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没有坚决执行恩格斯的指示。《导言》送到柏林后，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一篇社论中，歪曲地摘引了《导言》的文字。恩格斯对此十分愤慨，写信给《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71]
恩格斯写完《导言》不久，就接到康拉德·施米特和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纳尔·桑巴特寄来的评论《资本论》第3卷的信件和作品。3月11-12日，恩格斯分别写信给桑巴特和施米特，批评了他们对价值规律、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错误解释，阐明这些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实质。恩格斯一再强调：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马克思理论的人，最重要的是钻研原著。他也考虑到，由于第3卷是一部准备进一步加工的初稿，一些问题还未经过仔细加工，而且写成的时间较早，因此，“为了排除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把一些重要的，其意义在原文中没有充分强调的观点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并且为了根据1895年的事态对1865年写成的原文作个别较为重要的补充，我加进一些话当然会有用处。”[72]
大约在1895年4-5月间，恩格斯写了著名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它包括两篇文章：I《价值规律和利润率》，Ⅱ《交易所》。在第一篇文章中，恩格斯针对第3卷出版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围绕所谓第1卷与第3卷的“矛盾”掀起的喧闹，批评了洛里亚所谓“第3卷直接抛弃了价值理论”的胡说，指出了威·桑巴特和康·施米特的错误，根据商品经济发展史的资料，进一步阐发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历史过程，详细地论证了马克思如下的重要论点：“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抛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73]
《增补》的第二篇文章《交易所》是一份包括七点内容的提纲，说明“从1865年马克思著文论述交易所以后交易所作用的巨大变化”[74]。恩格斯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交易所作用的变化、股份公司的扩展、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托拉斯的出现中，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75]在这份简短的提纲里，他实质上概括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出现的新情况，向人们指出了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新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有求必应的顾问，恩格斯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观察欧洲五个大国和许多小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为此，他每天需要阅读和研究来自各国的大量报刊资料，接待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各式各样的来访者，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从1-7月，在短短七个月中，他至少写了81封信，就英、法、德、奥、俄、西、美等国运动中许多重要问题提供意见，发出指示。例如，1月3日，他写信给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施土姆普弗，指出党内机会主义倾向趋于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量小资产者和农村手工业者加入党的队伍，强调必须与党内机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不能让一些人“越出对我们的党来说根本不许可的界限”[76]。3月5日，他复信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瓦扬，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打算向众议院提出的几个法律草案（关于农业公有土地，关于国营企业工人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关于成立劳动部等）提出意见。
恩格斯也十分关心理论宣传工作。2月下旬，他审读和修改了劳拉翻译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法译本。3月底4月初，他又为拉法格的《财产的起源与发展》写了评论，指出这部著作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5月21日，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指出考茨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的缺点，并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
恩格斯对同志和战友关怀备至。他写信给当时在狱中的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阿德勒，详细指导阿德勒学习《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他也十分关心贫病交加的巴黎公社唯一活着的将军符卢勃列夫斯基的生活，认为保证这位老将军免于极度贫困是“涉及到整个革命的法兰西的荣誉问题。”[77]他甚至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为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延医治病。
恩格斯在生命最后七个月所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多，说明他晚年仍然保持坚强的意志，旺盛的工作能力。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乐观，临终前几个月还为未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
首先，他计划编写马克思的政治传记。这个打算由来已久，还写过几份篇幅不大的东西。马克思逝世后，他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的传记文章，有的粗制滥造，歪曲事实；有的过于简单，语焉不详，深深感到编写一部马克思的政治传记是多么必要。
其次，他打算继续完成《资本论》第4卷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早在1889年初，他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已经考虑第4卷的整理和出版问题。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打算从年轻一代中找出一两个精明之士在他的指导下学会辨认马克思的笔迹。原来他想让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做这件事。这两个人都表示同意，但考茨基并不热心，伯恩施坦工作又忙，所以1894年底在第3卷出版后，他决定指导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进行辨认笔迹的工作，以便为整理和出版第4卷作准备。
再次，他还准备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文章以全集的形式重新献给读者。由于文章数量很大，又散见于各个时期，许多国家的报刊和出版物上，收集起来十分困难；而且，为了出版全集，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加上必要的注释和说明，帮助年轻的读者了解著作的历史背景等等；同时，还要慎重挑选最合适的出版者。他认为“重印历史文件以及早期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78]。
此外，还要再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他早已答应再版《德国农民战争》，为此需要对这部著作的开头和结尾作许多历史补充。大约在1884年最后几个月，他写了《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看来就是为《德国农民战争》修订版准备的。后来这件工作一直未完成。1894年底，他又重新提起此事，打算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的钻研。
这样庞大的计划，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1894年底，他十分感慨地写到：“我的状况如下：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79]
虽然1895年春，他身体健壮，精神饱满，但他已经不无预感地认为，“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应当认为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80]这个预感不幸很快成为现实。
八、一盏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当恩格斯正在庆幸自己自我感觉还好、劳动能力也不差的时候，病魔已一步步向他袭来。
1894年冬天，恩格斯写信告诉老朋友佐尔格：“说实在的，进入七十五岁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了。……从前我蛮不当回事的胃病和感冒，现在却要求我十分重视了。”[81]1895年1月12日，又写信给弟弟海尔曼，抱怨一年来身体大不如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饮食随便，不加克制了，“而且当不断扩大的秃顶越来越蔑视地从镜子里望着你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承认七十四和四十七完全是两回事。”[82]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乐观情绪，也不会妨碍他多方面的工作和活动，但毕竟使他不得不严格遵守一套适宜于老年人的生活制度。
1895年3月，每到春天就发作的老病又来折磨他。不过这次比往常较好，发作得轻一些。可是到了5月初，突然发现脖子右侧长出一个肿块。它压迫神经，引起剧烈的疼痛。讨厌的疼痛使他彻夜失眠，整整两个星期几乎完全不能工作。经医生诊断，这是正在迅速扩散的食道癌。
恩格斯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他希望经过短期治疗，到海滨休养，病情就会好转。朋友们的看法也是如此。劳拉获悉恩格斯生病的消息时，心里很难过，但也相信他“在海滨度过一些日子后身体就会恢复得挺结实”[83]。6月初，他满怀信心地到伊斯特勃恩海滨休养。在那里一直住到7月24日。这期间，拉法格夫妇、艾威林夫妇、路易莎、阿德勒、伯恩施坦、穆尔等许多同志和朋友都曾去看望他。朋友们亲切的慰问，海边宜人的气候，丝毫未能阻止病情的恶化，也未能减轻折磨人的疼痛。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仍然密切注视各种政治事件，十分关心英国的选举，《资本论》的宣传，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新发表等问题，并且始终保持幽默乐观的情绪。6月18日，他向伯恩施坦非常幽默地谈到自己的身体“依照辩证法的原理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都在加强”；[84]6月29日，他给拉法格写了一封诙谐的短信：“如果山不到穆罕默德那里去，穆罕默德就到山那里去。如果保尔不愿意到伊斯特勃恩来，伊斯特勃恩就到他那里去。所以说，穆罕默德没有能够实现的，保尔在转瞬之间就能实现。”[85]
直至临终前，恩格斯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一再安慰周围同志，自己气色不错，病情还算正常，整个状况有所好转，并计划做许多事情。7月23日，他满怀希望地写信对劳拉说，明天就要回伦敦了：“看来我脖子上的这块土豆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脓肿处可以切开，那样就舒服了。终于等到了！漫长的道路有希望走到转弯处了。”[86]像往常一样，这封信还谈到一些政治事件和工人运动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最后一封亲笔信！
7月21日，为恩格斯治病的弗赖贝格尔医生把恩格斯日益恶化的病况告诉穆尔。当晚穆尔通知爱琳娜：“考虑到将军的年龄，他的病情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除了颈腺疾患以外，危险可能或者来自衰弱的心脏，或者来自肺炎——这两者都能突然造成死亡。……虽然如此，可是将军充满了希望和恢复健康的信心。”穆尔写道：“这是令人伤心的消息，我希望，也许是医生们弄错了。”[87]
可惜，医生们并没有弄错。7月24日，恩格斯在阿德勒陪同下从伊斯特勃恩回到伦敦家里。当时他身体极度虚弱。阿德勒离开伦敦后，在回维也纳途中见到倍倍尔，告诉了他令人忧虑的消息。两天后，倍倍尔把有关情况转告李卜克内西：“当阿德勒到达伦敦的时候，恩格斯还能够说话，可是讲了半个钟头，就讲不出来了。他只能利用一块小型记事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如此，他的情绪很好，怀着痊愈的希望。他不知道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因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是不大可能患癌症的。他还在那记事板上写着一些开玩笑的话，但是别人看了是很难受的。能够做到这样，这是他真正的幸福。他只能吃流质，体力已经非常衰弱了。在阿德勒临行前不久，他还能自己料理身边琐事，后来这也不行了，连穿衣脱衣都得别人帮忙……这种状况还能维持一个星期，不过哪一天都可能出事。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88]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1895年8月5日晚10时30分，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与世长辞。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国际无产阶级遭受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