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那时在学校中获得难得的试验机会，我都会觉得无比的好玩。我对初期的化学试验非常感兴趣，我嫌在学校里尝试得不够过瘾，还自己动手做过一些趣味小制作。之前有种叫摔炮的小型鞭炮，你把它摔到地上会发出响亮的声音，男孩子们很喜欢。我就自己制作那个东西，学了化学以后我就知道它火药的化学成分了，就是以搅拌混合后的红磷和氯酸钾。这些试剂很容易从学校里搞到。男孩子喜欢做带点刺激性的事情，搞到试剂之后我偷偷自己在家里试制。不料我压根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在将红磷和氯酸钾混合时，是不能用金属制品搅拌的。我恰好用了一根粗铁丝搅拌，结果一下子把试剂引燃了，点着了桌上的塑料桌布，紧接着火焰熊熊燃起，差点把我们家给烧了。吓得我把毛巾浸湿了全力扑救，这才把火弄灭。再后来，我改用了新的“摔炮工艺”，用泥巴把混合好的试剂包在里面，制成一颗颗小小的弹丸，用弹弓把它们打在墙上，声音格外地响，兴奋得我大声欢呼。
我读中学那时候，数学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好，我都是在初期课程中的知识层面不太深时，才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学得很起劲；可等知识一深入，我感到自己就开始陷入那些无休无止的概念公式与推导计算中去了，就不再有初期那种激越的兴致了。尽管那时没人管，玩得特别多，但从小时候起，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好，而且那个年代的中小学课程也不像现在这么难，还是很容易学好的。那时班级中有学习小组，一个小组五六个人，放学后组长会带领大家去其中一人家里做作业，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作业写完就一起出去玩去了，让人感觉挺简单，很轻松。从小学起我就是班长，一直到中学也是，平时各科目成绩一般都是不会低于98分的，多数都得的是100分。学习的过程也没觉得多费劲，也没耽误玩。倒是现在，孩子们的中小学课程科目又多、课程又难，看着他们学得那么费劲，好容易考上了大学，一到毕业，之前所学的东西还十有八九都不知道能用到何处，我都挺不理解的。
2.播音之路
曾经有人问过我，有没有很早就立下做一名播音工作者的志向，是不是早年就非常羡慕收音机中为听众播报的播音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一点不羡慕。”这是实情，坦率地说，我走上播音主持的工作之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形势把我带到了那个岗位上。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读完了初中之后，一个中国青年可做的选择可不多。从文革开始直到在1972年，中国都是没有高中的。幸运的是，我上中学时正赶上恢复高中，于是我初中上了三年，高中又上两年，就读于当时的北京市123中学。不过就算可以多读两年书，出路一时还是不会有什么实质变化的。当年我高中还没毕业，还在就读时就要开始为将来打算了。正是1975、1976两年的敏感时期，文革就快要结束了，国家的教育就业政策也正处于变革的前夕。
尽管需要做选择，但我并不急着做决定，故意能拖延就拖延。因为那时候年轻人都知道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中学毕业以后，他们作为“知识青年”就要去“上山下乡”了。“上山下乡”就是知识青年到全国各地乡间的基层生产队去参加农业劳动，也就是所谓“插队”。要说其他的选择，就我们部队大院里面的孩子来说，那就是当兵。那个年代，部队外面的孩子想当兵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当兵都要走后门，都得有部队的关系才能当上兵。像我们又比别的孩子多一些选择，就是说我们可以当文艺兵。像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学过跳舞，她爸爸妈妈也是总政的，上了两天学，一下子就送到内蒙的“乌兰牧骑”去学跳舞了，之后总后成立了文工团，她就去总后了。其他的同学，有的成为了基建工程兵，有的后来加入了武警文工团，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基本都退下来了，各个文艺团体的都有。
不过就我家而言，情况稍微特殊点，我从小因为受父亲影响而学习跳舞，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比如唱样板戏、办诗朗诵、跳集体舞。小学时还排演过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扮演剧中的洪常青，跳《大刀舞》给大人们看。但是，恰恰就是因为我父亲是搞舞蹈的，他深知男人干这一行的不易。比如，终年训练坚苦不说，演出压力还很大。伤痛虽说是家常便饭，但哪次都会对事业产生诸多影响。更别说干舞蹈演员还是碗“青春饭”，艺术生命比较短，之后的道路可并不宽广。再者，人真正要学舞蹈，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才起步都嫌太晚，像芭蕾必须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一般先练筋骨，把肌腱拉得柔韧，把关节压得宽松。之前父亲长年不在家，并没有指导我进行早期训练，最佳的学舞年龄其实早已过去了。于是他坚决不让我搞舞蹈。
父亲不让搞舞蹈，那我就只能等其他的招兵机会。像我们总政歌舞团、话剧团的孩子们都想走艺术的道路，所以不管要做什么，都想和艺术沾边。我一直喜欢表演，就想搞表演。为此，1976年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很多部队话剧团体到学校招人，我积极地参加了。可是那时候，各团并不是要挑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学员来培养，人家需要的是已经具备演艺素养的演员来演戏。像我这样高中刚刚毕业，什么戏都没学过的人，是肯定不行的，我考了很多话剧团体都没考上。当然，如果考上了那我的人生想必又会是另一副样子了。
那一年国防科工委还招了一批兵，他们主要是想培养搞无线电的技术兵，这一兵种涉及很多军事机密，所以政审特别严，而且是一查查三代，哪怕查到一个亲人成分是“黑五类”的，在“文革”时期就通不过。不用说，这下我又没戏了，不过因为不是艺术相关的专业，我也没过于在意。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大多数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没着落，这几个人都是想搞艺术的，我们几个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过不了政审，所以当不了兵。可是我们这拨人原来在学校中都是学习最好的，这真让人委屈。其中一个是学美术的，他的父亲是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油画家，后来他受父亲的影响，考上了军队艺术院校学习美术。还有一个同学的母亲是北影厂的演员，他也好久不知道去干什么好。后来南方一个部队话剧团来招收演员时选中了他，如此他总算如愿以偿。几年下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毫无头绪了。这可怎么办呢？就熬着吧，反正我实在不愿意去上山下乡，因为我感到自己实在不属于这种生活方式。
为了争取从事艺术事业的机会，我与那位想去南方部队话剧团的同学一同参加了面试。之后就因为他们一句话“名额有限，我们回去再争取一下，你可以再等一等”，我就老老实实地在家等待了半年多……本来1976年冬季我就高中毕业了，就是因为不愿意随便找个地方插队，在家躲了一年多时间。那时我心里迷茫极了，知道自己肯定不想做什么，但又想不到可以做什么，这种等待中看不到任何前途与希望的日子，是最让我难以忍受的。
学生时代，我不怎么听广播，也不爱听新闻，因为听也听不懂，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听点好玩的东西。比如当时电台里播放的一些长篇小说连播，就跟现在的评书连播一样，主要作品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西沙儿女》这样的散文体小说。那时我就喜欢听这些东西，这些书我现在手里都有。那时的小说连播，一般中午12点开始，播放半个小时。我会每天中午准时坐在收音机旁，手里端着饭碗也顾不上吃饭，学着收音机传出的声音，他播一句我就跟着学一句，这也算是我早先对自己语言艺术能力的一种锻炼。
虽然对小说连播很感兴趣，但对于广播电台里那种新闻节目的腔调，我是一点都不喜欢。之前应招那些话剧团体时，倒是也遇见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来北京招播音员，虽然考了，但心里并不向往。由于我已经高中毕业了，不是应届生，根据当时北京市的规定，待业生是不允许带走的，所以人家选了应届生，没有带走我。当初我还比较庆幸自己没有被带走。被带走的那批人里有个男播音员，后来有幸为改革开放后引进的首部日本电视剧做了配音，就是在那个年代挺火的《姿三四郎》，而他配的就是男主角柔道家姿三四郎。
我就这么在惆怅中一直留了下来。学校等不及了，不停地催我，说：“你该去插队了，不能去也要来请假。”那种为了不做自己不想做的选择，走到哪儿都被人追着的感觉，想来真是令人如坐针毡。一般而言，遇事老这么拖着躲着也不是办法，最后往往只能让事情更糟糕，不过我那时的这一拖却出人意料地带来了新的宝贵机遇。1977年，就在我无奈地前往京郊即将插队的地方踩点，准备接受令人沮丧的现实时，国家忽然恢复高考了。当时我已经是往届生了，按规定不能参加高考。不过由于我在学校一直表现得很好，既是校团委委员，成绩又名列前茅，校方通知我破例允许参加这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我心中顿时有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一年多以来的惆怅一扫而光。
不过兴奋之余，我马上又陷入了新问题，都好多年没人参加过高考了，人们都快忘了高考该怎么考了。首要问题就是，我该报考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呢？于是只好听听校方与老师的意见，他们给我推荐了北京广播学院，说这个学校好，让我就报考那儿好了。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但是那所高校、那项事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考就考吧，反正只要不插队，考什么都行！”
就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来说，虽然高考恢复了，但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对知识、对教育都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要问当年多数年轻人是不是都想上大学，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时人们对高考的认识，仅仅就是在当兵之外又多了一条不去插队的出路而已。如上所述，我只是不想插队，又不能当兵，才选择了读书，对上大学的概念我自己也很模糊。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也有问题，竟然出现了黄帅和张铁生因交白卷而出名的怪事，“读书无用论”在那时达到了高潮。
十年动乱给中国高校的师资力量与组织机构带来了很大破坏。由于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遭迫害、被打倒，学校又先后经历了各种工作队进驻那种“外行管内行”的怪异状况，很多高校连基本的院系体系与教师队伍都建立不起来，不得不先行整顿，去“把尘封已久的图书搬出来，把被关起来的教师找回来”。其实高校那时也很不确定还能找回几个能够教授那些专业知识的人。因而，1977年恢复高考时，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中央戏剧学院也不招生。这对热爱艺术事业的我来说，简直是最令人悲伤的消息。我一直想考北影或者中戏，可是恢复高考时恢复招生的就只有北京广播学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虽然不尽如人意，也胜于无所事事，所以就去考吧！
那时考北广跟现在的艺术生考试差不多，先是面试，到了考场，考官发给我一页稿件，让我照着它朗读。我面对它显轻松自如，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本来就感到无足轻重，有大学上就好，上什么真是无所谓。不料，我人生道路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就在这时悄然降临了。虽然面试时我并不重视，但没过多久北京广播学院竟然就通知我可以参加复试了。于是我就跑去应考，所谓复试就是到北广的录音间里去录音，做一段模拟播报，录完我就跑回来了。之后我又参加了全国高考，当初志愿报了一大堆名校，北京广播学院只是其中之一。直到后来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才知道，我考入了北广，不管怎么样，终于有事干了！于是我就开始了大学生涯。
上大学之前着实是经历了一段心中压抑的痛苦时期。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工作、没有去处，又不愿意去插队，又梦想着搞艺术，可是哪儿都找不着门路，只好一天到晚在家待着。直到参加了高考，局面才有了很大改观。不过，我在家待着倒也没闲着，没事就做朗诵，搞阅读，还看各种各样能提高演员艺术修养的书，像《演员的自我修养》、《表演理论》等等著作我都看过了。甚至还自学了音乐理论，从五线谱一直学到对位法，自己玩起了作曲。虽然我唱歌老跑调，器乐根本就不会，但是我仍旧愿意从理论角度上去学习作曲。高考恢复之前的那一年，我心情真是灰暗极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刚毕业时的那种彷徨与苦闷的状态，我都挺能理解。身处其中时，会觉得路很漫长，度日如年，既无奈又无望。后来我回想，这种难熬的心态我还经历过两次，1989年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及出国之后在匈牙利练摊练到身心疲惫时的感觉，就跟高考恢复前的那一年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