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刘宋之后的百年间，齐、梁、陈、隋兴亡相替，在诗歌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古代诗歌一向讲求音韵流转和谐，从先秦至齐，经历了利用自然声韵到人为调控韵调的演变过程。从魏晋到南朝，诗歌逐步注重语言的音乐美和形式美，“永明体”的产生，使古典诗歌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大步跃进，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陈两代的诗歌创作以宫廷诗人为主，更多的关注女性、宫室、器皿和服饰，通过绮艳的辞藻和声色的描摹来满足娱乐的需求。总体而言，齐梁陈诗歌在诗歌艺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创新，为唐诗的繁荣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永明声律理论的兴起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中国古典诗歌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体”的出现与声律理论的兴起关系密切，声律理论的兴起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永明体”出现之前，诗歌讲求的是自然的声韵，《诗经》中的许多篇目都是可以“被之管弦”的。但从诗歌史角度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五言古诗渐趋脱离乐府，却走上了“不备管弦”（钟嵘《诗品序》）的独立发展道路。进而，诗歌在摆脱了音乐的束缚之后，就必然要求得自身的声律，以取得声韵的协调，这是讲究声律和对偶的“永明体”产生的必然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促进了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四声、字母学和等韵图表都同佛经的翻译关系密切。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也与佛经的转读相关。三国时期出现了一批韵书，如孙炎的《尔雅音义》、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等，说明当时人们对音韵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在这当中，四声的发现对声律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南史》载：“（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周颙传》）“（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妙其旨，自谓人神之作。”（《沈约传》）“时有王斌者，……著《四声论》行于时。”（《陆厥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庾肩吾传》）等等。四声的发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除了从先秦以来漫长的创作实践中积累的声调音韵方面的艺术经验外，佛经翻译转读的启发是一个直接的促进因素，“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沈括《梦溪笔谈》）沈约等人将汉语四声同诗赋的创作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对不适合搭配的声韵——即病犯——进行了严格规定，虽然不免于细碎苛繁，仍然形成了一套初步的声律运用规范。
永明声律说的产生有助于使诗歌形成和谐的音乐美感，诗人也有意识地掌握声律，增强艺术表现的效果，这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齐梁时代的沈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吴兴沈氏。沈约曾孤贫流离，但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宋时，任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入齐，任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文惠太子家令。又是竟陵王子良西邸文士，乃“竟陵八友”之一，与谢朓交好。齐梁禅代之际，襄助萧衍禅齐建梁，封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晚年与梁武帝产生嫌隙，天监十二年（513）忧惧而卒，年七十三。沈约著述宏富，多已亡佚，今存《宋书》一百卷及《沈隐侯集》。
沈约存诗170多首，以五言见长。沈诗的题材不过是友谊、恋情、时事及山水，有“长于清怨”（《诗品》卷中）的风格，清丽工整，律化倾向明显，这与他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同谢灵运和谢朓相比，沈约的山水诗不多，但清新可人，如《登玄畅楼》：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
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此诗善于捕捉景物的变化，摹景流畅，具有一种动态的美感。沈约的送别诗也有清新哀怨的特点，如《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范安成即范岫，字樊宾。大凡年少相去，多许以来日方长；及至白发相送，未免于再会难期。全诗语言平易，但感情真挚而深沉，“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
沈约的伤悼诗也很有特色，如《伤谢朓》：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
尺璧尔何寃，一旦同丘壤。此诗盛赞谢朓诗歌掷地有金石声，惊叹一代才杰凋零人世。再如其《悼亡诗》：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
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此诗以自然之永恒反衬人生之易逝，将内心哀情与凄凉环境融为一体，显得清寂幽怨。
沈约是梁代前期的文学领袖，但在新体诗的创作方面，成就不及谢朓。
谢朓与诸新体诗人
永明新诗体的出现，使诗人自觉地讲求声韵和对偶，形成了崭新的新体诗。新体诗的代表诗人是谢朓、王融、吴均、何逊、阴铿等，尤以谢朓最为知名。
一、谢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谢氏后裔。与谢灵运并以山水诗得名，世称“大小谢”。又曾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因与沈约、王融等皆附于竟陵王子良门下，同为“文章八友”之一。齐明帝时任中书郎，因告发岳父王敬则起兵谋反有功，迁尚书吏部郎。明帝死，东昏继立，因权臣欲以始安王遥光取而代之，为谢朓密报于东昏近臣，遂为始安王所诬，于永元元年（499）下狱死，时年三十六岁。谢氏一族在南齐时已经衰落，谢朓既有留恋禄位之意，却又深怀忧谗畏祸之心，与谢灵运又有不同，其悲剧即在于此。明人张溥曾说：“呜呼！康乐、宣城，其死等尔。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死于畏祸，天下疑其反复，即与吕布、许攸同类而共笑也。一死轻重，尤贵得所哉！”
谢朓的诗歌情思明净，意象清新，语言流畅，声韵流丽，李白称为“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谓之“清俊”（《古诗源》卷十二），这都主要体现在他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体诗的探索之中。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大谢诗清新细致的特点，又在描摹山水的同时强化对自我情感的抒发，从而革除了大谢诗的玄言尾巴，避免了诗意的晦涩和平板，将山水诗的创作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州，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谢朓在离京之际回望京华，绚烂的晚霞中江水静淌，江洲覆春，一片美好景色，虽不免泪流如霰，却无凄凉之感，可见谢朓清新明净的诗风。
作为永明新体诗的积极实践者，谢朓作诗讲究音韵和炼字、对仗等诗艺，如《之宣城出新浦向板桥》：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首诗情景分咏，又相互映衬。前半首写江行所见之景，暗含离乡去国之情；后半首直写幽栖远害之想，是自我宽解之词。胸中丘壑，以“闲旷之情迢递出之”（《采菽堂古诗选》），其思致含蓄，语言清淡，情味旷逸。从永明体的要求看，前四句对仗工整，音韵铿锵又富于变化。杜甫“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秋兴八首》之四）或取法于此，“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意境也被柳永化入词境。此外，这首诗的意象大都落尽华饰，清新明丽，毫不滞涩，尤可见心物相契，景不独生的特点。清人王夫之说：“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心目为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古诗评选》卷五）谢朓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沈约称道他的诗是“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伤谢眺》），这正是他把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用于诗歌创作的结果。谢眺还善于熔裁，时有警句，如“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观朝雨》），“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游东田》）等，清新隽永，流畅和谐，对仗工整，体现了“新体诗”的特点。谢眺的短诗也耐人咀嚼，富于民歌风味。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想君此何极！”《王孙游》：“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以及《同王主簿有所思》、《铜雀悲》、《金谷聚》等，都是遣词自然、音调和谐、感情含蓄的佳什，对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影响，李白、杜甫都曾高度评价过谢朓的诗。
二、王融
王融（467-493），字元长，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齐武帝时，王融上书求自试，迁秘书丞，官至中书郎。永明十一年（493），兼主客郎。融与子良相友善，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病重，融欲矫诏立子良即位，事未遂，下狱赐死，时年二十六岁。
王融精于音律，并率先作新体诗，据钟嵘《诗品序》说，“王元长创其首，谢眺、沈约扬其波”，对推动诗歌的律化进程有过重要作用。他的诗音韵和谐，“词美英净”（《诗品》卷下）。他的山水诗写景细腻，造语精巧，有一种含婉不露的情韵。如《临高台》云：“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与谢眺的风格比较接近。他的小诗圆美流转，思致清新，如“春尽风飒飒，兰凋木修修。王孙久为客，思君徒自忧”（《思公子》），是新体诗中的上乘之作。
三、吴均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县西北）人。出身寒微，好学有俊才。梁武帝天监六年（506）为建安王伟记室，又经临川王宏荐于武帝，任奉朝请。欲撰《齐书》，求借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故私撰《齐春秋》，称梁武为齐明帝佐命之臣而犯讳，书焚，并被免职。不久奉旨撰《通史》，未及成书，于普通元年（520）卒，时年五十二岁。存诗140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