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录音间就是一个狭小而封闭的小隔间，录制《新闻联播》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上午时编辑会把节目的电影胶片准备好，把写好的解说稿子放到我们播音组的桌上。在我和杜宪去之前，新闻节目全是由老播音员们负责录制。当我和杜宪毕业进台后，首先承担了20分钟的《新闻联播》国内新闻节目的录制工作。当时的规定十分严格，不是经台领导审批的播音员是不许在电视上出声音、出画面的，就算是负责采访拍摄的记者都不行。不然的话，像编辑记者们那样口音南腔北调的是一定不行的，如此算来算去，当时央视真正能做录播的只有我们播音组这寥寥数人。
我和杜宪实习的时候就在台里，那时就已经开始上节目配音了。正式入职之后，在《新闻联播》等栏目中展开了长期的合作，一直合作得很融洽，节目效果也令人满意，受到了广大观众朋友的广泛欢迎。我们业务素质的过硬也和我们一上岗就大批量压下来的工作任务有关，长时间、高密度的工作使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成长了起来。不过要说成为一名成熟的职业电视节目播音员，那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磨炼。从1982年1月进台开始，我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业务水平。当时意识到这一点，是由于我当时录了一部叫做《长安》的12集的大型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解说词篇幅庞大、内容复杂，但我录得很顺利，做到了效率比较高，错漏比较少。这一录完，我就意识到，我的业务能力已经成熟了。
当时我们每天进行节目录制工作的那个环境真是既狭窄又局促，录音室总共才十几平方米，而我们为片子配音的地方就是个不足两平方米的木制小隔间，刚好放得下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里面就只能坐俩人。桌子对面是一大块玻璃，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录音时隔音，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同时看到电影机在播放的影像。人往里面一坐，漫长的录制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是在那个核桃壳般的小空间里逐步实现的平均20分钟的片子20分钟左右就能录成。那种工作条件的确非常艰苦，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为一部两集的纪录片做解说。那次是我和老播音员刘佳一起录的，正赶上盛夏，录音室里不能有空调，因为那时候的空调静音效果普遍不好，而录音期间是不能有杂音的。所以这一进去，“核桃壳”里又闷又热。几个小时下来，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接着会被身体的热量烘干，就这么“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还好那时候我年轻身体好，没有中暑。
到了1986年，台里的办公地点搬迁到了中国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央视新大楼。该楼建了很长时间，它80年代初开始修建，等我们搬进去都到了80年代中期了，条件已经稍显落后了。那几年电视台的人才队伍发展得极其迅速，一届届的大学毕业生不断进入电视台。那个大楼原来的设计容量大概也就是1000多人，可等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全台都2000多人了，结果就是换了新地方还是挤得不得了，这才不得不在之后几年里又拓展了许多新办公地点。负责多媒体演播与制作的“梅地亚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央视节目类型也开始丰富了，早期主要的文艺节目就是样板戏，后来开始播放各类电影。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日后中国的一大文化元素——电视剧也开始悄然兴起了。央视播出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1981年上映的《敌营十八年》，这是一部中共地下工作题材的黑白电视系列剧，播出之后引发了观众万人空巷前去观看的巨大反响，日后电视剧将会多么受中国观众的欢迎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从国外引进的译制片又火了一把，前南斯拉夫游击队反法西斯斗争题材的电视系列剧《黑名单上的人》、波兰二战地下工作题材的电视系列剧《大于生命的赌注》等等那些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作品都曾经引发过观众的轰动。
1986年，央视一台播出了由央视自行策划拍摄的大型古典神话连续剧《西游记》，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电视剧工作者运用早年简陋的技术条件与有限资源为观众造梦的创举。该剧历时四年才摄制完成，播出时的收视率达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89%，直到现在都经常在许多频道的寒暑假等热门档期重播，出乎意料地使广大观众百看不厌。因此该剧不能不说是铸就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一大传奇。尽管并不完美，但它不但造就了一座中国人自己的电视艺术丰碑，而且极大地刺激与促进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之后央视成立了电视剧制作中心，专事电视剧的创作与引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播音界的老前辈们逐渐淡出了《新闻联播》繁重录制工作的一线，我与杜宪开始挑起了大梁。到了那时，随着电视节目的增多，台里不断将年轻的播音员、主持人补充进来，比如张宏民、罗京、卢静、李瑞英等。我和杜宪是这一代年轻播音员里进台最早的，也是相对来说业务能力最成熟的。后期录制工作专业化程度更高之后，像赵忠祥老师等前辈就都不在新闻部工作了，他转而去专注于《动物世界》的解说了。真正还在主抓《新闻联播》的新闻部前辈就只有邢质斌老师，由她带领上述那群年轻人来播报这一时期的《新闻联播》。
让我感到敬佩不已的是，由于年龄原因，“二姐”邢质斌早年并没有赶上恢复高考，也就没能接受播音的专业教育。她高中毕业以后就在京郊的大兴插队，后来当上了当地的广播员，她的广播很受当地干部群众欢迎，是央视记者到大兴县采访的时候，听说这个广播员挺好，觉得台里正好急需用人，就把她发掘了出来。因此，她赢得过硬的业务素质与观众的大力欢迎，并不是靠学历背景，而完全是靠自己工作实践中的勤学苦练与摸索磨砺。
在电视台的工作中，我发现自己的语言其实比较宽泛，除了《新闻联播》之外我也积极参加别的节目的录制工作。像当时台里录得比较多的专题片、纪录片这类其他部门的节目，也都时常来找我录，所以我业务上的涵盖范围与接触过的节目类型都更加的广泛。
记得当年录制过的重要节目有以下这些：大型纪录片《唐蕃古道》、《黄河》，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长安》；其他的专题片也很多，就像表现1987年那场大兴安岭大火的专题片《25个夜与昼》与大型科教片《宇宙》等。一开两会，主要的新闻报道任务全是我们的。还有大型活动，比如说1984年时建国35周年广场阅兵和焰火晚会的现场直播。当时参加游行的大学生方队经过天安门前时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条幅，清楚地记得那次我是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附近。晚上焰火晚会时，我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顶上的转播点，进行现场直播，邢质斌在台里的演播室，我们是在外景的点，同步主持。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些成就，老百姓的生活开始有所改观了。就说北大的学生打出来的“小平你好”条幅，这行为都不是事先组织的，而是学生自发地制作并打出来，面对整个国家的大好形势，全体中国人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喜悦中。
事业稳步迈进的同时，生活状态也开始起了变化，毕竟是时常在《新闻联播》露面的人，有很多东西在我内心中进行着过渡。在我接替赵忠祥老师挑起《新闻联播》男主播岗位的大梁后，每天出去还真得戴墨镜，不然的话，麻烦事儿可多了。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大栅栏那边走着，后面一群女孩子就喊着我的名字跑了过来，弄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到商场逛逛想买点什么东西，总是还没转多久，就被服务员认出来了，一起跟我聊天，弄得我都没法再逛了。
国家电视事业起步以后，电视成了人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到晚上《新闻联播》开始，全家人端着饭碗等着看新闻，所以大家就都认识我了。但是这时候我觉得心理上有一种无形的负担与压力，一些老播音员也经常跟我们说，做这个职业不像做演员，能够一夜成名，你要在日常工作的每一天中把所有事情一点一滴地做好，通过天长日久的积累，给观众留下一个完整的印象。另一面，就当时人们对我们这个职业的看法而言，它在传媒行业中的地位实际上并不高。那时的人们重劳动、重技能，甚至有人评价我们说：“你们当播音员的不就是个传声筒吗，不就是个肉喇叭吗？人家编辑还能写东西，你能写吗？人家摄影还懂技术，你也懂吗？”所以在那个电视事业刚起步的阶段，播音员的职业地位的确并不是很高。有时我也禁不住去想，就算一个播音员能时常在全国观众面前露脸与讲话，可是他肚子里就真能有多少墨水？他心中又能有多少真才实学、真知灼见？我经常在这样的视角中谦逊地反思自己，总觉得我该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电视事业有其自身的客观特点，观众首先认识的肯定是在前台的播音员、主持人，若要问一个热门电视节目幕后的负责人与策划者是谁，老百姓都不一定知道。我觉得：虽说电视人有着这样的台前幕后之别，但是作为身处前台的我，更要时刻清醒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记着不同岗位上的电视人为节目所做的不同贡献。不要盲目自大、自视甚高，而要不懈地谦逊做人、努力充实自己才好。这就是我当年的职业心态。到了如今，社会已经大不一样了，也许有很多影视明星与热门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公众人物，会觉得自己十分有名气、相当不得了。但在我们那个时期，人们的观念可真的不是这样。在媒体业界内部，本来人家就总觉得我们这群搞播音的人“外表光鲜、内涵简单”，而我们也总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懂得多，要坚持学习才好，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就算是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学时，在新闻系的三个专业中，我们播音这个专业也总是被人家看得最低，因为他们觉得编采与摄影都是技术性、知识性很强的专业，播音就只会摆个亮相与说话的花架子。由此产生的学历待遇也不够公平，起先我们这个专业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定为了三年的大专学制。但是78级新生再就读的时候就算作本科了，而我们这一级的却仍旧算作专科。当时我们这帮学生就觉得很不平衡，读的同一个专业，花的同样的时间，下的同样的功夫，凭什么我们是专科，而下一级就是本科呢？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一级学生是通过全国统考进来的，他们78级到80级的学生只是参加学校出题的考试进来的，怎么也不能说我们能力就比他们差。后来，我们集体写信向校方、教委反映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学校与教委一再考虑，觉得我们的意见也对，于是决定把我们的学制延长一年，这才成了本科。可见，这次学生主动争取应有权益的行为，既是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那个年代人们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概念都还不明确，每个在电视台担任播音员的年轻人都是谦逊而勤恳的。因为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无论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内敛与谦逊精神的熏陶，还是老播音员的言传身教，都让我们觉得电视节目的制作更强调团队的作用，一个人再多引人注目也不可能自己完成一个节目，这种朴实的心态会涉及我们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
不久前，我到美国去，碰上央视的第一代老播音员吕大渝女士。1978年，邓小平第一次访日时就有她的陪同，当时的吕大渝一袭白色西式套裙，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被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与“中国第一美女主播”。这次正好跟她一起参加一个互动访谈节目，我跟她说：“您记不记得，当时您在台里跟我说一句话：‘咱们当播音员、主持人的，可别以为自己了不得，其实你得把自己当孙子看，得夹着尾巴做人。要做台节目，编辑、摄像、化妆、灯光等等，少了谁的配合能行？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别人都是大爷，你得尊重每一个工种的人，跟谁都搞好关系，大家是合作的。’”她听了乐呵呵地说：“这还真像我说的话。”正是在前辈这种谦逊精神的感召之下，后来我和杜宪、和台里的各个工种的同事都配合得特别好。别的不说，我在央视工作的十年间的确混了个好人缘。以致后来，我和台里搞技术的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怀念我们那时候的合作。
那个年代，国家各项事业刚刚转型，人们工作中既带有计划经济时代习惯性的纪律，又带有对未来的殷切希望，所以利益与心态上的矛盾也少。一般大家都会热心地互相帮助，配合得非常好。像我们到国外出访时，搞技术的同事带的器材特别多，比如后期剪辑用的编辑机就得两台，每台都得20多公斤重，得俩人才能抬起来，要是正好是位女同志出访，那这些都归她负责搬运。到那儿遇到报道地点转场的情况，所有机器设备都得打包搬走，我们播音员出访时的工作量不大，都主动上去帮同事整理与搬运那些沉重的器材。在那个时候主持人也扛扛设备，我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由于工种间、部门间在方方面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那时台里整体的氛围是相当团结与融洽，大家都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正因心态本就如此淡泊，日后当我经历了事业上极大的变动时，也没觉得内心中有多么不可接受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