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毫无相同之处。他客观地研究了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状况，科学地探讨了国家消亡的条件，深刻地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关于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按照新的方式组织社会。
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光辉论述，从理论上完整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系统地阐明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产生和消亡的必然性，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理论武器。本书初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1891年，恩格斯在修订第四版时，根据初版发行后出现的大量科学文献，对全书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使理论更加严谨，资料更加丰富，表述更加完善。
四、简要而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1886年初，恩格斯利用评论丹麦哲学家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机会，简要而有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科学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四十年时间里哲学领域斗争的成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在这部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闻名于世的著作和十年前出版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极为详尽的阐述。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当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决定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为此他们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可惜这部著作由于反动当局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阻挠而未能出版。四十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再来阐述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方面，虽然在某些地方作了说明，但不够全面系统；而对于费尔巴哈，则从来没有回顾过他。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对于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领域所完成的伟大变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而且，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成为全世界无产者争取自身解放的锐利武器。由此引起资产阶级的敌视和恐惧。于是，他们企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招牌下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用以抵制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反动思潮，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因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部邀请恩格斯撰文评论施达克的著作时，他便欣然命笔，在1886年4-5月间写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在《新时代》发表后，又于1888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德国古典哲学作了全面的评价。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革命性和害怕无产阶级的保守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黑格尔是一个学识渊博、富有创造天才的人物。他集以往哲学发展的大成，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在系统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把整个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变化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他以自己的辩证法，永远结束了那种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强调人们认识和发现真理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发展过程。这是他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贯穿着整个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与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是德国资产阶级两重性在哲学上的反映。
恩格斯以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为例，具体地说明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从字面上看来，这个命题是为统治阶级辩护的。因为既然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德国现实存在的专制制度、警察国家、王室司法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合乎理性的，因而可以继续存在。但是按照黑格尔辩证法，只有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才有存在的权利。黑格尔说：“一个坏的国家是一个仅仅是实存着的国家，一个病躯也是实存着的东西，但它没有真实的实在性。一只被砍下来的手看来依旧像一只手，而且实存着，但毕竟不是现实的。真实的现实性就是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33]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存在的权利，由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所代替。因此，按照黑格尔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由此可见，在这个看来相当保守的命题里，却隐藏着革命的思想！
黑格尔哲学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德国精神生活以致政治斗争发生巨大影响。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全线的胜利不过是内讧的序幕。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与辩证方法的矛盾，给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派别留下广阔的活动场所。因此，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30年代末，黑格尔学派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前者代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抓住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而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后者代表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批判宗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这一派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们之中一些人政治上动摇不定，有的人后来堕落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批判宗教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一些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英法唯物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有着伟大的功绩。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位，”[34]对于当时德国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曾经给予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影响。恩格斯在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它的弱点。费尔巴哈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但却错误地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用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仍然没有越出18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范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而在历史观上则是唯心主义者，只要“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35]。他虽然激烈地批判宗教神学，却并不主张消灭宗教，而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他抹杀阶级社会中根源于物质利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主张不同阶级的人们相亲相爱。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当费尔巴哈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把爱奉为创造奇迹的神，鼓吹人们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的时候，他的哲学中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主要原因是他本人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长期困居穷乡僻壤，远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
恩格斯认为，对于曾经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有过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不能够采取干脆抛弃、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而必须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费尔巴哈没有做到这一步。像他在40年代初对待黑格尔一样，1848年革命也把他的哲学抛在一旁，他本人则被挤到后台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两位革命导师亲身参加和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概括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及生物进化所提供的丰富事实，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创立了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崭新的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两者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则以唯心主义为基础。马克思在论述两者的区别时写道：“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为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6]恩格斯也一再指出，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只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是唯一科学的辩证法。
五、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对人类的认识发展史、特别是对近代哲学史最科学最精辟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越贡献。
恩格斯指出，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在思考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智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不能解释做梦的现象，就把自然力人格化，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神和对神的膜拜。随着哲学思想的产生，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贯穿着全部哲学的发展过程，成为哲学斗争的基本内容。
根据恩格斯的科学分析，思维和存在，或者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谁是本源。第二，思维能否正确反映现实。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本源问题起过巨大的作用。为了反对教会统治，这个问题更以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源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源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37]。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他特别强调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必然要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作者施达克，根本不懂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的意义，竟然认为由于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追求自己的理想”、怀有“对真理和正义的热情”、承认“理想的力量”，因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恩格斯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是错误的。首先，把追求理想的目的叫做唯心主义，这是德国庸人的偏见。其次，如果追求理想的目的和承认理想的力量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因为推动人们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最后，如果把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看做唯心主义者，那就会把狄德罗等不屈不挠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人都划入唯心主义阵营。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么这两个派别及其对立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事实上，施达克的看法，是对庸人的偏见做了不可原谅的让步。在庸人们看来，唯物主义就是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好世界”的信仰。由此可见，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荒谬的。
思维能否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恩格斯说：“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38]在哲学史上，凡是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认为思维能够认识世界的，就是可知论。凡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认为思维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就是不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