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是3月1日很晚的时候在他的别墅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就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953年2月28日，他还和斯大林以及其他的核心集团成员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欢宴：先是在克里姆林宫看电影，然后在昆士夫的别墅里聚餐到很晚。他们大约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离开斯大林别墅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乘一辆车，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分别离开的。斯大林那天晚上情绪很高，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喧闹地大声开着玩笑，用手指戳我的肚皮，用乌克兰口音称呼我‘米基塔’。每当心情不错时，他都会有这些表现。”[1]
虽然星期天是休息日，但赫鲁晓夫仍然在家里等着，以防斯大林叫他过去。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接到电话，于是他终于决定上床睡觉。当天早上，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预料他会在10-12点之间起床。他们注视着斯大林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的灯光，等着他按铃叫早餐。结果他没有按铃，他们猜想他可能在喝茶，暖水瓶就在他的床边。整个下午，斯大林的房间里都没有什么动静。虽然警卫人员就在走廊里，离斯大林的房间只有几步的距离，但他们有着严格的规定，没有斯大林的召唤，他们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屋外的卫兵注意到大约下午6点30分斯大林的房间里闪过一线亮光，但还是没有听到斯大林的召唤。最后，在晚上10点11分左右的时候，警卫人员以送夜间“邮件”为借口派了一名服务人员进入斯大林的房间，结果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只手微微上举。他的裤子都尿湿了，身旁有一份《真理报》和一瓶矿泉水。他想说话时喉咙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他手表上的指针停留在下午6点30分。显然他是在起床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摔倒在地的。
警卫人员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沙发上。后来他们又把他移到了餐厅的另一张睡椅上。同时，他们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捷夫（Ignatiev），伊格纳捷夫害怕承担责任，就叫他们打电话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马林科夫说要找到贝利亚还得一些时间，他显然正陪着他的新情妇在某个特殊的别墅里过夜。最后，贝利亚打来电话。“不要告诉任何人斯大林同志生病的消息。”他命令说。
不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都来了。马林科夫脱掉鞋子，因为在光滑的木地板上，他的鞋子会发出“咯吱”的声响，他把鞋子夹在腋下，轻手轻脚地走到餐厅里。当他和贝利亚站到身边时，斯大林开始发出很大的呼噜声。当时距离他发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八个小时了，但是贝利亚（从他的脸色来看，他此前好像一直在喝酒）没有下令进行医疗救护，而是严厉斥责警卫人员。“你们没有看到斯大林同志睡得正香吗？你们所有的人都出去，不要打搅他睡觉！”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也在场，但是警卫人员说他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才赶到的，当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已经带着其他领导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回来了。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是不应该记不住的。不是那些警卫人员因为赫鲁晓夫后来谴责他们的主子而故意这么说的，就是赫鲁晓夫认为这样一种关键的时刻不可能没有他的参与。
当医生们赶到时，斯大林已经发病12个小时了。就像赫鲁晓夫的解释一样，这种拖延很难用不想让人看到斯大林同志处于这种“不雅的状态”来解释。3月3日，斯大林躺在病床上已经命若游丝了，他任性的儿子瓦西里对着贝利亚和其他人喊道：“你们这帮畜生，是你们害死了我的父亲！”贝利亚后来告诉莫洛托夫说：“我摆平了他，我拯救了你们所有人。”[2]至少有一位斯大林的传记作者猜测过贝利亚是如何摆平瓦西里的。不过，尽管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可能会为了让斯大林快点死去而拖延了医疗救护的时间，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害怕召集别人的帮助。1953年一开始，斯大林就昏过好几次，血压也升高了。不过，他虽然戒了烟，但并没有放弃洗蒸汽浴（这部分是由于贝利亚要求他不要放弃），这更加重了他的高血压，而且他直到最后对医生也不相信。[3]因此，如果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如果斯大林恢复过来的话，那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就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了。[4]
当医生终于到达现场时，他们显然被斯大林的状况吓住了。主治医生在解开斯大林的衬衫时双手颤抖。“你是医生，”贝利亚大声嚷道：“按照你平常的方法给斯大林同志诊疗。”与政治局成员们一起蜂拥而入的其他专家都尽量不让自己靠得太近。一位牙医将斯大林的假牙取下来放在地板上。医生们给斯大林抽了血，对肺部进行了透视，不过旁边一个由一位战战兢兢的技术人员操作的人工呼吸机没有使用。采取每项医疗措施前都必须得到政治局成员的批准，其实他们也决定不了应该怎么做。
斯大林在昏睡状态中又拖延了三天的时间。在此期间，苏联领导人轮流值班，两人一组，一天24小时守在斯大林的身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白天值班，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晚上，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插空。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负责的人好像是贝利亚。他和马林科夫经常躲到一边嘀嘀咕咕，有时赫鲁晓夫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些职位稍低一些的领导人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当斯大林显然处于昏迷状态时，贝利亚毫不掩饰他的愤怒情绪。但当斯大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他又赶忙跑到跟前吻着斯大林的手。“这就是你看到的真实的贝利亚，”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甚至在他假装崇拜的斯大林面前，他也能耍出两面三刀的把戏。”就像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对斯大林仍有部分的信任不是更好吗？
3月3日，医生们诊断斯大林状况已经非常严重，死亡是不可避免了。到斯大林3月5日去世时，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已经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碰过几次面了。马林科夫主持会议，他和贝利亚建议了新的领导人名单。马林科夫将接替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按顺序）将担任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将重掌内务部，内务部将和国家安全部合并。赫鲁晓夫被解除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职务，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八位书记之一。斯大林于1952年10月进行扩充的苏维埃主席团将进行调整，从原来的25人调整为10名正式成员。除了两位斯大林的老臣外，其余的人全部更换。
至此，关于斯大林的继承人好像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一天晚上，当他们守夜的时候，赫鲁晓夫提醒布尔加宁说，贝利亚之所以想掌控警察机构，“目的就是为了打垮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他会干出来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布尔加宁说他也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需要马林科夫的支持。不过，赫鲁晓夫后来说：“马林科夫总是认为给贝利亚当配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尽管他也知道贝利亚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嘲弄他。”此外，“既然斯大林已经去世了，马林科夫确信他在贝利亚的计划里‘会派上用场’的，因为贝利亚曾经告诉我他会倚重马林科夫。”
3月5日晚上，苏联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会议（在不久前通过的党章里没有如此的规定）。在斯大林没有咽气的情况下，他们解除了他的政府首脑职务（不过继续保持他的党主席团成员位置）。赫鲁晓夫主持此次会议，不过控制会议的却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文学报》编辑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都能看出并感觉到他们对会议的控制。马林科夫首先发言，然后他推荐贝利亚发言。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为苏联政府主席。在回到发言席后（需要从贝利亚身边挤过去，在狭窄的过道里他们两人肥胖的肚皮贴在一起），马林科夫指定贝利亚统率警察机构。西蒙诺夫从所有领导人（除了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的莫洛托夫外）的表情里，感觉出了“一种他们都努力不公开表露出来的压抑感。……”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却显得特别的活跃。[5]
在瓜分完政治蛋糕后，斯大林的这帮手下又回到了他的别墅，看着他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他的脸色变了，变得灰暗起来。”他女儿回忆说：“他的嘴唇发青，样子都认不出来了。……他是在我们眼前窒息而死的。……在似乎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睁开双眼，扫视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人。他的这一瞥令人毛骨悚然，目光里带着精神错乱的神情，或是愤怒与对死亡的恐惧。……他突然举起一只手，好像指着上方的什么东西，向我们大家发出诅咒似的。……过了一会儿，经过最后的努力，他的灵魂终于挣脱了他的肉体。”
几乎就在同时，阿里露耶娃说，贝利亚冲出房间。“房间的沉寂被他大声的叫喊划破了，他简直无法抑制住自己胜利的喜悦，他对他的司机大声嚷道：‘赫鲁斯塔利耶夫！我的车！’”赫鲁晓夫回忆说：“贝利亚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他“确信他很久以来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世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了。任何人也不能阻挡他的道路。现在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很悲痛，这部分是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斯大林眼里还是值得信任的”。当阿里露耶娃开始痛哭时，他后来说：“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开始哭起来，我从内心里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伤心。”阿里露耶娃记得她看到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都流下了眼泪。当时《真理报》的主编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i Shepilov）参加了3月5日早上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葬礼安排问题。他记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明显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不时地打断其他人的发言，经常长篇大论地滔滔不绝。贝利亚简直是心花怒放。赫鲁晓夫说得很少，显然他还处于震惊之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葬礼上，谢皮洛夫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眼睛红了，他不时地擦去流下的眼泪”。
甚至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他的很多受害者都哭了。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罪行的了解比他后来供述得还要多，他回忆说自己3月5日坐下来准备为《文学报》创作一首关于斯大林的诗。他已经写了两行，“突然之间，连我都感到吃惊，我大哭起来。我可以谎称没有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说出来，否则我无法表达我当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的震惊。我并不是因为悲伤而哭，也不是对死去的人感到可怜而哭，我的眼泪没有感情色彩，就是因为震惊”。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斯大林的去世肯定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就像这位独裁者本人对他一样。斯大林是个威胁要消灭他的恩人，既是赫鲁晓夫的良师益友，又是他的折磨者。他的去世使赫鲁晓夫摆脱了生理上的担惊受怕和心理上的依赖感，不过也使他不得不面对新的致命危险——首先来自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再有就是他本人，而斯大林接班人面对的可怕遗产则一直使他们受到潜在危险的困扰，并最终将他们都击倒了。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阶梯中处于第二或第三的位置，这主要取决于贝利亚是否仍能身居高位或者是否会被清除掉。当新的党主席团选定后，赫鲁晓夫位列第五，排在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之后。马林科夫是明显的接班人，而贝利亚则是宝座后面的真正掌权人。莫洛托夫与斯大林保持亲密关系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长，他好像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三人在斯大林的红场葬礼上发表讲演表明他们组成了苏联的三人政治。不过，最后无论是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人想象到赫鲁晓夫会有机会将他们全部击倒。
两年半以后，贝利亚已经被逮捕并处决，马林科夫被降职，而莫洛托夫则遭受毁灭性的批评。尽管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但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仍然保住了他们在主席团的位置，只不过此时赫鲁晓夫已经成为他们的老板。1954年8月，赫鲁晓夫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访问北京。虽然接替马林科夫担任总理的布尔加宁是1955年夏天日内瓦四国首脑峰会理论上的苏联主要发言人，但西方领导人意识到赫鲁晓夫才是他们主要的讨论对象。
如果说赫鲁晓夫预见到了他自己的胜利的话，那么他也是唯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胜利，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是个最大的奇迹。不过他使奇迹变为现实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猜测出来的。与20年代的斯大林一样，他一直从事着党务工作，操纵着党的权力机器来反对他的对手，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制定各项内外政策，制造并出卖他的同盟——首先是贝利亚，其次是马林科夫，最后是莫洛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