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者在1989-1991年间对阿朱别依进行了几次采访，并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多次。谢尔哥·贝利亚记得马林科夫夫人“是一个总是化妆到九点来钟的专横的女人”，并回忆说拉夫仁蒂·贝利亚曾提醒过他：“她是个危险人物，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宪兵，她的决心甚至比她丈夫还强。”
[3]1944年7月，赫鲁晓夫要求科尔奈丘克放弃他完全是荣誉性的职位——乌克兰外交事务人民委员（说它是荣誉性的是因为乌克兰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它需要自己的外交部长，这本身就是苏联宣传的一种假象），转而担任乌克兰艺术委员会主席，权力欲膨胀的科尔奈丘克“原则上拒绝按赫鲁晓夫的意思办”，结果在战争中间，赫鲁晓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进行特别的分配，以增加科尔奈丘克作为艺术委员会主席的特权。
[4]阿朱别依揣度赫鲁晓夫的思想是这样的：“我猜测他不仅密切关注着日渐衰弱的领导人，他愚蠢的任性正显得越来越明显，而且他也注视着那些做好准备继承斯大林的独裁棍棒的人。我确信，就是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将所有的对手都抛到一旁。”
[5]根据朱可夫的说法，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六年里，政治局全体成员到齐开会的只有两次。
[6]就是这个帕斯克雷比谢夫曾经有一次在红场游行时熟练地从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全副武装的制服里将匕首偷了出来，在匕首套里插上了一根黄瓜。
[7]这是作者1993年8月在莫斯科对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赫鲁晓夫助手的采访。
[8]罗伯特·艾利亚斯描述过路易十六统治的凡尔赛宫里的类似的情况：“皇宫里类似的事情、阴谋与勾心斗角没有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依靠其他的人，而所有人的命运最后都得取决于国王的喜恶。今天飞黄腾达的人明天也许会沦为阶下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可言。每个人都得想方设法与声望较好的人结盟，避免不必要的树敌，对于无法躲避的敌人，应对的办法只有残酷的算计，并与其他所有的人保持与他们地位相当的距离。”
[9]在赫鲁晓夫的印象里，30年代的莫洛托夫与斯大林是“不可分离的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总是一起出去度假”。
[10]甚至在与莫洛托夫激烈争吵并指责他是不思悔改的斯大林主义者后，赫鲁晓夫仍然给了莫洛托夫这样的赞誉：“我认为莫洛托夫的经验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经常在我面前谈论外交事务，他总是能以相当丰富的知识、缜密的逻辑与强烈的说服力表达他的思想。”
[11]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向政治局通报日曼丘日娜的案子时，“我的两腿不禁打起颤来”。起初他拒绝在将他夫人驱逐出党的问题上投票，但是他后来又写信给斯大林谴责他的夫人。当以色列前共产党领导人塞缪尔·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遇到莫洛托夫时，他“走向他，问道：‘你作为一位政治局成员怎么会让他们逮捕你的夫人呢？’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这就是我询问你的原因，我不仅要问你，还要去问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你让他们逮捕波利娜·日曼丘日娜？’他冷峻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回答说：‘正因为我是政治局成员，所以我必须服从党的纪律。’”
[12]赫鲁晓夫声称他和他的同事们回答道：“他没有混入到我们政治局里来，他是你亲自任命的。”至于他们是真的如此大胆，还是喝醉了，则无从考证。
[13]米高扬也承认，斯大林是想“从肉体上消灭”他和莫洛托夫的。
[14]和安德烈·马林科夫一样，谢尔哥·贝利亚特别维护他的父亲，把他描绘成一个很好的家庭成员，一个最亲密的改革家，说他其实内心里痛恨斯大林，恨不得他早点死去。
[15]根据阿朱别依的说法，在被贝利亚强奸的200多位年轻女性中，有一个最后成为“他非正式但却是永久的情妇”，并且竟然和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共同居住在卡查洛夫大街的房子里。阿朱别依说，这位女性后来坚持说她爱贝利亚，因为贝利亚对她“甜蜜、温柔、善良”。
[16]赫鲁晓夫第一次注意到斯大林的担心是在战后的一次宴会上，当时这位独裁者突然扫视着他周围的服务人员，生气地问道：“为什么我周围尽是些格鲁吉亚人？”在贝利亚做出徒劳无益的解释后，斯大林下令将他们立即撤换掉。“格鲁吉亚人——包括烤肉串的厨师和负责食品供应的军官——都被立即赶走了。”赫鲁晓夫后来说：“贝利亚悄悄地走出房间，像被打败了似的。”根据谢尔哥·贝利亚的说法，他的父亲曾故意向斯大林透露过，他准备“公开向他宣战，如果斯大林决定对他进行迫害的话”。
[17]很显然，日丹诺夫揭露了在拆除德国工业基础设施中的违纪情况，而这项工作是由马林科夫监管的。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赫利宁（Shakhurin）被逮捕时，马林科夫被清除出书记处。有报道说，马林科夫甚至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斯大林办公室日志上记录着，马林科夫在这一段时期经常在克里姆林宫里出现。
[18]尽管贝利亚继续作为部长委员会的副主席监管警察事务，并掌管着斯大林开发核武器的应急计划，但于1946年掌控秘密警察的阿巴库莫夫（Abakumov）与贝利亚的关系并不亲近，至少刚开始是这样。
[19]米高扬描绘沃兹涅先斯基是个“傲慢的人”，一个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而库兹涅佐夫则“野心小一些”，“很有魅力，待人诚恳”。
[20]贝利亚在1953年7月1日从狱中写给马林科夫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21]在他父亲的庇护下，谢尔哥仍然与库兹涅佐夫的女儿结了婚，尽管库兹涅佐夫处于如此境地。安德烈·马林科夫和谢尔哥·贝利亚都对他们的父亲在列宁格勒事件中曾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说法提出质疑。
[22]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斯大林提起波波夫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直盯着我。然后他扬起脸，向上打了个喷嚏，这是他喜欢的一种动作。”不过，尽管“他愤怒地咒骂，但他还是将此事搁下了”。
[23]西方研究克里姆林宫的资深专家里格比（Rigby）认为：“斯大林在其行动中没有让至少他的一个主要部属参与或是以直接受益者的诱惑鼓励他们，这是不可能的。”里格比怀疑“赫鲁晓夫是最有可能参与此事的人，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猜测”。
[24]所幸的是，这种试验只是在小部分地区进行的。
[25]赫鲁晓夫1950年3月16日和3月31日的发言被整理发表在1950年4月25日的《真理报》上，并被托马斯·惠特尼翻译成英文。
[26]在1993年8月接受作者采访时，谢甫琴科提到了斯大林的此次电话。
[27]作者对拉达·阿朱别依的采访。她说，作为赫鲁晓夫的孩子，“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们对一些事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样我们也乐得省事。现在我的大儿子说：‘你想告诉我你对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吗？或者没有感觉到吗？这不可能。’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的事情。”
[28]斯大林已经差不多割断了与家人的联系，因此他不希望他的同事们看到他的家人。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夫人和孩子通常是不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