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盛唐气象和社会动乱造就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被人称为“诗史”。他以民胞物与式的仁者情怀和汪洋海涵般的诗歌成就被冠以“诗圣”称号。杜甫的诗歌成就与人格魅力让后人无限景仰。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一、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文武兼具，注过《左传》，且为京兆杜陵人，所以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十世祖迁襄阳，为祖籍。曾祖依艺，曾任巩县令；祖父杜审言，则天朝著名诗人，仕至膳部员外郎；父闲，为奉天令。因此，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杜甫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壮游时期（712-745）杜甫自幼聪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十四五岁时即为文坛前辈所赏识。开元十九年（731），杜甫开始了历时十年的三次漫游生活。他先到吴越一带，江南的山水名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元二十三年（735），赴洛阳应试落第，又浪游燕赵一带，过着“裘马颇轻狂”的狂放生活。天宝三载（744），杜甫与李白在洛阳相识，二人携手同行，漫游梁宋燕赵，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千古佳话。这一时期的生活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望岳》、《画鹰》为代表作。
2.困守长安时期（746-755）天宝五载（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长安谋官。但是，把持权柄的李林甫为显示“野无遗贤”的开明政治，竟让应试者全部落第。为了实现理想，为了谋求生计，杜甫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悲惨生活。天宝十载（751），杜甫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以奉命待制集贤院。但是，直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官职，而安史之乱即将爆发。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的落拓贫困生活让诗人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著名的《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写于这一时期，是他走上忧国忧民道路的开始。
3.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带着妻儿过着与老百姓一样颠沛流离的生活。次年七月，他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便安顿好妻儿，只身前往。途中不幸被叛军抓获，押回长安。陷贼时期，杜甫目睹战乱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创作出《春望》《月夜》《哀江头》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死逃脱，投奔驻跸凤翔的肃宗，官拜左拾遗。不久，杜甫因上疏申救房琯而触怒肃宗，险遭刑戮。虽未丧命，终被皇帝疏远，获准回鄜州省亲，途中创作了著名的《北征》，到达鄜州后又写下著名的《羌村三首》。九月，长安光复，仍任左拾遗。次年，终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乾元二年（759），从洛阳回华州的途中，写下了“三吏”、“三别”，标志着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由于战乱和饥荒，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携妻儿前往蜀中，途中备尝艰辛，年末抵成都。
4.漂泊西南时期（759-770）上元元年（760）春，在朋友的资助下，杜甫在成都城西浣花溪营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对杜甫多有照顾。这一时期，杜甫生活相对安逸，创作了一些吟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具有清新闲淡的韵致。宝应二年（762），严武还朝，蜀中军乱，杜甫漂转梓州、阆州等地。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方回成都，严武且表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卒，杜甫失去依靠，五月便离蜀南下，经嘉州（乐山）、渝州（重庆）、忠州（忠县），大历元年（766）抵夔州（奉节），买园营田。在近两年时间里生活比较安定，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三年，诗人思家念归，终于乘舟出峡，辗转漂泊湖湘一带。五年，客死于耒阳附近的一叶小舟上，结束了艰难漂泊的一生。在“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中，诗人写下千余首诗歌，占全部创作的大半以上。这一时期的创作以精美纯熟的律诗为主，代表作有《蜀相》、《登高》、《秋兴》八首等，诗风苍凉沉郁。
二、思想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佛、道思想在他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受家庭影响，杜甫怀有积极入世的思想，青年时便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宏伟理想。当理想遭受挫折时，他没有追求远害避祸的隐逸生活，而是转为拯溺济危的忧患意识和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怀。所谓“民胞物与”，原出宋儒张载的《西铭》，意为人民皆吾同胞，万物皆为友朋。民胞精神是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杜甫那里，不仅表现为对妻子、兄弟等具有深挚的情感，还能把这种感情推衍开来。杜甫在诗篇中时常流露出同情弱小者、帮助受难者的情感，他谴责统治者的奢华，反对横征暴敛，控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是杜甫爱物情感的集中写照。杜甫不仅歌颂大自然中美好的事物，而且同情那些被践踏、被遗弃的“弱者”。杜甫的民胞物与精神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杜甫伟大之所在。
唐代文人多与佛教高僧交往，参禅悟道。青年杜甫也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由于国家的灾难，理想的破灭以及生活的不幸，他也多有悟道参禅的篇什。但是，禅理没能让杜甫忘记国运民生，没能让他遁入空门。另外，青年杜甫也有一段服食饵药的经历，“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表现了对道家的兴趣，“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赠李白》），流露出随同李白求仙访道的意愿。晚年亦有“劳生共乾坤，何处异风俗”，“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写怀》二首）的想法，但都是一时之念。总之，佛道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很有限。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诗歌博大精深，艺术地再现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对现实社会予以深切关注，充分展现了一个社会良知应有的仁者情怀。
杜甫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骄奢淫逸予以严厉的批判，对普通百姓所遭受的兵役徭役之苦给予深切同情。玄宗晚年好大喜功，连年开边征战，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而且给人民带来的繁重的赋税徭役，《兵车行》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形象反映。“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哦，哭声直上干云霄。”开篇就展现了一幅悲惨的图景，进而指出了造成这一灾难的根本原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把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玄宗；“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写出了征战对农村凋残、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的影响。最后借助想象为死去的人发出悲哀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诗歌看似娓娓道来，却饱含长歌当哭的激越情绪，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安史之乱前夕，唐帝国已危机四伏，玄宗宠幸杨氏兄妹，对于杨氏的奢华和骄横，杜甫在《丽人行》中有所揭示。诗歌铺陈了杨氏兄妹宴游曲江时的侍从之盛大、衣着之华丽、饮食之丰美。统治者的奢华都是建立在普通百姓的痛苦之上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统治者挥霍民脂民膏的时候，整个社会陷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贫富不均之中，而诗人“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自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出对国运民生的深重的忧患意识。
杜甫创作了很多战乱题材的诗歌，再现了安史之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诗人在表现战争的同时，交织着“忧国”与“忧生”的心理矛盾，以著名的“三吏”、“三别”为代表。“三吏”指《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指《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往来华州与洛阳的途中。此前，唐军围攻邺城遭到大败，为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大量抓丁，连未成年人和垂暮老人也未能幸免。这组诗就是杜甫目睹了这样的悲惨情形所写。如《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诗人通过问答式的叙写，表现了征兵的残酷现实，对受难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但战争是无情的，为平定祸乱，诗人又不得不支持军队平叛，所以又写道：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其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为了安慰被征入军者和送行亲人，诗人只好说些兵役多么轻，官长多么好的话，这是安慰他人，也是诗人对自我的的抚慰，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