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电影的节奏明显加快，乔姐生下了一个印着姚哥胎记的婴儿，引起了轩然大波。图谋不轨的管家假传尚爷口令，召集瞎子们为尚爷雪耻。姚哥和乔姐面临被瞎子们乱棍打死的危境。姚哥选择了自戕——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使乔姐免于一死。此时尚爷吐血气绝而死，姚哥与乔姐互相搀扶蹒跚而行。结尾处，悲泣的箫声又起。
与电影中紧凑激烈的剧情冲突、姚哥的悲惨结局不同，小说《姚爷》的时间跨度则长达七八十年，姚哥没有刺瞎双眼，而是赎罪后被原谅。土改后，乔姐的“地主婆”身份的历史维度开始显现。“郭队长正色道：‘尚家是地主，你回去就是跳火坑啊！’姚哥道：‘小姐在那里，是火坑我也得跳。’”长工出身的姚哥，没有遗弃乔姐，而是回到尚家，默默与乔姐分担承受着来自历史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新苦难，竭尽全力保护乔姐。“文革”开始后，姚哥代替乔姐出席批判会，但也没有保护得了乔姐，无法忍受侮辱的乔姐上吊自杀。姚哥为乔姐吹最后一曲箫声，散发出无比的怨痛之气。
无论电影《黑白往事》还是小说《姚爷》，箫声都是一个“在场者”。姚哥吹奏的箫声使盲女乔姐从黑暗的世界走出来，感受到诗意的色彩、光明与爱的温暖。不同的是，电影中的结尾呈现出激烈的矛盾冲突、紧张的叙事节奏，从而营造出强烈的悲剧氛围。小说则在描写姚哥对乔姐的从最初的感情之恋、精神之恋到灵肉合一的情爱之恋之后，从更大的历史时空视角，进一步展现了二人经历各种考验、生死不渝的经典爱情。
魅惑的箫音穿透重重黑暗只为一人而吹奏。乔姐身亡之际，也就是箫销玉殒之时。
三、紫箫悲音不绝，叹新时期乡村伦理危机
与电影《黑白往事》剧情的集中、激烈比较，小说《姚爷》突破了舞台艺术的限制，最大容量地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深度。这一特点，在小说《姚爷》的后部分尤为突出。电影《黑白往事》主要改编自小说的前12章。在第13章到第16章，小说主要叙述了瞎子会之后，即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姚爷的生活。
在阅读小说《姚爷》的过程中，我们会感到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如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过于简洁，难以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缺少人文地理意味。小说中最重要的箫声与人物心灵的共鸣之处，写的有些抽象化，难以深入人物内心世界。这篇小说的时间跨度是很大的，从姚哥童年的20世纪20年代到市场经济的90年代，描写了近百年的乡村历史。小说前12章写得比较从容，从第13章开始，节奏加快，集中于事件的记录，由于篇幅所限，难以完整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毕竟一个中篇小说无法容纳近百年跨度的历史内容。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小说《姚爷》的后4章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牛余和先生没有选择戛然而止，而是让姚哥变成姚爷，继续在历史时空里生存，从而赶上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土改后，姚爷依然“跳火坑”来守护情人；继而，“文革”开始，亲生儿子被迫参与凌辱乔姐，乃至于成为乔姐自杀的帮凶，姚爷至死也无法原谅他，反倒是非亲生的儿子对姚爷好。
小说结尾还有一处惊人之笔。“人们都以为姚爷此生就这样在慢慢收尾了，他那些近乎传奇的故事也渐渐淡出了长岭村人的话题。谁也没有想到，姚爷会在古稀之年突然成名。”市场经济时代，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姚爷的紫箫竟然与阿炳的二胡相媲美了。姚爷的箫曲录成唱片，赚了大笔钱。此时，两个亲生儿子要求分钱，被姚爷斥责回去；曾经迫害乔姐的主犯——侄子和侄媳妇——紫箫徒弟，来乞求宽恕，乔姐被迫害的情景一一浮现。姚爷一摇头：“这事没商量。”
老馆长犹豫半晌道：“姚爷啊，事情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做长辈的，对孩子们就不该有那么多仇恨了。”
“仇恨是他们种在这里的！”姚爷指着胸口，眼睛冒出火来，“现在这些仇恨长得七股八杈，我掏不出，铲不净啊！本来他们是可以铲去的。我刚回村时，那些年轻人都到我这里转一圈，叫声姚爷，我心里明白，那些年的事就过去了。可他们两个却连个人屁也没放。你以为我不想忘记？做噩梦的滋味好受？忘不掉，忘不掉呀。”姚爷内心的噩梦以及噩梦无法摆脱的痛苦通过对话一一清晰地呈现，令人感慨不已。单纯的历史遗忘和一味的宽恕，并无益于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牛余和先生在描绘旧时代姚哥与乔姐爱情悲剧的同时，也揭示出悲剧的根源在于旧的劣质性的伦理文化，漠视人的自由的爱情的伦理制度。同时，牛余和先生也深刻地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新的伦理文化的时代，却发生了更加惨烈的集体性伦理悲剧？当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文革”的时候，开始了新时期的生活，但还没有遗忘掉旧的噩梦的时候，姚爷又遇到了新的伦理文化之病——物质迷恋与金钱崇拜。人性在新的伦理文化语境下发生了新的异化。
“屋里传出了微弱的箫声，箫声凉凉的，湿漉漉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苦涩，纠缠着莫名的魅惑……”姚爷临终的箫声格外发人深省。
与电影《黑暗中的舞者》中的女盲人通过舞蹈来呈现心灵深处的叹息、悲伤与欢乐一样，《黑白往事》通过紫箫之音，穿越无边的黑暗，艺术化地传达姚哥对乔姐的无比深爱。同时，这箫声也超越了历史时空，传达百年乡土中国伦理文化变迁中的悲剧与危机。
通常我们说，对电影的解读，要从电影的本体角度出发，进行主题分析、人物分析和技巧分析的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僵化的。从主题分析入手，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文学化的手法。比如，这篇对于《黑白往事》的分析，就是比较文学化的手法。我们知道，文学和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电影叙事与文学故事之间的联系，而且体现在电影在主题、人物上与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优秀的电影，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这篇影评从电影和小说的共同人性深度的主题出发，进行了深度的探索，可以开拓大家的视野，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
具体而言，作者巧妙地抓住了箫声在电影和小说中的共同的线索性作用，通过“紫箫黯然低吟，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悲剧”、“紫箫魅惑天地，穿透黑暗时空的爱情之音”、“紫箫悲音不绝，叹新时期乡村伦理危机”三个方面，用紫箫的变化，来象征电影主题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乡土的现代化转型等宏大而深刻的主题的理解和思考。这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通过对这篇影评的学习，也让我们认识到，文学与电影是相通的，良好的文学修养对于电影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现在轻视文学研究，认为单纯的视听语言分析就可以替代文学研究在电影研究中的地位的看法，是一种有力的反驳。
浅谈冯氏电影的几点特色——兼论冯氏贺岁片风行内地的社会性心理因素
自1997年拍摄电影《甲方乙方》以来，冯小刚可谓是异军突起。他的电影以一种独特的诙谐风格给中国电影增添了一抹亮色。尤其是其贺岁大片《大腕》更是创下了国产片的票房奇迹，开辟了中国电影商业化运营的新时代。在经历了一度的沉默之后，他又一次在岁末年初以其独特的冯氏幽默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巨波。对于《手机》这部影片，人们的反应大致上是毁誉参半，但在某些时候，似乎是“毁”的声音更大一些。在这里，我不想对《手机》的优劣做出个人判断，仅就冯小刚几部作品之中体现出来的几点特色进行综合性阐述。总体来说，冯氏电影迎合了当代人的审美口味，符合当下大众的接受心理，以平民化的视角触及了社会敏感话题，展现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目，并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揭示出了当下社会弥漫的精神危机和潜在的意识流变，从而使我们对生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更深的眷恋。
一、叙述视角的平民化
摆脱了以往电影中浓墨重彩的寓言化创作套路，冯氏电影的最大特点便是还原生活。他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角，打碎了普通人眼中的神秘区域和特殊人群的神圣光环，以一种世俗化、生活化的平行角度向人们展示了特殊群体的生活起居、爱恨情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当下流行的“回归自我”的社会潮流。
当今时代，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为既定的社会角色服务，而是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对自己梦想生活的追求之中去（《甲方乙方》），要求打破角色的束缚回归自我的本来面目。这种“回归热”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与当今时代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物质需求的逐渐满足，人们开始将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精神需求的满足中去，从而出现了宣扬个性主义的一次次浪潮。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个性”需求成为人人追求的生活目标。突出个性追求、满足个人欲求，几乎成为人们主要的精神动力。同时，人们开始将大量的精力从广泛的政治关注中抽离出来，转而致力于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在这其中，个性需求的满足理所当然地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满足了自身的个性需求后，他人的个性需求便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又一焦点。人们渴望了解他人，尤其是与众不同的人群的个性需求到底有何与众不同。因而，对于广大观众来说，明星大腕及富含神秘色彩的异域风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明星大腕的真实生活（《大腕》、《手机》）、社会名流的内心苦恼（《甲方乙方》、《一声叹息》、《手机》）、异域生活的原生再现（《不见不散》）、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没完没了》、《不见不散》）便成为冯氏电影乐此不疲的表现重点。这符合当下流行的社会思潮，将各种群体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角加以世俗化再现，以迎合人们的接受心理。在迎合大众审美口味的同时，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将社会生活在平民化、世俗化的基础之上又加以喜剧化，从而又实现了电影的娱乐功能，因而成就了冯氏电影的商业成功。应该说，冯氏电影的成功与其对当今时代脉搏的把握密不可分。
二、话题选择的热门性
在把握时代心理后，冯小刚又将精力放到寻找社会关注焦点的关键切入点上来。最终，他将电影的阐述重点放在两个基本方面：满足普通人的猎奇心理、展现当下社会的热门话题。应该说，冯氏电影的成功与其涉及的基本内容的易接受性密不可分。
作为自然生物的人类，与生俱来具有窥视他人的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本能衍变成为一种猎奇的欲望。这种欲望倘若得不到满足便会在人的内心之中形成一种情绪积淀，而这种积淀一旦达到一定程度或受到意外刺激的干扰，便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产生出人意料的后果。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时代的进步，加在人们身上的社会性角色也越来越多，因而人们受到的社会道德约束越来越强，而本能欲求的自发性释放途径却在日益减少，人们体内的情绪积淀也是越来越厚。因而需要将人们体内的这种能量加以导向性发泄和倾向性转移，以防止产生意外。冯氏电影便紧紧抓住了人们的这一生理本能，给观众展示了一幅幅形形色色的生动画面，并通过其主要角色身份的特殊性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反应，达到了预期的轰动效果。在这里，既有满足人们各种愿望的“好梦一日游”（《甲方乙方》），又有对国外生活的戏剧性再现引发的另类反思（《不见不散》），也有对明星大腕的潜在心理的曲折讽刺（《大腕》），还有对社会名流的秘密生活的诙谐再现（《手机》、《一声叹息》）及对大款富豪的无赖嘴脸的尽情展现（《没完没了》）。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冯氏电影多方面地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并使人们展开了对社会生活的反思，从而使人们在排遣心中郁闷的同时，又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追求。
在满足人们的猎奇欲望的前提下，热门话题的着重选择成为冯氏电影得以成功的又一原因。在这其中，冯小刚又将目光聚焦在了两个重点之上，即着重展示人们心中扭曲的价值追求和畸形的情感爱恋。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久受排斥的享乐思想又开始在人们的思想之中焕发了“勃勃生机”，而这一切又首先体现在了对金钱的占有欲望上。为了占有金钱，人们可以说是施展了浑身解数。所以，这才有了《大腕》中万国商品博览会般的泰勒葬礼及付费悲伤的咄咄怪事和绑票逼债的盲动之举。其行动的真实动机暂且不论，仅就其行动本身而言其便已经陷入了一个金钱欲求的怪圈之中。换句话说，在他们心中，金钱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原初动力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进而在金钱的旋涡之中苦苦挣扎，最终却是一无所获。这一点，在影片《大腕》中那段有名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台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其叙述主体的真实身份也似乎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更深刻的人生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