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同志和朋友们欢聚一堂
恩格斯性格豪爽，热情好客，受到政治上、学术上的同志和朋友们的尊敬。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住所里，经常高朋满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精英，在这里受到殷勤的款待。许多忠诚科学事业的进步人士，也受到亲切的欢迎。
晚年的时候，到恩格斯家做客的有住在伦敦的同志，更多的是专程或偶尔来访的人们。他们之中主要有马克思的亲属拉法格和劳拉、艾威林和爱琳娜；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和《新时代》编辑考茨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代的老近卫军列斯纳和罗赫纳；著名的德国化学家肖莱马和英国律师赛姆·穆尔；奥地利工人党领袖阿德勒，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王德威尔德和安塞尔；老宪章主义领袖朱利安·哈尼，英国年轻一代工人活动家威廉·梭恩和约翰·白恩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民粹运动活动家查苏利奇；德国保守党政治家赫·冯·格尔拉赫也受到恩格斯的热情接待。
恩格斯知识渊博，对前来请教的年轻人循循善诱，慷慨地给予人们以帮助，使人们得到深刻的教益。他谈话生动，引人入胜，措辞风趣诙谐。只要他认为对方认真好学，总是给予鼓舞和勉励。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康拉德·施米特回忆说，他年轻时曾经多次拜访恩格斯，同恩格斯讨论有关经济学和哲学问题。恩格斯十分亲切地接待他，同他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施米特写道：“我常听他坐在壁炉旁侃侃而谈，这样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知识渊博，使我惊叹不已。凡是愿意听他讲的人，他都乐意施教。他妙语联珠，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军事、语言研究、立法、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将近午夜，我才满载无数新的启示，满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踏上长达三个小时的归途。次日，我记下谈话的要点，在以后的年代，还经常阅读这些笔记。今天每当我谈到记述这些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还感到十分新鲜和幸福。”[17]
星期日晚上，恩格斯家里宾客满堂。许多同志和朋友都以能够参加这样的聚会为荣。人们用英语、法语、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进行交谈。谈话的内容既有严肃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又有人们感兴趣的其他话题。恩格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使在座客人情绪振奋。有时人们一边喝酒，一边开开玩笑，演唱快乐的歌曲。在这样的场合，年迈的恩格斯情绪极佳，喜形于色，甚至让人拿上香槟酒，亲自唱起青年时代唱过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他最喜欢的是英国古老的政治民歌《布雷的牧师》，曾经把这首歌词译成德文发表。《资本论》英译者塞姆·穆尔演唱的《饮酒歌》也大受欢迎：
酒馆老板快拿酒，
斟满杯子任它流。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无酒水为友。
参加晚会的人，对恩格斯卓越的语言才能、渊博的知识修养、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有一次，俄国女革命家克拉夫钦斯卡娅同她的丈夫到恩格斯家里做客。当恩格斯知道客人除俄语外不懂其他语言时，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同她攀谈，并且用俄语背诵了一大段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们求学的途径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不是不学无术的人，
谢谢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都能炫耀一下才能。
按照许多人的意见，
（这些评论者都是举足轻重而又苛刻的人），
都说奥涅金少年博学，
但是过于矜持不逊。
他的才华得天独厚，
真可以说应答如流谈笑风生。
重大的争辩他不发一言，
以保持学者应有的身份。
但为了博取夫人小姐的一笑，
突然说句俏皮话像火星那样射出光明。
现在，懂拉丁文已经不算时髦，
不过有个事实要让你们知道，
他拉丁文虽然懂得不多，
不过要讲解铭言箴语却不嫌少。
谈起尤维纳利斯他不会无言以对，
在信尾也会顺手加上一个vale〔安好〕，
《亚尼雅士之歌》他虽然没有熟读，
但其中有两首大体还能记牢。
对于地球上逝去的史实，
和编年史中以往的陈迹，
要耐心地加以发掘，
他却没有这种嗜好。
然而从罗穆洛直到如今，
一切朝野小史他却件件知道。
他没有忘我的激情，
为诗文献出自己的生命。
虽然我们为他绞尽脑汁，
他却连音韵格律也分不清。
荷马、忒俄克里托斯他都曾咒骂，
但是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
他成了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
也会有条有理地向你说明：
国家怎样才能繁荣昌盛，
它靠什么才能继续生存，
为什么当它拥有普通的产品，
竟会不需要珍贵的黄金。
父亲对他怎么也想不清，
还依然以抵押卖地为生。
客人们为恩格斯的朗诵鼓掌叫好，但恩格斯却谦虚地说：“唉，我对俄语的了解也不过如此而已。”[18]当然，恩格斯喜欢这首长诗，不仅因为它的韵律优美，而且因为它反映了俄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
那些夜晚，有幸能够在恩格斯那张洋溢着友情的餐桌之旁聚会的人，当他们告辞的时候，总是陶醉于主人的机智而动人的谈笑，并且终生不忘。
每逢圣诞节或除夕之夜，恩格斯家里格外热闹。早在节日到来之前两个星期，家里就开始忙碌，准备圣诞节布丁。所需要的布丁数量很大，因为凡是他家的好友，如肖莱马教授、龚佩尔特医生、赛姆·穆尔律师、朱利安、哈尼、拉甫罗夫、保尔·拉法格和沙尔·龙格等，照例都要馈赠。节日晚上，恩格斯与所有客人开怀畅饮，有时甚至通宵不眠，清晨方散。1894年除夕，恩格斯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仍然心情舒畅，与朋友们热情欢聚，对前途充满信心，“希望看到更多的事情”。[19]
有时恩格斯家里的晚会，是为了庆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参加这样晚会的客人中，不仅有德国人，还有捷克、匈牙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有时还邀请一些非党人士参加。恩格斯准备了大桶啤酒。大家频频为选举获胜干杯。有一次，恩格斯半开玩笑地说：“我真有些招架不住了，社会民主党在补选中获胜的次数也太频繁了。”恩格斯也为各国工人党的壮大而高兴。1894年，当比利时工人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时，恩格斯感到莫大欣慰，十分激动地对前来拜访他的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王德威尔德说：“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他们和德国人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优秀人物；在下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见到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我将非常高兴。”[20]
恩格斯毫不自诩渊博，毫不装腔作势，毫不居功自傲。无论对待老朋友还是年轻人，他态度谦虚、朴实无华、平易近人。有一次，一位俄国年轻的民意党人鲁萨诺夫到伦敦拜访他。出于对他由衷的尊敬，激动地说：“恩格斯公民，请允许我这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你表示衷心的颂扬，你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的朋友，现在你仍然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精神领袖……我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你的意见，你的每一部新作品刚刚问世我就阅读……看见你就好像觉得马克思依然活着，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恩格斯听到这段颂词，用手势打断鲁萨诺夫的话，笑着说道：“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中间，干吗要这么互相恭维呢？我们就不能更坦率些吗？你这段演讲词大概也使你喉干舌燥了……请坐下来，喝杯啤酒润润嗓子。”[21]
凡是到过恩格斯家，受到恩格斯殷勤款待的人，对于恩格斯的崇高品质、循循善诱和渊博学识终生不忘。他哺育了整整一代的无产阶级，教会了他们总结、把握工人运动发展的全貌，整理并利用一切知识领域的成就来丰富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
三、最好的奖赏
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恩格斯就打算再次到大陆旅行，亲眼看看德、奥等国工业发展的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成就。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拖延了几年。1893年，到大陆旅行的条件成熟了。
这年7月12日，恩格斯写信告诉意大利社会主义活动家菲·屠拉梯说，他有可能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期间到大陆旅行，不过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各种难于预见的情况。从他自己来说，已经做好一切准备。8月1日，他终于从伦敦起程，在私人秘书路易莎·考茨基和奥地利医生路·弗赖贝格尔博士（路易莎的未婚夫）陪同下，取道荷兰海角，到达科伦。倍倍尔夫妇在这里迎接他，并陪他一道经过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到达瑞士的苏黎世。
恩格斯阔别祖国和欧洲大陆已经十七年。这次旧地重游，发现到处是生气勃勃、活跃发展的景象。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大大小小的农业也很有改进，许多城市的面貌已认不出来。科伦和美因茨的旧城仍在原来的地方，但在它的周围和旁边又有规模很大的更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起来。这里有按照周密计划兴建的宏伟高大的建筑物，有漂亮的环形大道，有烟囱林立的工业区。德国已从农业国变为头等的工业国。恩格斯深深感到，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在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路过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恩格斯考察了这块被德国吞并的法国土地，发现这里的人民对普鲁士入侵者十分憎恨。事实完全证实了他在二十年前的预言：普鲁士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在这些地方重新实行德意志化的企图，必然使当地人民讲法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根据倍倍尔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坚决要求，恩格斯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最后一天来到这个城市，并出席代表大会闭幕式。那天，当会议主席安·米·库里绍娃宣布恩格斯已经到来，大会主席团请他担任名誉主席并致闭幕词时，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的欢呼声此伏彼起，参加大会的同志由于能亲眼见到伟大的导师而激动万分。
恩格斯对人们的盛大欢迎深为感动。他在大会致词中十分谦虚地说：“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22]他说：半个世纪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政党。如果马克思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他指出，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当时的重要任务；已经光荣完成自己历史任务的旧国际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新国际就是在旧国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不致使这个比从前强大得多的新国际蜕化成宗派，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当恩格斯宣布代表大会闭幕、高呼“国际无产阶级万岁”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全体起立高唱《马赛曲》。
代表大会集中了各国社会主义的精英。恩格斯利用这个机会，同各国党的代表们进行多次的会见。他十分赏识参加大会的妇女代表，高度评价当时著名的女工领袖克拉拉·蔡特金，认为她工作能力很强。
代表大会后，恩格斯在苏黎世亲戚家里住了几天，又同倍倍尔、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一起游览伯尔尼高地，然后访问维也纳。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修建的漂亮的林荫大道、豪华的城堡剧院，富丽堂皇的市政大厅和国会大厦附近的大广场，使恩格斯赞叹不已。
本来，恩格斯只想以个人身份旅行，但是自从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后，全部计划落空了。在维也纳的时候，奥地利工人给了恩格斯极其隆重的欢迎。9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举行欢迎晚会。由于会场只能容纳600人，而成千上万的工人都希望能见到自己的导师，因此，又在9月14日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大会。开会的消息一经传出，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会场。整个大厅、所有通道和邻近房屋都挤满了人，还有几千人站在街上，凝神谛听从敞开的窗户传出的每一句话。
面对数千情绪激动的群众，恩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再次指出，荣誉应该归于马克思，“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五十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成长壮大感到无比的自豪，指出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23]
恩格斯的演说给广大群众深刻的印象。演说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恩格斯乌拉！”的欢呼声震荡着整个大厅。这时，年轻的施坦哈德代表吉梅林区青年工人向恩格斯致敬，保证决心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而不惜牺牲一切。恩格斯的眼睛露出了喜悦的光芒。他紧紧地握住这位工人代表的手说：“请转告吉梅林的青年工人，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祝愿，感谢他们所做的保证，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不仅向吉梅林人和维也纳的青年表示问候和谢意，而且也向奥地利的全体无产阶级青年表示问候和谢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