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9月16日，恩格斯到达柏林。51年前，当恩格斯离开柏林时，这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王都”，居民几乎不满35万，主要是为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服务；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差不多拥有200万人口的大工业城市。这个过去是普鲁士国王的万恶的落后的驻地，现在已经变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故乡。社会民主党的柏林用最隆重的仪式欢迎自己的导师凯旋归来。9月22日晚，举行了有4000人参加的欢迎宴会。威廉·李卜克内西发表了充满革命友情的演说，驳斥了资产阶级和保守党报刊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内“个人迷信”的谰言，指出对恩格斯的隆重欢迎，决不是什么个人迷信，而是出自内心的尊敬。他说：“谁为无产阶级事业这么全心全意地尽了责任，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我们就应该钦佩谁，感谢谁。如果我们对忠实地卓有成效地履行自己义务的行为不表示感谢，那么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胸怀狭窄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恩格斯。”李卜克内西的演说，代表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共同心声。
会场的热烈气氛使73岁高龄的恩格斯激动不已。虽然他很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演讲，而且事先也未作演讲的安排，但这里是他的祖国，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地方，是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中心；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作了即席发言。他回顾了柏林发生的重大变化，无比骄傲地说道：51年前，柏林还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而现在，柏林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故乡，在不久前的议会选举中，党获得了16万张选票，柏林选出的6个议员中，竟有5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柏林走在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前面。他指出，不仅是柏林，整个德国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昔日落后的农业国，已经变成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莱茵河两岸，任何一个角落都可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烟囱。这种情况，同资本家息息相关，对社会民主党也意义重大。必须看到，“资本家在发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谁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党人。”[25]正是德国工业的发展和无产者队伍的壮大，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可遏止地增长起来。当恩格斯豪迈地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26]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群众的激情达到顶点。
9月29日，恩格斯从欧洲大陆回到伦敦，历时两个月的大陆之行结束了。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进军，是对恩格斯卓越功勋的最好奖赏。各处的隆重接待使他极为吃惊。虽然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并不合他的口味，他仍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从广大群众自发的激情中看到由马克思和他首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广泛传播，看到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正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蓬勃发展，看到在同各国资产阶级和反动政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勇气和魄力。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现在不单有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性，也还是具备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27]他对自己的身体也信心十足，希望有朝一日再次畅游大陆，不过“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以便保证他“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28]可惜，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
四、决不允许把党引入迷途
在新世纪的曙光即将到来的年代里，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日益明朗化。那时，无论德国、法国还是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势头都很好。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十多年反对非常法的斗争，队伍已大大增强，党员达到15万人，党和工会拥有报刊100种。法、英等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也在斗争中发展起来。
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各种非无产阶级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大量拥进党内。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了进来，腐蚀党的健康的肌体，成为机会主义滋生的温床。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可是，“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29]德国的情况最为突出。当时，既出现打着“左”的旗号的“青年派”，又出现福尔马尔等人赤裸裸的右倾机会主义。像以往历次斗争一样，年迈的恩格斯敏锐地感到这场斗争的迫切性和严重性，给予德国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以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由党内一些自称是理论家和领导者的大学生和青年作家保·恩斯特、汉·弥勒、布·维勒等人组成的“青年派”，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大肆活动。在理论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在实践上，他们无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进行议会斗争，竭力主张进行半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在组织上，他们把坚持正确立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诬蔑为“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这场小小的“大学生骚动”原来并没有引起恩格斯的重视，以为只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面对付他们就行了。但是，“青年派”不愿善罢甘休。他们伪称恩格斯同他们站在一起，把自己的错误主张诬蔑性地硬加在恩格斯身上。这种情况迫使恩格斯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公开批判。
恩格斯指出，在“青年派”的报刊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被当做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标签。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但又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认真研究全部历史，详细研究各个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法律、美学、哲学、宗教等观点。对于这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并且直接违背马克思的教导，把唯物史观当做标签，不去认真研究历史的人，马克思在70年代末针对法国人说的下面这句话，对他们是完全适用的。当时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0]
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用来反对党的领导的策略，只有“中学生水平”。如果党按照他们的主张办事，不顾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其结果必然会在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地哈哈大笑中把自己毁灭掉。
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的成员如果真正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就不要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不能认为自己目前已达到完美无缺的发展阶段。必须让他们懂得：他们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多得多；而且，“‘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31]恩格斯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干部应该具备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恩格斯的批评教育，“青年派”中一部分人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另一部分人却继续坚持错误。在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上，一些坚持错误的“青年派”分子被开除出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结束了与这帮“左”的反对派的斗争。
如果说，恩格斯反对“青年派”的斗争较快取得了胜利，那么，同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则要艰巨得多。
福尔马尔曾经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在党内，主要是在巴伐利亚党的组织中有一定影响，比“青年派”危险得多。非常法废除后，他宣扬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认为，统治阶级废除非常法，实行自由主义改良政策，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因此，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他竭力鼓吹议会道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在农民问题上，他主张满足富农的要求，不必改变农村的雇佣奴隶制。
像福尔马尔这样的右倾观点，在党内由来已久，颇有市场。例如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早在70年代末已经出现。187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报告》就明确指出：“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去垮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发展的谬论，甚至影响了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他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竟然宣称：“革命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暴力很早就成为反动的因素了。”更为严重的是，1891年6月，德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竟然容纳了“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就使恩格斯深刻认识到，必须对党内右倾论调进行彻底的批判。
为了揭露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谬论，捍卫和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恩格斯采取了三个重大步骤：第一，公布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第二，发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第三，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出《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1891年1月，恩格斯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领导人的阻挠和反对，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重要文献不仅对拉萨尔主义作了彻底清算，而且明确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沉重打击了各种机会主义论调，受到广大党员的热烈欢迎。
1891年3月，恩格斯利用纪念巴黎公社革命20周年的时机，再版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为该书写了一篇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的《导言》，强调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32]例如在民主制的美国，那里虽然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一大批享受特权的官僚，但是，那里轮流执掌政权的两大帮政治投机家，却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而利用这个政权。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性。
恩格斯再次指出，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全部旧的国家机器。他写道：“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33]
针对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右倾机会主义论调，恩格斯在详细介绍巴黎公社的政治经济措施及其经验教训时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