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时代一起前进
到了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已经卓有成效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但他仍然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充满青春的活力。他非常注意仪表，“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像在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1]
恩格斯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饭后，他阅读报章杂志，处理往来信件；午饭后喜欢在附近公园散步，然后工作到傍晚7时；吃过晚饭稍事休息，接着又是工作和写信，往往要到午夜过后才就寝。后来由于视力衰退，医生严格禁止他晚上阅读和写作。于是他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秘书朗读材料。有时他也利用晚间接待客人，同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学术问题，指导来访的年轻学者。他的工作室宽敞明亮、井井有条，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橱，书籍都放在应放的地方，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经常到他家做客的拉法格说：这个房间不像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客厅。
晚年的时候，恩格斯仍然思路敏捷，工作效率极高。每天他都要从不断增多的工人报刊中，从大量来信和来访客人的交谈中，了解工人运动的新信息。他还密切注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研究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的最初形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年迈的恩格斯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探索和批判。
恩格斯从不自满自足、因循守旧。他密切注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纠正自己曾经提出的个别不适当的提法。例如，1848年初，他曾经认为，法国二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2]。当时他与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显然是不正确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序言》中，公开纠正自己年轻时代的观点。他写到：“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4]
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斗争。恩格斯也不断根据实践的经验加以总结和完善。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与马克思都认为，在德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中，普选权是政府欺骗工人的工具，对工人来说是陷阱，工人政党决不应该受骗。70年代初，他认真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的经验，敏锐地看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5]此后，他继续注意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工人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指出普选权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程度的标尺，它使工人政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95年，他进一步指出，普选权是工人政党可以利用的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工人政党可以把这个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恩格斯关于普选权的论述，是他的认识不断发展，理论不断丰富的例证。
著名的“请求鸭嘴兽原谅”的故事，尤其生动地表明恩格斯尊重科学、尊重实践、不断追求真理的思想品质。19世纪初，鸭嘴兽的标本第一次从澳洲运到伦敦。这种动物既能哺乳又会下蛋，既不像禽又不像兽，引起人们的嘲笑。当时，恩格斯曾经参观这种动物的蛋，也曾经附和人们对它的嘲笑。后来他研究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知道古生物史上曾经有过四足的鸟，现在也还有用肺呼吸的鱼，因而既能哺乳又能下蛋的鸭嘴兽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地方。1895年，他在给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施米特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告诫施米特对待科学问题要采取求实的态度。恩格斯写到：“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被证实了！因此，但愿你对价值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6]
几乎没有一种知识是恩格斯不感兴趣的。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直到晚年仍然旺盛不衰。19世纪末自然科学的发展，吸引着他很大的注意力。虽然他“只能在闲暇时研究自然科学”[7]，但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有一个时期，他甚至研究产科学，并且“从中发现一些从哲学观点来看有重大意义的东西。”[8]
即使工作十分繁忙，恩格斯并未减弱从年轻时代起就十分喜爱的文学和艺术。同马克思一样，他精通世界文学，熟悉古代和当代许多著名文学家的作品，特别热爱并尊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十分推崇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名著，认为把这三位文学大师归入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在思维能力、热情的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之列完全当之无愧。
当然，恩格斯决不是把文学作为闲暇时间的消遣，而是通过研究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具体、生动地了解历史的进程。历史的事件和历史上不同阶级、集团的相互关系。他曾经以欣喜的心情阅读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认为这部作品对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各种人物的描写是无与伦比的。他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全部的东西还要多。”[9]
深厚的文学修养，为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增添了光彩。在他的许多哲学、历史和经济学作品中，往往可以发现取之欧洲文学名著的生动比喻和引证。他对许多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无论从思想上、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水平，十分准确和中肯。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现实主义下的经典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志。
恩格斯不是关在书房里的学者。他的兴趣很广。年轻时候，他热情奔放地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十分爱好狩猎、骑马。作为一位出色的骑手，他在猛烈追逐野兽时，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壕沟、篱笆等障碍物。马克思经常为他的安全担心。外出旅游更是他的爱好。只要有可能，他每隔一段时期，总要到外地游历、观光、休养。晚年的时候，游兴仍然很浓。
1888年8月8日，恩格斯在德国化学家肖莱马、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和她的丈夫艾威林陪同下，从英国利物浦乘“柏林”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彻底改换一下空气，通过长期的海上生活克服视力衰弱和慢性结膜炎。因此，他想方设法对外界保守秘密，尽可能避开《纽约人民报》等报刊的采访和纽约德国社会党人执行委员会的殷勤照顾。
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船上，恩格斯兴高采烈地欣赏海上风光。不管天气多么不好，他总是喜欢在甲板上散步和喝啤酒。到美国后，他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代的老友佐尔格，看望了自己的内侄威利·白恩士，参观了纽约、波士顿、霍布根等城市，游历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圣劳伦斯河、阿德朗达克山脉、香普冷湖和乔治湖，访问了加拿大的一些地方。他对新大陆的风光赞不绝口，看到尼亚加拉瀑布时，不禁赞叹道：“大自然美极了。”不过他对那些宁静舒适的小城镇并不欣赏。例如康克德非常漂亮，美不胜收，但他认为：“这是安葬的好地方，而不是生活的好地方！我要是在那儿住上一个月，不死也会发疯。”[11]这短短的几句话，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性格。
新大陆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给恩格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如果一个新兴国家要迅速发展，就非常需要有美国人那种狂热的事业心。他对年轻的经济学家施米特说：美国是资本主义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的确，通过实地考察，他了解到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东西，纠正了对这个国家一些不真实的认识。
尽管旅途艰险，回来时在海上还遇到两次强烈的风暴，但恩格斯认为整个旅行非常愉快、有趣和有益。在即将结束旅程时，他写信告诉弟弟海尔曼说：“旅行对我好处极大。我感到自己至少年轻了五岁。我的一切小毛病都消失了，眼睛也好转。我建议每一个感到自己体弱或者疲惫的人，都作横渡大洋的旅行……”[12]
两年以后，恩格斯又在肖莱马陪同下乘船远游。这次是到北欧的挪威，一直到北角。四个星期的旅行结束时，他像上次一样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很好。
恩格斯从挪威旅游回来不久，突然发生了一件悲痛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海伦·德穆特（琳蘅）于1890年11月4日不幸逝世。这位善良的、亲爱的、忠实的妇女，从年轻时起就到马克思家里。马克思逝世后，又到了恩格斯家。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长年地，而恩格斯能够在七年里安静地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的精心照料。
琳蘅逝世后，恩格斯感到生活孤单。佐尔格曾经建议他迁居美国。但他认为在欧洲还有做不完的事，只能对佐尔格的盛情厚意表示感谢。当时，他非常希望路易莎·考茨基到这里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路易莎是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同考茨基离婚后在维也纳当助产士。恩格斯向这位“生气勃勃、使人高兴”的妇女写了一封十分动人的信。恩格斯写道：“事情由您决定。请把一切好好考虑一下，同阿德勒商量商量，如果我这个幻想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所担心的），或者您认为这给您带来的不便或不愉快多于好处和快乐，那么就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过于喜爱您，不希望您为我做出什么牺牲……而正因为如此，我请您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牺牲，并通过您请阿德勒劝阻您不要这样做。您还年轻，有着美好的前途。我再过三个星期就满七十岁了，毕竟活不了太长了。不值得为此残年而牺牲年轻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而且我还有力量自己度过……”[13]路易莎接受了恩格斯的邀请，很快来到伦敦，担任恩格斯的秘书，她把恩格斯的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从此恩格斯家里又有了生气。
1890年11月28日，恩格斯度过了七十岁生日。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专程来到伦敦祝寿，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工人团体和进步人士发来大量贺电、贺信，馈赠许多有意义的礼物。发来电报的地点有：柏林、维也纳、巴黎（罗马尼亚大学生和弗兰克尔）、伯尔尼（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莱比锡市区和郊区、波洪（有阶级觉悟的矿工）、斯图加特（维尔腾堡社会民主党人）、富尔特、赫希斯特（鲍利夫妇）、伦敦（工人协会）、汉堡等。德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送来一本精美的相册，其中有全体党团成员的相片；狄茨送来一本很好的慕尼黑绘画陈列馆的照片画册；佐林根人送来一把刻着字的小刀等等。晚上，许多同志和朋友在恩格斯家里欢聚一堂，共祝恩格斯健康长寿，一直到清晨三点半才尽欢而散。
恩格斯情绪极佳。尽管他从来不喜欢不必要的热闹，但他把来自各国的友好祝愿看做国际工人运动团结壮大的表现，看做马克思主义胜利进军的象征，看做是对马克思丰功伟绩的报偿，而且，“一个人只能庆祝一次七十寿辰”。因此，他十分热情地招待客人们。为了尽可能向人们表示自己还是那样生气勃勃，他谈笑风生，喝了很多酒。他自己半开玩笑说，当晚虽然室外没有雾，但他躺下时脑袋里却像有雾似的。
恩格斯非常谦虚，认为人们的热情赞扬，自己受之有愧。他十分感谢同志和朋友们的祝贺，一再强调，“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14]
恩格斯虽然已届70高龄，仍然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栗色的头发没有一点斑白的地方。他认为自己还不算太老，信心十足地希望活下去。他在给俄国革命家拉甫罗夫的答谢信中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俾斯麦的飞黄腾达、骄横一世和垮台。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看到我们大家最大的敌人——俄国沙皇制度的骄横一世之后，再看到它的（已经开始了的）衰落和彻底垮台呢？”[15]更主要的是，他还要用自己的余年，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