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得很突然，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以前政治挂帅，有何中央指示大家都跟着。忽然有一天一切全变了，政治不再直接主宰一切了，加在人们思维上的限制也减弱了。人们的想法多了，不同的利益追求、彼此的理念分歧也多了起来。正是带着这种思维的突变，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看看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会让人感到忍俊不禁。我们那一级同学年龄差异特别大，最小的是考取本校的应届生，年纪比我小两岁，最大的整整比我大了六岁。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年龄与我们差十几岁的“老三届”也比比皆是，有的还不得不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来上学。不难想象，因插队而去远方的他们，是多么急迫地想要通过进大学读书回到城市工作。
就算北京广播学院恢复招生早，它也只恢复了新闻系招生，新闻系设了三个专业，播音专业、编采专业和摄影专业，每专业只设一个班，我就在其中的播音班里。那时的本科班人数可不像现在扩招后这么多，一个班至多也就三十来人，我们那一届是三个班，恰好共有108个人，让我想起了“文革”时读的《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在我们之前入校的，还有75、76级两届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敬一丹女士当年就是76级的工农兵学员，但是这种学历后来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他们毕业了以后如果没再考研究生，大学就几乎白读了。敬一丹考了研，但那个班剩下的人的那段学历就都不算数了。因此，虽然没准当初你当上了工农兵学员还觉得自己挺幸运，但政策一变，就连学历都得不到承认了，想要学历只能自己重新想办法，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现实。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那个年代的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前后落差，对很多人特别是对年轻人内心的影响和打击都是非常大的。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无工农兵学员之忧，无上山下乡之累，就这么上了大学。在那个年代的大学里，同学中的整体学习氛围十分好。在那样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中读书，会使学生内心很愉悦、学习很投入。而且那时的大学生活也和现在很不一样，同学关系和睦而团结，校园课余活动也特别多。大家该上课时都很用功，旷课逃课这类事情那时是不可想象的。下课之后该玩就玩，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那时学生也是真的听话，老师让他上图书馆去找几本参考书读，他们还真就会去挨本找，很多时候还会发生多个人要借同一本书，只好比谁先到图书馆这种情况……
如上所述，就是因为我大学恰好读的是播音专业，我才走上了这条职业道路，当时只是觉得，既然来读了大学，就要学一行专一行嘛，所以在专业学习上很下功夫。不过客观地说，当时的大众传媒形式还是以广播电台为主，多数人连电视台的概念都还不明确呢。虽然我国1958年就成立了电视台，但由于国民经济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群众收入普遍偏低，连电视这个基本载体都还很不普及，电视节目更是看都没人可看，电视台也就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了。中国电视事业的真正起步，要等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开始逐渐走进千家万户的时代了。
在大学里你就会看到当初电视面临的窘境。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整个新闻系里才有一台电视，每天晚上三个班的同学聚在一起看电视。那还是学校为了让我们了解电视的功能特意购置的，连个高等院校的新闻专业都才只有这么一台电视，普通老百姓就更是想都不用想了。不过，因为学习生活很紧张，各位同学都很投入，平时也无暇看电视。只有周末时，大家才会聚在一起看电视剧，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剧集，片名叫《大西洋底来的人》。可想而知，几千年来，中国人头一回看到电视剧的心情是多么惊奇与兴奋，再加上该剧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剧情，更让我们觉得过目不忘、心旷神怡。电视还带来了现场直播，当时影响巨大的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的赛事，我们都是在大学里的电视上看的。
此外，电视的来临也给新闻事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新闻的信息更新很快，是报纸无法比拟的；而对新闻声色俱备的立体播报方式，也是广播无法比拟的。1978年《新闻联播》栏目诞生以后，中国人也有了即时获得新闻信息的渠道，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我就是通过电视新闻获得的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对越自卫还击战等重大事件的重要新闻。恢复高考后，新生入学得特别多、特别快，我们是77级，78级跟我们只差了半年，罗京的79级跟我们才差了一年半。
1978年，正在北广进行播音实践的我，那时还不会懂得日后这条事业道路的漫长与不易。
时光飞逝，四年大学生活很快就临近了尾声，那时候大学生就业国家包分配。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都是有国家统一按计划分配的，一般就是从哪儿来的就分到哪儿去。像我们那一届，招生时基本上是外省一省招一个，北京地区招得多一些。所以北京的同学都留在了北京。多数回到地方的同学，日后就都成了当地省市级电视台的骨干。
虽然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是计划分配，但是毕业生还是需要自己跟用人单位联系下的，总得过去让单位瞧瞧你是不是人家所需的人才。我们这届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由于当时的电视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大家最向往的其实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跟现在的毕业生都向往中央电视台一样，总觉得那些地方是最好的。可讽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了看我们这届毕业生，觉得十年动乱中国内播音人才基本都损失殆尽了，到最后回到广播电台工作的那些真正懂播音的人都很少了。北京广播学院刚刚复课，那些老师连实践经验都谈不上，还能教出什么可用的播音人才来？所以对我们并不怎么重视，最后我们这届毕业生没有一个进到中央广播电台播音部的，进该系统的也被丢到对台湾和对华侨那些国内听众一般都听不到的广播机构去了。就人们的普遍认识而言，那时的广播系统似乎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部才是通常意义上的播音权威部门，剩下的对台湾、对海外等部门都已经被独立拆分出去了。也就是说，中央广播电台播音部压根就没要我们77级的北广毕业生。在工作中加入自己的意识，让节目更受观众欢迎。78级的专业知识学习看上去似乎比我们要强，声音也比我们好听些，但是要论工作起来的创造力，77级要强多了，因而77级校友在工作上的成就也普遍更高一些。
不过呢，当初我没去中央广播电台也好，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在行业形势与机缘巧合的共同作用下，我被前来招人的中央电视台看中了。那个年代还没有专门培养电视节目播音员的专业，想必他们的选择也不多，又急需用人，于是只好先从播音类专业的毕业生中选。我就是这样进入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从事电视节目的播音主持工作，我与电视事业由此结缘。
3.荧屏十年
这个状况从78级之后就迅速改变了，因为他们发现该专业大学毕业生工作能力很厉害，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先的想法是有失公允的。我这届校友总觉得77级、78级、79级是我校历史上毕业生实力最强、走得最远的三级，而这三级中，77级是最厉害的。因为播音工作并不是一个按固定模式制作节目的复制性活动，而需要很强的创作力，艺术气息较浓的我们会做出更多自己现在回忆起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十年时间中，我目睹与亲历了中国电视事业从起步到腾飞的整个过程。这段时光毕竟凝结着我的青春的热情与开拓的汗水，让我永生难忘。
我跟杜宪女士是同时入职央视的，之前曾经一起在那儿实习。毕业后，本来还应该有一个毕业后的寒假可以休整，却因台里急着用人，被早早要求到台里报到，投入了工作。我们正好赶上了国家电视事业的起步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的国家经济的确从实质上振兴了，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电视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的电视事业就是借着这阵东风开始起步的。
那十年间，我们清楚地见证了中央电视台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过程。这进步首先体现在器材设备上。我们刚到台里时，摄像机刚刚采用不久，很多外出拍摄的记者竟然还都是扛着粗笨的摄影机拍摄，用的是16毫米的电影胶片，而这跟老电影的拍摄技术是一模一样的。因而，拍回来的是新闻也好，是实况也好，都要重新录制，而那时候我们无论给新闻片配音还是给纪录片配音，用的影像介质大都是粗笨的电影胶片。用电影胶片做节目的工作流程跟之后的录像技术大不一样，它对配音的要求相对来说要高得多，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到了苛刻的地步。
在电影胶片时代，节目的图像与声音是分开制作的。虽然当时的拍摄上也有了同期录音的手段，但是新闻片的制作是不会用同期录音的，因为它的实现太复杂，并不适于更新速率极高的新闻片制作，而且同期录音也不能实现同期配音。要不怎么说咱们国家之前的新闻就是“哑巴新闻”呢？这并不是说新闻节目没有解说，而是没有同期的现场音。除了极其重要的新闻，需要录音员用录音设备现场录音之外，绝大部分日常新闻节目拍摄的时候只能记录下画面，现场的声音是没有的，解说都是在台里后期录制的，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有声影像摄制模式。
早年咱们国家的电影也是这样，拍摄时只能获得影像素材，声音素材要另外进行制作。对白要靠演员后期配音，音效就得靠拟声师采取各种方式模拟了。记得当年有些科教片对电影拟声工作做过介绍，表现冷兵器对打的声音就要用金属互相碰撞，表现人潮涌动的声音就众人一起呐喊，把这些声音在录音室里录制出来后跟影像同步播放，就是观众早年看到的影视节目。当年央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方式本质上也是这样，效率之低、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如上所述，当时播放节目所需的片子要分两个阶段制作，第一阶段先用电影胶片为节目拍摄影像，第二阶段用录音带为节目录制声音。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在这第二阶段中，一边看着摄影机拍摄的影像，一边要按照画面进行相应的解说。影像记录在胶片上，声音则记录在一种叫“大盘带”的大型录音带上。这么做就要涉及一个影音同步的问题，两者必须要同步“打点”进行，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声音对不上画面的问题，这可是节目制作中的严重错误。
这样必然导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人在播音过程中间出了错不能停，因为电影放映机是一直运转着的，录音机也跟着同时运转，要停机就得重新再录。现在电视节目制作已经彻底数据化了，影音同时记录在数码摄像机里，所有的素材都只不过是由数据组成的视频文件而已，哪儿错了就在哪儿停下来重说，之后在视频剪辑中进行编辑即可。那个时候可是不能停的，比如说现在一段20分钟的国内新闻，数据文件在电脑里也就一个文件夹大小，当初那可就是一大盘完整的电影胶片，要录就得一次录完，出了错要改是十分不便的。而这之中，不仅仅是播音员一个人的工作，它涉及放映员、录音员的共同配合，是一个团体合作的过程。如果因播音员录音中出错过多总要从头录起，影响的是整个团队的工作。
比如说我今天要播全国各地十个省的新闻，这十个省的新闻就都被编成了一条电影胶片，放映机不断地放，放完完整的这一大卷要20分钟，你坐在录音室里就得连着解说这20分钟。这之中就算你出了错了，你也不能停。这样就会产生诸多问题，要是说你在解说时出了错，比如把“山西”说成了“陕西”，“2800万元人民币”说成了“8200万元人民币”，这种错出了一两处，哪怕三四处都也还好，但如果错得多了事情可就难办了。录音时会有个录音员在录音室外面拿着解说稿子听着你说，如果听到哪儿错了，他就会给这段要改的带子加个标签做标记，如果一盘带子贴满了标签，要一处处修改，那没有两三个小时是根本完不成的，那就还不如从头再重录一遍。
这种工作精神压力的大小取决于业务能力的高低，出的错越多人就越不好过，出的错越少事情就越好办。那时我的心态总是这样：只要今天不出错，今天就好得不得了。这个工作是个需要配合的工种，要改错要重录都需要其他技术岗位的同事同你配合，出了错不光你自己觉得懊恼，还得耽误人家的时间。这就考验你的业务能力了，这业务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录音时少出错，或者不出错，顺利地把节目录下来。等到录音工作完成了，再拿去把胶片转成一种磁带，电视节目播出的时候用的是这种磁带，不是直接用胶片。
新闻节目的录制相对简单，因为它的主要素材就是节目影像与语言解说，没有同期现场声、背景音乐什么的，对我而言，做好解说就行了。压力最大的是录制纪录片，像某些大型的专题片，一条带子就有20多分钟的片长，解说过程中还要同时加入音乐音效。也就是说，录制纪录片时，有节目影像在播放着；还有专门的音乐编辑在那播放音乐，到哪个阶段该放哪段配乐都是预先确定好的；与此同时，解说员还在进行语言解说。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要将几个工种提供的素材同时整合到一条录音带上，这就要求各工种在每一条带子的录制中都严密地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