(815)春应诏回朝,“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诏追赴都》),内心充满新生的期待,感慨万端。但未至一月,又与刘禹锡等被出为远州刺史,这次来到柳州,其悲愤难以名状。在柳州期间,柳宗元颇有善政,至十四年十一月病卒,当地百姓为之立庙祭祀。

柳宗元崇尚儒家思想,一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为己任。他反对旧儒学的墨守章句,反对坐守成规,主张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的儒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反对天命论和封建迷信。由于家庭环境、时代风气及长期贬谪生活的影响,柳宗元吸取了佛家淡泊名利的思想,为贬谪生活寻求精神慰藉。但对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抵牾的一面,柳宗元又是反对的。儒家思想对柳宗元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二、柳宗元的诗歌柳宗元现存一百六十余首诗,或反映现实,或抒发悲愤,尤以后者最能代表柳诗的特色,所谓“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记录着诗人与厄运相对抗的一腔怨悱愤懑之情。苏轼曾称道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又说“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在中唐诗坛上是独树一帜的。诚如苏轼所说,柳诗看似恬淡,却有深厚的意蕴。如《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此诗作于永州贬谪期间。作者于寄情山水的同时,略抒政治失意的孤愤。在山青水绿之中自遣自歌、独来独往的渔翁,实是诗人自况,渔翁与世无争的生活,表现了诗人淡泊名利、高标绝尘的人格。全诗幽远清纯,富有奇趣。又如著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空寂的天地之间,唯有一个渔翁孤舟独钓,多么遗世而立!诗人坚强不屈的人格跃然纸上。

柳宗元诗风的形成与其人品和生活经历有关。柳宗元早年好佛,贬谪期间与禅僧多有来往,他因此接受了“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的人生哲理。永州、柳州秀丽的山水也使饱受政治排挤的柳宗元获得身心的愉悦。但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加之长期的贬谪生活,让他的诗歌在表面的闲适恬淡之下,激荡着悲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