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杜林提出的四个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把分化作为生命的标志，整个原生生物都不是有生命的；如果以胚胎形态作为生命的标志，那么包括没有胚胎的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将被排斥在生命之外；如果认为物质循环需要通过特别的管道来实现才开始有生命，就必须把全部高级的腔肠动物从生物的名单中抹掉；如果认为内在的点（心脏）是生命的标志，全部的植物以及没有心脏或者有几个心脏的动物就必须从生物界一笔勾销。由此可见，杜林提出的四个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远死亡。这真是“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在批判杜林关于一般的生命定义时，恩格斯十分深刻地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解体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31]恩格斯预言：“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用人工方法制造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32]这个伟大预言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杜林吹嘘自己的哲学是“终极真理”，宣称“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恩格斯驳斥了杜林的谬论，论述了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杜林认为，个人思维具有至上性，就是说，人的思维能够无条件的、完满无缺地认识无限的宇宙，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从整个人类的思维，即从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思维来说，是至上的、无限的；但从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个别人的思维来说，则是非至上的、有限的。所谓根本不变的“终极真理”，不过是杜林的自我吹嘘。即使历史上的伟大的天才人物的思维，也决不是至上的。特别应该指出，“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其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论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33]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终极真理”时写道：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除了非常有限的领域，这种对立就是相对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互相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恩格斯从科学发展史的实际过程出发，驳斥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谬论，强调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精密科学领域，即使承认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但决不是一切成果都如此。例如在数学中，“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已经被克服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命题。”[34]在研究生物机体的科学中，每个问题也多半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逐步得到解决。例如为了正确确定血液循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大约经过了一千四百多年的漫长时间。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因此，在这个科学领域里，谁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根本不变的真理，是决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在道德观方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宣扬的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基本观点。按照杜林的说法，道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这些道德原则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也是纯粹的谬论。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道德领域中，“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是最稀少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35]从欧洲当时存在的三种道德，即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道德来说，它们不仅互相矛盾，而且任何一种都不是终极真理，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特殊的道德。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自己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的未来利益，反抗不堪忍受的统治。只有不仅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已经忘却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才有可能产生超越阶级对立的道德。
恩格斯对杜林攻击辩证法的谬论作了详尽的批驳，进一步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针对杜林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世界，宣扬“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的谬论，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36]恩格斯明确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7]这一著名原理，深刻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在量与质互相转化、否定之否定等规律的基础上，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对《资本论》的攻击，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两种形式，量变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改变事物的质。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恩格斯也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到处发生作用。
最后，恩格斯写道，杜林在《哲学教程》中吹嘘的“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完全是无稽之谈。杜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这个人在哲学上已经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也是如此。
六、反驳杜林对《资本论》的攻击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为了维护《资本论》的科学性，对杜林攻击《资本论》的谬论痛加驳斥。
《资本论》第1卷出版不久，杜林就在一家资产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这部伟大著作妄加评论，肆意攻击。他认为劳动价值论并非无可争议，劳动力价值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并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在马克思身上。
马克思看到杜林的攻击文章后指出，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完全不懂《资本论》的科学内容，不了解《资本论》与以往政治经济学著作不同的崭新的东西。“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38]这就是他迫不及待地公开攻击《资本论》的原因。
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等著作中，继续攻击《资本论》。在价值理论方面，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其中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理论，是“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集中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胡说这个理论不科学，是“轻率的意见”、“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等等。在《哲学教程》中，他指责《资本论》所运用的辩证方法，是“神秘的杂货摊”、“混乱而错误的观念”、“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字”等等。
杜林攻击《资本论》的种种谬论，遭到恩格斯的彻底批驳。恩格斯指出，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马克思首先独自研究了商品的价值，深入探讨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问题，指出简单劳动是决定价值的基础；在同一时间内，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其价值高出二倍或三倍。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常进行的。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理论，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事实。马克思的分析是如此简单明晰，除了杜林之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完全不清楚”。
恩格斯指出，杜林用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所谓价值理论，是东拼西凑、矛盾百出的东西。他根本不懂得价值与价格的区别，把价格的变化看做价值本身的变化，把同一个价值所表现的几个不同的价格，看做是商品有同样多的不同的价值。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上，他竟然提出五种完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价值概念，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正如恩格斯所说：杜林“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39]。
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核心。杜林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指出了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排除任何欺骗，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戳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以也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40]
恩格斯指出，杜林指责剩余价值理论是所谓“轻率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混乱”，完全是无稽之谈。其实，真正引起混乱的，正是杜林自己。他把剩余价值与利润混为一谈；又把资本家的资本与奴隶主的财产混为一谈；一会儿说“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一会儿又认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是资本；时而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时而又把一切阶级社会的地产都宣布为资本，但随后又加以否认。这就是杜林式的“谨慎的和真正谦虚的表现方法”的卓越范例！
恩格斯指出，杜林攻击剩余价值理论，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按照杜林的观点，资本家的利润，不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榨取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是“暴力的产物”。这样一来，他就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从而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恩格斯明确指出，暴力虽然可以夺取利润，但却不能生产利润，“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41]工人们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工人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决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杜林疯狂攻击剩余价值理论，还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动机。恩格斯指出，杜林一方面攻击剩余价值理论，一方面又在所谓“纯收益”、“财产租金”的名义下，偷偷地剽窃剩余价值理论，并把这个理论歪曲得面目全非。由此可见，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所作的粗暴剽窃”。[42]
杜林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攻击，采取了十分卑劣的手法。他先把一些荒谬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然后装出一副“唯一正确”的面孔，对他自己捏造的观点进行“批判”。例如他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按照杜林的说法，好像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一个东西”。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捏造。正如恩格斯所说：“要说出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他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错误和混乱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43]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粉碎了杜林对《资本论》的攻击，捍卫了《资本论》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