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姓王的温州商人说到：“中部地区人多，劳动力市场比较大，消费市场也很广阔，交通又比较便利。这对我们来说，可以算得上‘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了，我们只要拿着自己的钱包来投资就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什么东西就有。你比如说我在郑州投资一个小商品批发和零售项目，不需要什么高级的技术，很容易就请到工人给我加工。然后就是找销路，河南人这么多，各县级都有经销商，只要我跟他们搞好关系，就不愁没有经销渠道。如果我投资份额再大一些的话，还可以试试做品牌。这个也不难，花几十万找个本地明星代言一下，市场就更容易做了，很容易独占市场。”
王先生是做中国结生意的，他在郑州投资了几万，两年后资金就翻了几番了，他拿着这笔钱又投资了一份利润更大的项目——电脑，赚钱速度更快。5年后，王先生拿着赚来的几百万到海南炒房去了。
王先生的赚钱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温州资本的增长速度。2010年，温州市政府统计的结果是，温州资本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是我国民间资本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投资中部，虽然看起来没有投资一线城市挣钱多，但中部人力资源、消费市场及四通发达的交通决定了获得利润却并不比大城市低。对于资本不太丰厚的温州商人来说，在中部拼搏几年，完全可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资本。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温商就更无所畏惧，可以拿着自己大笔钱财满世界找投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部特殊的环境能将温商从毫无威慑力的小老虎养成威风凛凛的大老虎，是帮助他们实现巨额投资的跳板。
最后是西部探险，它让帮助温商摘取更大的果实。
纵观近几年的温州投资市场，“西进”是一个不可绕过的话题，从新疆买棉到开采石油，从油矿到水电站，从水电站再到其他能源，温州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正是因为进军西部，他们不但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空白市场，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也获得了更大的声誉。
以炒油团为例。温州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零零星星地进入新疆的石油业，在世界油品价格持续走高的形势下，很多温商都尝到甜头。更多的温州商人在前辈亲朋友好友的召唤下，纷纷携巨资跻身新疆石油业。
如温州女老板王荣森，她靠批发服装积累了一些钱。后来，陕西地质学院一位老师对她说：“服装生意风险很大，竞争又比较厉害，你可以去西部试试开采石油。现在国家搞西部大开发，鼓励人们到贫困的西部地区投资，你可以去试试。”当听说到这是国家的精神时，王荣森便决定冒险一次。她首先在延安承包了三十口油井，与当地政府签订了联合开采的合同。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她又在温州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大意是说寻找合作伙伴共同负责大西北几十个油井的勘测，回报率极高。她的广告立即引起了一些温州大老板的注意。
虽然王荣森的投资最终以失败告终，与她起合作采油的几位温州商人同样血本无归。但这件事却让精明的温商嗅到商机，此后几年，很多打着“温州人”和“承包”为关键词的文章荣登各大媒体，温州人这种大规模投资的精神也让人耳目一些。从此，各种炒团、各种承包纷纷与温州资本纷纷挂钩，一时间温商声名大起，温商的各种炒团也越来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如今，分布在云、贵、川、桂、青、新、藏、宁、内蒙、重庆等西部省市的温商已高达几十万，他们在这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辽阔土地上，响应着开发大西北的号召，创办了几十万家企业。可以说，在经济领域，西部已经不仅仅是西部人的西部，还是温州人的西部。他们在这块没有竞争的土地上辛苦地打拼，相信假以时日，一定能获得累累硕果。
其实，无论是飞向东南，还是投资中部，亦或是西部探险，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温州人都传达给我们这样一个理念：投资是没有地区好坏之分的，只有利润高低之分。他们不像国际大财团一样投资某一大领域，只是按照温州人固有的投资理念选择符合自己的投资项目，慢慢做大，以至于温州资本无处不在，最终在全国成功造势。
二三线城市的实业家们
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房产的“国八条”，此后很多城市对楼市都实行严控，这让一向一掷千金的温州炒房团无用武之地。
但对于深谙投资之道的温州人来说，一些大城市不能买房了，不意味着中小城市不能买房，不意味着没有投资渠道，他们是不可能让资金闲置不用的。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投资二三线城市，即使依旧投资楼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位姓谢的温州商人，早在“国八条”出台之前，就已经在杭州、温州、福建、成都等二三线城市买过房子，还慢慢将资金投入到这些城市的写字楼、商铺中。
为什么谢先生仍旧围绕着房子打转转？他说：“目前来看，这样做还是比较理智的。因为限购令虽然出台了，但对于北京、上海等这些一线城市可能会有影响，中小城市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况且，这些地区房价上涨速度相对较慢，国家一时之间不会在这些城市实行限购令，当然就不影响我炒房。”
谢先生这样的解释，让人无法反驳，温州人又借机钻了政策的空子，在国家调控的真空地带继续着自己的投资梦。
与谢先生有相似想法的温州老板有很多。2011年温州新开了一个市场，里面包含将近500个商铺，当天就有几十多位温州老板前来抢购，不到两个小时，所有的商铺都被定完了。这些商铺当然主要不是留着自己做生意用的，投资才是王道。
其实不止投资房产、商铺，在温州商人看来，二三线城市拥有很多商机，拥有很多可投资的项目。
温州资本，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滞留在楼市，投资楼市只是温商的其中一个选择。政府会积极引导资金回归事业，温商会发展新兴的产业，如太阳能、风能、节能电器、新农村建设等。
一位王姓温商，看到楼市的萎靡之后，在限购令出台之前，就抛售了手中几套房子，然后用这笔资金跟几个朋友合伙，投资1个多亿，在河南的新乡做起了太阳能生意。
谈起这个投资项目，王先生禁不住眉飞色舞：“我做的是太阳能热水器的制造。我发现，现在的农村人也越来越爱干净，冬天也想学城里人洗澡。但是他们没有城市的暖气，没法经常用到热水，这在冬天是非常要命的，尤其是要过年的时候。现在很多农村的年轻人都是出去打工的，过惯了城市里洗澡方便的生活，过年的时候回家，洗澡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我生产的太阳能热水器，主要就是为这些越来越爱干净的农村人准备的。一台热水器也就几千块钱，这对于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王先生所料不错，我国有8亿多的农民，年轻的打工者几乎占了农村人口的一半，太阳能热水器在农村确实有很大的市场。他的生意设置在河南新乡，这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新乡是一个工业城市，又是一个三线城市，况且河南的劳动力很多，投资这里既保证了劳力市场，又保证了消费市场，可谓一举数得。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当我们在苦恼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时，你会发现温商将眼光伸向更偏僻的城市。
田更生，这位三十刚出头的老板，现在已经拥有上亿资产了。他是一家轮胎厂的老板，场地就建在中部的一个小县城里。这一行当然是有利润的，毕竟现在汽车是一种越来越普通的交通工具了。单说他对厂址的选择，他说：“我这种实业，劳动力当然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中部地区人口多，刚好能解决我这个难题。另外，轮胎属于塑料产品，污染相对来说比较大，我选择将厂址建在县城的东南角，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污染，而且又方便往外出货。”
王先生和田更生，他们二人的投资有一个共同点：投资二三线城市。投资这些地方的理由也很相似：劳力市场丰富，消费市场也比较大。这是否就是温州人投资二三线城市的根本原因呢？
不尽然。
劳力市场和消费市场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促使他们投资二三线城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是从事实业投资。实业的含义是：以生产制造为主业。既然需要生产制造，那就需要制造者，需要原材料，需要交通运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又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只有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劳动力丰富、工业基础良好的二三线城市，比如河南的新乡，比如江苏的无锡，比如广东的东莞，等等。
因此，与其说二三线城市拥有太多的机遇，不如说二三线城市拥有太多发展实业的有力条件。以实业发家的温州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因此对二三线城市念念不忘。这也造就了一些温州老板“实业起家，实业回归”的投资模式。
2011年2月21日，上海证券报爆出“温州近万亿民间资本急寻出路”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很多人纷纷猜测：温州人有这么多钱，准备怎么安置？
很多温商选择了回归实业。
温州人就是以实业发家的，看看他们的各种别称就知道：“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印刷城”、“中国徽标之乡”、“中国泵阀之乡”等等。这些产业项目虽然都不大，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却让温州人成为了有钱人。有钱人如果继续做这些熟门熟路的产业，势必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不同的是，有钱的温州人不再局限于投资这些小的产业，他们已经有资本投资利润更大的实业。
蒋先生原本是在股市里打滚，他听说股市赚钱快，因此特意来到上海，聘请了几名专业人员进行股票的投资管理。结果是，他仅在这个领域做了几个月，就赶紧跑掉了手中所有的股票，重新开始做实业。
“股市太难搞懂了，我现在也说不清怎样才能让自己稳赚不赔，现在想想还是做实业比较顺手。”重新回归事业的蒋先生这么评价自己在上海打拼几个月的成果。
这次他投资的项目是变压器。在他看来，变压器市场很大，只要人们用电，就离不开变压器。他的变压器厂就设置在唐山。谈起选址，蒋先生说：“这里不是号称‘京津唐’工业基地吗？工业基础比较好，而且靠近北京、天津用电大户，而且工业基地本身用电量就很大，我的变压器销路根本就不是问题。”
像蒋先生这样立足于事业的温商有很多。虽然炒房团、炒油团等各种炒团表现得异常火爆，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见过这么大资本的炒作方式，一时轰动。绝大多数温商，其实仍旧在老老实实地从事实业，只有实业投资才会让他们心理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