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恩格斯说，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而且，“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帮助。”[50]恩格斯指出，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可能给农民合作社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例如，由国家银行给予低息贷款，从社会基金中抽发贷款来建立大生产以及其他各种便利。当然，要使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必须“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他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51]恩格斯也清楚地知道，改变农民的私有观念，引导农民个体经济过渡到合作社经济，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一再告诫工人政党，不要违反农民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如果农民还不能下决心用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来代替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那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只有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才能迅速而容易地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
对于大土地所有制这类资本主义农场，工人政党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必须像剥夺工厂主一样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至于这一剥夺是否采取赎买的方式，这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要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自己的行为。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52]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阐述的理论和原则，为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些理论和原则，在我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六、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和无产阶级的对策
19世纪末叶，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以俄法为一方，以德奥意为一方，欧洲形成了两个侵略性的巨大的国家集团。它们都在不断增加军费、扩充军队、大搞军备竞赛，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这个时期，恩格斯密切注视欧洲形势的发展，深入研究各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的状况，在给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大量书信和许多报刊文章中，特别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能否裁军？》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阐述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由于德国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已经埋下了发生新的战争的祸根。80年代中期，恩格斯一再指出，未来的战争必将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53]。那时交战双方将会投进1000万至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整个欧洲将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90年代初期，鉴于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战争危险有增无减，恩格斯向各国工人阶级发出了警告：我们生活在装满炸药的地雷上，一点火星就能引起爆炸！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反对这场由大国的侵略野心驱使的战争。虽然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它不可避免地会使“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普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54]。这种情况，对工人政党必将发生重大影响。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工人党的情况时写到：“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55]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把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
在未来战争中，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叫嚣，以工人阶级的全局利益为重，手携手地一致行动。恩格斯指出，虽然德、法、俄的统治阶级在战争中互相敌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消灭革命的工人政党。因此，各国工人政党必须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向内外敌人投降。恩格斯特别向德国工人党指出：“一旦……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阿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56]
根据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具体情况，恩格斯着重揭露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指出沙皇俄国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57]。这个代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为了维护国内的专制统治，为了扩大国外市场，疯狂地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称霸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从来不择手段，“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58]因此，反动的沙皇政权是欧洲战争的一个主要策源地。不过，到了19世纪末，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沙皇政权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逐渐削弱，“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59]恩格斯强调指出，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政权的斗争，将会给西方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60]
鉴于各个欧洲大国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恩格斯于1893年2月应倍倍尔的要求，撰写了连载文章《欧洲能否裁军？》这组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军事法案”的文章，对德国军国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欧洲每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其他大国，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承担了沉重的军费而在经济上破产。日益剧烈的军备竞赛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这种军备竞赛与其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61]
在所有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恩格斯认为，通过裁军保障和平，是有可能实现的。为此，他建议欧洲各大国达成一项缩短服现役期限的国际协议，并逐步从常备军制度过渡到以人民武装为基础的民兵制度。他特别重视进行全民的军事教育，因为装备精良的常备军是统治阶级最重要的工具，而全民武装则使工人阶级掌握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手段。所以，他把实施全民的军事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
今天读这篇文章，使我们深感兴趣的是恩格斯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训练的论述。他说：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富有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认真地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比起对新兵的训练收效大得多。如果在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远足，不仅可以极好地使他们受到专门的军事训练，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们智力的发展。恩格斯还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这些精辟的论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既强调必须反对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也预计战争一旦爆发，可能促进革命的发动。他说：“如果战争爆发，战败者就有可能和有责任进行革命——事情就是如此。”[62]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战争的破坏和革命历程的曲折，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前途充满信心。他预言：如果战争爆发，其结局“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63]。
七、尽可能把工作做得多些好些
1895年元旦，恩格斯收到来自各国的新年贺信。他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地回祝老朋友们“新年好！”同时，也十分乐观地希望迎接1901年元旦，“看看新的世纪”。[64]当时他虽已年过古稀，仍然怀着强烈的工作欲望，决心继续现在的工作，并且尽可能把工作做得多些好些。
这年2月中旬至3月初，恩格斯为马克思1850年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长篇导言，指出《法兰西阶级斗争》是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现代历史的典范，已经光辉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导言》对1850年以来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虽然历史清楚地表明，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但是自从1848年以来，经济革命席卷了欧洲大陆，把德国变为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因而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遍布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在1848年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昔日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现在却组成了“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65]
《导言》总结1848年以来的革命经验，根据已经变化的客观条件，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恩格斯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那种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66]为此，社会主义政党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明确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作为欧洲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增长最迅速的德国无产阶级卓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恩格斯指出，利用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所取得的战绩表明，它可以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从而成为最好的宣传手段；还可以为党提供关于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使我们做出正确的行动决策，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特别重要的是，竞选活动为我们提供了接触群众、联系群众的大好机会；议会斗争又使无产阶级代表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宣传无产阶级的观点。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应该继续利用这一崭新的斗争方式，毫不停手地促使自己的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准备决战时刻的到来。
恩格斯强调指出，“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67]他一再告诫工人阶级决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工人阶级必须积蓄力量，组织突击队，以便在阶级斗争的紧急关头，在决定性搏战的时候投入战斗。他强调指出，关于利用普选权的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68]当统治阶级使用暴力对付我们时，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69]。
《导言》写成后，恩格斯考虑当时德国国内的情况，同意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说法，但他决不允许放弃革命原则，不允许把只具有暂时的相对意义的合法斗争变成永久性的、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你们是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