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青年书法家——舒乃仁先生。虽然他比我要年轻，但他的书法造诣却深厚得很，上次我还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我现在得拜你为师，还望您不吝赐教。”乐得众人喜笑颜开，他后来经常指点我。结识他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笔会上，舒先生正帮朋友写字。我也应邀露一手，就拿起笔来写我名字里的“飞”字，不料用力过猛，这笔一甩，甩得对面满墙都是墨。舒先生正好站在我对面，这甩起的墨一下子越过他落到后面的墙上去了，墨汁打在墙上立马飞溅起来，溅了他一后背。他非但不生气，还说我写得力度太高了，结果他前面没甩到，后面甩到了，不过这力道与构字都是很有潜力的，我应该好好练，不要埋没了这天赋。所以我就开始拿起笔了，这拿起笔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不管哪天，没事时我就练上一会儿，心里想点什么诗词名言马上就能落在纸上，初期临摹得最多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一开始我不太注重文房四宝的作用，总是随意置备些笔墨在报纸上写。舒乃仁见了告诉我，说笔墨纸砚都很重要，都要用适合自己的。我还很不理解，后来另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大堆宣纸，我这才开始拿宣纸写，发现这样和用报纸写完全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像玩摄影时爱相机那样了解与置备了文房四宝，再重新开始练习。这个时候就不再局限于《兰亭集序》了，柳体、颜体的很多作品也进入了我的研习范围，很多用笔的控制、规范，我又重新找回来了。我先从楷书、行书练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钻得不断深入了，写到了一定程度，不知道怎么再往上提高了，就赶紧找到师傅求教，他就告诉我这个时候应该再注意什么，首先是结构需要调整。我就照他说的，开始在结构的细节上不断研究。当又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说你现在其实在用笔上已经掌握差不多了，那么你在布局上要注意了。于是到了现在，我仍在布局上进行着钻研。
就我现在的用笔来说，一招一式、着墨轻重已经有感觉了，但是在布局上也还是在学习，不断地向这些老师们请教。有的时候也会融入自己的东西，比如我也学了很多《三希堂法帖》中的精髓，把他们用笔、结构上的东西都往自己的技艺里融。融合的东西多了以后，我感到自己对书法的一些理解也在通过他们的手法往外体现，也许这也就是所谓的自成一体吧。最近有很多各界的朋友觉得我的字很漂亮，会专程登门向我求字，我觉得他们也许是将我的书法造诣抬得太高了，但能够为各位朋友一展身手也是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通过对书法的练习我感受到：一个人开始做某事之前会觉得它挺麻烦、挺困难，怎么都不想做，但是一旦因为某些偶然原因在不经意间开始尝试，马上又会发现自己对它蛮擅长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于是就深入其中，乐此不疲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做事要“躲着做”，因为说不上遇到什么事我要一做起来可能就放不下。对书法而言就是这样。
所有这些在艺术层面的不懈追求，与童年家庭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实我父亲一直是“身教”多于“言传”，他对我说得不多，但他的很多言行在无形中给了我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跟我现在对我儿子的态度差不多。
与之相反，生活细节上，母亲说得很多，我从小就是妈妈说着长大的。比如说，你和别的孩子发生冲突了，不管我有理没理，通常会先把我给说一顿。但是到了我有孩子之后，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和我那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很多时候要靠孩子自己去判断与应对，为了给他一个相对充分的空间，父母不要说教得太多。而我的父母就老觉得我不管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总认为，不管两个孩子谁对谁不对，他们都该要先教育自己的孩子该怎么做人，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成长中有几件事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现在小手指还有一个伤疤，缝过两针。起因是，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我坐在那玩，没招谁惹谁。边上另外一个孩子，突然就拿了一块砖扔过来了，一下子就把我的小手指的肉给砸裂了，我疼得大哭起来。我小时候性格是这样，很少会急，但一旦急了，跟人打架可是会拼命的。那次为了报仇我上去就跟他打了起来，自己的手不住地流血都不停。不料那孩子属于不会打的，被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正好住在我们家楼上的一位老太太路过，她光看见我打人家了，就把我妈妈叫过来，我妈妈过来把我说了一顿。我一肚子委屈，到医院还缝了针，后来一聊才知道，我是无端地被他砸了一砖块。我觉得就父母来说，他们总是觉得我要管好我的孩子，其实更多地说我管我的是我妈妈，我爸爸很少说我什么，只会在关键问题上跟我谈话。
人们不是说好孩子从小不打架吗？但是谁要欺负我，我就拼命地打，我有那么几次打架的经历。一次是我刚刚从胡同到了机关大院，那时候孩子总是分成一派一派的，有时候看你孤身一人的，他们就想欺负你，谁欺负我就跟谁打，这是我第一次打架。第二次是刚刚转入大院小学，“文革”的时候，班里会有一个孩子王，喜欢让别的孩子听他的，你是新来的孩子，他就会欺负你。我不打架则已，一打架就会战斗到底。他找来了一帮孩子跟我打，我非但不屈服求饶，还倔强地越打越凶。这么一打倒好了，我给打成了班长，后来我们同学都说班长是老好人，不管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跟我关系都特别好。再加上不知道怎么的，同学间传说我会武术，都不敢跟我打了，到后来就很少再有人欺负我。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只打过我一次。那是“文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打篮球的院子挂满了铁丝，铁丝上挂满了大字报，那上面真是什么难听的话都有，而小时候家里不允许我嘴里说出骂人的字眼。结果那天我偶然说了声大字报上看到的骂人“脏话”，正好被父亲听到了，他立即打了我一巴掌。正是由于父亲管得严，到现在我都不会说脏话。
另外由于妈妈一直是早出晚归地上班，而父亲很多时候跟着工作组出去，所以基本上生活要靠自理。
我们家两个孩子，我还有个小弟弟，做菜做饭都是我小时候学会的。弟弟一般也是由我照顾。我记得第一次做饭，就是自己学着煮挂面。那时用的是煤油炉，把它点着了以后，用葱花酱做汤料把挂面煮熟。一开始是自己琢磨，到后来同学之间比起来谁做饭好吃，我就开始研究怎么做饭了。到了现在，在烹调上我也很有自己的一套，使得我的学生总是没完没了地往我家跑，让我给他们做东西吃。现在我们家还是我做饭做得最好，连我妈妈做的菜都没有我做得好，所以我回家时，就是我给她做饭。
二十年的辛苦沉浮已经过去，我是多么感激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与宽容之情啊！每当见到他们，彼此间似有千言万语，但话到嘴边，又成了生活中平实的问候与关心。我总想尽孝，但是太忙了，一有空就会回家去看看，没有空也会抽时间去看看，但是现在总还觉得回去得太少。在我心中，即便探望得再多、关照得再好，与父母对我的深情厚意相比，都是远远不够的。不管到了哪儿，我们中国人都应该时时保留着一份孝心。
21世纪初回国以后，我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接触的基本上都是80后的年轻人，从80后的年轻人一直带到90后的年轻人。我已经从事教育事业十多年了，到如今成为了一所高校的教授，最让我感到难得的一点就是，我能够在心理状态上同现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一起。我是老师，我会教授给他们专业知识与实践方法，但是我想要向他们传达的东西又远不只这些。他们这帮年轻人都对我特别好，我想可能是在无形之中我在很多方面也影响到了他们。也就是说，我给他们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专业上的，尽管专业肯定是首要的，但我同样希望我身上那些还算闪光的精神能够传递给他们。所以，无论我带的班里学生如何，他们专业好的也好，专业不好的也好，我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某个学生的专业越是弱，我越得从某种角度上帮助他；而如果某个学生的专业特别好，我还想从那些让我获益匪浅的角度来推动他。
但是在这之中，总感到我对学生们还有很多在教师责任之上的东西，这种感觉一开始还挺模糊，但是随着我教学工作一年又一年地深入，它变得清晰起来。这些80后、90后的学生毕竟年纪都不大，很多甚至比我儿子都还要小。但在我多年面对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以后，又没觉得他们很小，因为老是这个年纪的一群年轻人。我从当老师以后，跟他们的交流中得出结论，发现教好他们的最佳方式，就是跟他们做朋友，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聆听他们，去同他们沟通。这并不是语言上的美化，甚至不是我刻意要去追求的方式，我跟我的学生们成为朋友，均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我想这个现象可能和我之前谈到过的名人心态、平民情节都有关系，到后来转型成了老师以后，我仍旧不会以某种方式凌驾于学生，或者强加于学生什么。
我对“为人师表”的实现，有自己的理解，其基础在于教师对学生平等开放、诚实坦率的态度。想让一个学生学业有成，教授给他专业的东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帮他了解与挖掘自身，使他找到自己在专业中的正确定位与前进道路。一个教师只有在跟每个学生交流过程当中，多多去了解这些孩子的性格，才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些事情，这样才能实现因材施教。
如此，你就要去解每一个年轻人的性格，而在这个贴近年轻人的过程中，你无形中又会做了父母要做的事情，这是在坦诚相待中的不经意间做到的，并不是我刻意要去做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更好地教他们。这么做以后，年轻人们真是把我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看待，但有时也不完全是那样，因为在他们眼中我既是家长又是朋友，就是那样一种丰富而亲切的感觉。所以，这群年轻人有什么事都跟我说。
最近就发生了这么个小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失恋了，情感上都快挺不过去了，非要跟我谈谈。时逢中秋，我本想节后再开导她，可一看她的状态，感到情况确实很糟糕，不及时沟通的话，很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我马上先把自己过节的安排放下，让她有什么话尽管来说。没想到我们一谈就谈了很久，到最后她终于好很多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但是作为师长也不能对她要求太苛刻，事事都要坚强勇敢、理智冷静，对他们这个年纪的学生来说还是很困难的。大一我就带着她，她说她的一生当中，就没遇到过让她如此重视的人……这学生太有性格了，像这种有性格的学生，其实在一个班里头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恰恰就是这种学生将来可能真的能成就什么，但是也很可能因为遇到了什么自己觉得过不去的事情而毁掉自己。我内心深处一直坚定地认为，只要这种学生遇到了我，我就不能让她毁掉。
在这种敏感的时刻，你跟她的沟通都不能从老师、父母的角度出发，一定要把自己作为她能够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也就是说，要在方方面面聆听她的想法，明白她的需求，她才可能把心里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此时我发现就她这个年纪的学生而言，心中隐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耐心地从她的想法出发，剥茧抽丝般的帮她理清当前感情上与现实上的头绪，然后逐条开导她，把她的思路引向前景更广阔、机遇更丰富的方向。我跟她一直谈到深夜，她终于想通离开之后，我感到岁月真是不饶人，满心都是长谈后的疲惫，但我的内心很安宁。我本着我作为她的老师的感情，尽到了应尽的责任，愿她和她的家人都能够过一个幸福平安的中秋。
这个学生是一个特例，但是几乎每一个我带过的学生，对我似乎都有这种心情，它包含着信任、依赖与认同，还有很多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一批又一批地培养着这样的学生，愿他们能带着我传递的那种正能量走得越来越远，我感到他们每一个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而今早已年过半百的我，回首这几十年人生的过往：无论我是在哪个位置上，做学生也好，做电视人也好，做商人也好，还是现在做教师也好，我都本着在那个位置上的责任，尽可能用心地去做好该做的事情。
回忆至此，我又深深地感到，连“责任”这个词都涵盖不了我想要传递给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我觉得我并不是仅凭责任而去做的，假如仅仅本着责任的要求，我可能做不到这么多的事情，也从中得不到这么多的乐趣。责任的确很重要，但它又总是包含得太多太多，是非也太难界定。因此，坦诚地说，很多时候，行动中也并不是我有多无私无畏、尽心竭力，而是每当我投入一件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以后，总有一种对它割舍不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