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定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数，每个人都走不出自己的定数。”——这是我的感言。
1990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在朋友的带领下，我踏进了一位算命先生的家门……
依稀记得，那个晚上天很黑，天上没有月亮，街上行人很少。我和那位朋友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北京的街道上。一路上，我们奋力地蹬着车子，彼此间几乎什么都没说。一来他不大健谈，二来我的性格也属于内向型，别看我在电视里播音时侃侃而谈，平时却说得不多，除非谈到了感兴趣的话题，否则宁愿躲在角落里听别人聊天。
虽说已经入夏，到了晚上却依然能感觉到微微的凉意。当拐进一条狭窄而又昏暗的胡同之后，由于看不清门牌号码，我们只得推车步行，一家一家地查看。整条街巷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好似阴间的街巷，而人就像将要接受阎王爷审判的鬼魂似的，使那本来就让人感到有些悚然的氛围，又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恐惧。以至于这之后的一天，当我带着另一位朋友想再一次光顾这位算命先生的“茅庐”时，竟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家门了。也许是因为这条胡同太窄，才使得它看上去显得很长。没走多久，我们就跨进一扇大门。黑暗中尚能依稀分辨，这是一所很普通的北京老宅院，在昔日皇亲贵胄云集的北京城，它也只是一所布衣百姓居住的平常院落。算命先生的居室，坐东朝西，透过那交织着木格子的玻璃窗，射出一束束昏黄的灯光。这时，我的心情开始有些紧张。算命这种事平时听得多了，有时几个朋友在一起也会开玩笑似的算上一命。偶尔听到有人说在某某地方遇到了一位高人，算命算得如何如何准确，也权当听到了一部新编《天方夜谭》，跟着大家赞许感叹一番之后就一笑了之了。加上从小受的教育就将算命这一行当斥之为封建迷信，从理智上就不接受这世界上真会有先知存在。对于朋友介绍的这位算命先生，我也只是在身陷苦恼的百无聊赖之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才到这儿造访的。然而，当真的站在这扇看上去很普通很古旧的门前时，似乎感到确有那么一种先知的力量，使那颗本来还平静安稳、坦然无畏的心，猛然变得忐忑不安、茫然无际。
那位朋友示意我稍等一下，他走上前去，敲响了那扇紧闭着的装有木格子玻璃的大门。也许，老先生早已经掐算出今晚有客人要来，抑或经常有人这么晚前来造访，听到敲门后他很快开了门，让我们进屋。他既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什么不满，好像一切早已安排好了，来得那么自然。
临来之前，朋友已经向我做了简单的介绍，老先生早年双目失明，目前身体不好，患有哮喘病。正因为如此，屋内用不着很亮的照明。一只15瓦的灯泡，加上陈旧的家具就是全部家当了，使我有一种正置身于半个世纪前华北大平原某处村庄的一个老乡家里，点着油灯共商抗日大计的感受。老先生是年六十整。看上去，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超人的力量。他个子不高，身材消瘦，两只眼窝由于失明而显得微微有些凹陷。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关系，说话有些含混，但每一个字都能让你听清楚，只是说不上几句就要咳嗽一阵。
简单的寒暄之后，很快言归正传，老先生让我报上生辰八字。临行前，本没将此事看得太重，只知自己出生的年月日，说不上具体时辰。也曾就此事询问过家母，无奈时间已经久远，她回答得也比较模糊。因此，我干脆避而不报，将这一问题留给算命先生去解决。果然，各行有各行的门道，老先生不知用什么方法算出了我的出生时辰，竟与家母那已模糊了的记忆中的时辰相符。之后，老先生便滔滔不绝地从头道来：少不经事那段略而不谈；从大学毕业到所从事的职业；从我目前的处境到日后的转机；从妻子的远行到家父的病因，他都能一一道破。有几点精彩之处，我给予肯定的答复，老先生立即制止，并说：“我说得对与不对，你自己心里去揣摩。”
日后的事我无法验证，已经度过的那段人生确被老先生掐算得基本无误。其中有几点可以说掐算得极其精确：其一，老先生说我的职业虽不是搞文艺工作却和艺术有联系。确实，播音工作从性质上来讲属于新闻范畴，然而就这一专业本身来说，它确是一门语言艺术；其二，老先生说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与国家领导人有接触。确实，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数年中，我已先后三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美、欧、亚、非各国；其三，老先生说我现在正是落难时期。确实，不久前我被调离播音岗位，一直在家赋闲；其四，老先生说我妻子出国的时间是农历去年年底。确实，妻子出国的时间是1990年1月4日，其时恰为农历上一年的年底。这里所要说明的是，我和朋友二人进屋后，他并没有介绍我姓甚名谁，我当然更不会说出。老先生双目失明已久，根本无从知道我的身份。如果对此仍有疑问，那么此后我所遇到的每一次重大转机，却又都是按老先生这一天晚上所掐算的日期一一兑现的。此时我已确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数，每个人都无法逾越自己的定数！”
这天晚上，老先生不停嘴地一直说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对我说：“事情不要着急，今年下半年就会有所好转。你也是要远行的人，最迟不会超过明年年底，当然，我说的远行不是指广州、上海这些地方，而是——出国！”
1992年2月3日（农历腊月三十）的清晨，天气格外晴朗，东方的晴空就像一张巨大的天幕，被即将升起的朝阳染成一片橘红。腊月早晨的太阳本不该升起得这样早，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春天就要来了！”前一天，我一夜没睡，忙着收拾行装与双亲告别，做好出国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天已大亮时，才感到双眼微微有些发涩。我来到水龙头前，用那略有些刺骨的凉水擦了擦脸，清醒一下有些发胀的头脑。之后推开门来到院中，环顾了一下这个生活了近十年的院落。小院依旧那么狭窄，墙壁上的墙皮已开始剥落。由于几户人家同住，各家门前都堆放了些杂物，看上去显得有些凌乱。院中有棵石榴树，开花时节一片火红，远远望去就像燃烧着一树红火苗；到了收获季节，它那被太阳羞红了脸的果实会缀满枝头随风摇曳，似乎只要你用手指轻轻一碰，那果实就会绽破面皮，露出鲜红的果粒。此时它却在静静地睡着，干枯的枝桠上落着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鸣叫，仍无法将它从冬季的睡梦中唤醒。
我居住的这间房屋虽说很简陋，可它的“装修”在小院中已属“豪华”。为了它，我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刮风天，那寒冷呼啸的北风从屋檐砖瓦的交接处、从门窗的每一个缝隙中一丝丝钻进，就像整个大地都在对着你吹气。于是，我找来沙子和水泥，找来密封条和胶皮，一点点将它们抹实堵严；下雨天，屋顶的缝隙也会沁出涓涓雨帘，滴滴嗒嗒敲击在塑料脸盆的盆底。每年夏季我都要登高上房，去修补那被烈日晒得龟裂了的沥青屋顶。后来，我终于想出了根治的办法，用石棉瓦在屋顶搭起了一个人字形屋脊……看着这一切，心中油然升起了一丝依依眷恋之情——那是一个即将浪迹天涯的旅人告别故土时才会感受到的发自心底的感伤情怀……抬眼望去，朝阳冉冉升起，将它的温暖、它的力量赋予人间。此时，我真的感觉到了寒夜退去之后，阵阵涌来的盎然春意——春天就要来了！
在此之前，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办理完了全部工作调离和出国的手续。之后，我将飞机票订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说不上是因为要和妻儿团聚的心情过于急切，还是因为想尽快躲避这早来的春天中一个人滞留国内的那份孤独。总之，我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开始了我的去国之旅。或许，这就是算命先生所说的“命”！
或许，这就是一个人命中的定数！
2.我原本没想离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组担任播音员工作，这是一个万人瞩目的职业，我确实十分满足也十分努力。那时，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还没有修建，工作条件非常简陋，在那小鸽子笼似的录音间里，在那数千瓦灯光照射的演播室里，一身汗湿透了衣裳，体温又会将它烘干，就这样湿了干，干了又湿……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桑拿式”的工作环境。不知不觉，数载春秋。渐渐地，亿万电视观众熟悉了我，我也懂得了如何回报那些关心爱护我的电视观众——有一首描写小草的诗，我一直深深地记在心中，诗中写道：
不是我高，
是山高；
正因为山高，
才显得我高……
正因为如此，每一次播音时我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我真的爱上了这份职业。我从未想到过离去，也没有理由离去，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燃情岁月……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在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似乎如梦初醒。国外那个前些年还是被我们批判和唾弃的制度，原来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曾信誓旦旦要去拯救的那些国家“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原来生活质量比我们要高得多。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无疑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事实！“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是那个年代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出国的途径：留学、探亲、访友……似乎只要一脚踏出国门，你就会踏入天堂的大门。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出国经商的热潮。当时，一个朋友给我留下了一句至今仍值得深思回味的“名言”——“死也要死在出国的路上”。真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过“路漫漫其修远兮”……确实，在改革之初的年代，出国——那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可是中国的国门，就像横拦着一条铁门槛，要想跨过它何其难也！与其他人相比，我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者。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从1984年开始，曾先后三次随中央领导人出访，到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得多了，看得也就多了，原来神秘的不再神秘，以前认为生活在“天堂”中的那些人，原来他们也有贫富之分，也有地位高低之别。虽说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比我们要强得多，但那里毕竟是别人的国度。中国人那种传统的厚土观念和故土难离的情感，使我在出国走过、看过之后，从未想到过离去。不是我胸无大志，不是我妄自菲薄，更不是我用“阿Q ”精神来遮掩自己的那份浅薄与无知。我不是没有羡慕过别人，也不是没有悔恨过自己。羡慕人家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走出国门，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把外语学好，非要在中国话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我非常清醒地知道自身的条件，在国外生活最重要的是要熟悉所在国的语言，而我的外语程度，虽说经历了中学五年、大学四年的学习，却总是停留在初级水平。但是，如果让我仅仅为了出国而去学外语，我情愿抱着这个美丽的出国梦走向阴间，却不知阴间是否也有国度之分？尽管如此，我仍然深深地喜爱我所学过的专业。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朝着属于自己的那个星座走着。我所学过的专业以及由此而从事的职业都决定了，我属于中国，属于那些熟悉我、喜爱我的电视观众。
记得作家柳青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路很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特别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从未想到过离去，也没有理由离去，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段使人刻骨铭心的燃情岁月……
难忘的1989年，那是我人生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岔路口。使我深受感动并由衷难忘的是，当我被调离播音岗位后，仍有那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电视观众在关心和牵挂着我；仍有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知音在宽慰和激励着我。最难割舍的是这份人间真情……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一位年轻的诗人怕我生活艰难，特地寄来几十元钱的汇款。钱虽然没取，那份情谊却永远地铭记在心中；北京一所剧院的一位女演员不知从何处得到我的住址，买来一束鲜花送到家中。我与她只此一面之交，她的名字在记忆中也十分模糊。不久，她因病故去，我接到了追悼会的请柬却因事错过，至今还时感歉疚，然而，那束永不凋零的鲜花永远绽开在心底；武汉一位离休的老干部在我播音之初就时时关心呵护着我，每到年底都能收到他寄来的挂历和工作手册，那时我们尚未谋面。一次出差时，我在火车上偶遇老人单位的一位同事，他将我的住址和电话给老人带去。此后，我们经常联系，老人曾利用出差的机会来我家做客，还时常托人捎来他的书画作品，虽属习作，我却一一珍藏……
最难忘那一个仲夏的夜晚，我和妻子以及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北京西单的“万国啤酒厅”，那欧式的装修以及现代风格的格局在当时的北京城可谓是凤毛麟角。啤酒厅的经理与我是初次相识，却好像一见如故，他为我们调制好五彩的鸡尾酒并摆放了一桌子啤酒，大家一起畅饮。那是一个轻松、欢快的夜晚，我们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带着几分醉意，大家起哄让我出个节目。我步履蹒跚，满脸通红，就像化了妆似的走到那个小小的台上，朗诵了一首我一直牢记心底，也是我唯一会背诵的诗——《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酒化作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凝望着血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