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日常的事情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什么时候孩子们吃早饭去上学，吃午饭、晚饭以及做家庭作业——所有的事情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不容有丝毫的违反。”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孩子们“不用不停地进行检查与监督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都很小心，在学习方面都很用心，这也许是他们继承了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
赫鲁晓夫家有很多特权和额外的补贴，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让孩子们远离这些东西。她和丈夫从来没有给过阿朱别依两口子一分钱，并坚持认为他们可以依靠大学里发放的学生津贴。在阿朱别依在颇具声望的《共青团真理报》找到工作（当然他岳父的威名不可能一点不起作用）前，帮助这对年轻夫妇的是他的母亲，那位化妆师。当阿朱别依被邀请随一个记者代表团访问奥地利时，赫鲁晓夫显得很不高兴。“要妥善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如果出了差错的话，也要恰当地处置！”他告诉他的女婿说。“当然，”阿朱别依认为：“赫鲁晓夫知道贝利亚的手下会时刻盯着我。”
尽管有很多的是是非非，然而斯大林的最后几年却是赫鲁晓夫难得的机遇时期。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的生日，1949年12月21日，与往常一样，这位伟人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告诉马林科夫说：“不要再想什么给我一颗星（苏联英雄勋章）的事了！”但是他的助手们对他很了解，于是计划了一次大赦行动。在那个特殊日子前的几个月里，苏联国内的报纸充斥着对斯大林的赞誉之词。12月21日这天，一个上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巨大气球悬浮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都在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面是祝贺“一切时代和国家最伟大的天才”的彩车。
高潮出现在当天晚上的波尔索伊剧院。剧院里悬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舞台上布满了鲜花和彩旗，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帕尔米罗·托格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瓦尔特·乌尔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多洛雷斯·伊巴鲁里（Dolores Ibarruri）、马蒂亚斯·拉科什（Matyas Rakosi）以及其他一些人。大厅里的其他地方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受到特别邀请的客人，他们的座位严格按照等级来安排。“贝利亚一家人首先进来了，”阿朱别依后来写道：“然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两家。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坐在一起。只要哪家走近第一排座位，那些为他们的主子占着位子的警卫人员就会马上站起身来。在赫鲁晓夫家里，只有尼娜·彼得罗夫娜有资格坐在第一排紧挨马林科夫家的位子上。”阿朱别依和他的妻子坐在这个圆形剧场里不太重要的座位上。
他们的发言持续了数个小时。赫鲁晓夫的结束语是这样的：“荣誉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智慧的老师、苏联人民共产党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英明领导人，斯大林同志！”阿朱别依回忆说：大多数演说者的讲辞听起来都差不多，除了伊巴鲁里，就是西班牙内战中那个火暴脾气的家伙，“他的话让听众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与热情，这种力量和狂热只有那些决心以火焚身的宗教狂热分子才会感觉到”。当他开始发言时，斯大林变换了一下坐姿，将头抬了抬。
阿朱别依看到“斯大林身材如此瘦小和虚弱”，“这个身材瘦小，看起来甚至有点可怜的人头上闪亮着一个巨大的秃斑”时颇感吃惊。对于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Dmitri Goriunov）来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当时坐在剧院的晾台上，这位独裁者看起来就像下面舞台上的一只“虫子”一样。但是对于那些紧张地扫视会场、看看彼此座位安排情况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被安排坐在哪里。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斯大林同意委屈自己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但是到了生日那天，他却坐到了第一排，右边是毛泽东，左边是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这种象征荣耀的座位安排反映了他担当的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职务，因为是这场晚会的正式东道主，但这里也有他的诡计。不过，在这种场合，赫鲁晓夫也知道自己权力毕竟有限。注意到前面的花丛差不多挡住了斯大林的脸，阿朱别依对他的妻子道：“为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把它们移开？”拉达回答说：“因为斯大林没有叫他这么做。”
1952年5月的一天，当成群的人民组成队列，准备在明媚的春光里游行通过红场时，斯大林和他的部属们正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那天拍摄的影片中斯大林和周围的人一一握手，而他的部属们轻轻鞠躬表示回敬。这种场合中的赫鲁晓夫没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也没有因戴着他的那顶鸭舌帽、穿着那件乌克兰衬衫而显得矮人一头。除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穿着军装似的束腰外衣外，他也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穿着一件浅色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卷边软呢帽。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现在是最高领导人里的“正式成员”了。唯一的不足就是他现在是唯一向斯大林敬礼和鞠躬的人，不管他做出这种姿态是出于故意或是有其他什么考虑，这可以使他的主子和其他人知道他仍然知晓自己的位置。
在1953年斯大林别墅的新年除夕晚会上，他抓住他不太情愿的女儿的头发，撞在舞厅的大门上。斯维特兰娜的脸涨得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虽然赫鲁晓夫为之感到很难堪，但他对那天晚上的叙述充满着一种怀旧的色彩：“我们都处在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新的一年又到了！我们期望着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功！桌子上堆满了开胃的食品。我们享用着盛宴，还有很多好喝的。斯大林情绪很高，因此喝了不少的酒，并要求其他所有的人都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斯大林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民间音乐的唱片放到唱片机上时，“我们都侧耳听着，并开始跟着唱片唱起来”。当他放上舞曲音乐时，“我们开始跳起舞来。……跳起舞来，我就像一条走在冰上的奶牛似的，但我还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甚至连平常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唱片机旁的斯大林也加入了进来。“他两手张开，来回移动着脚步。很显然，他以前从来没跳过舞。”
“我想说的是，这场派对的气氛总的来说还是好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他甚至还为斯大林对斯维特兰娜的态度开脱。“不，他对她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爱的表示，只不过是以他那种古怪而粗野的方式，这是不对的。”
其实，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如此。
[1]参见斯维特兰娜·阿里露耶娃的《仅仅一年》（Only One Year ），第422页。并非所有认识阿朱别依的人对他都有这种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在他与拉达结婚后，他以自己是赫鲁晓夫女婿的身份提高身价，进入政界，并开始在苏联国内外发挥他的影响力。不过，刚开始，他们之间的这种浪漫感情还是需要两人都有足够的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