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里，马耳朵沟的老百姓特别幽默可爱。他们先是把家里的钢质或者铁质的家什全部拿到村街上来，在大碾子旁架起口大锅，锅里添满了水，锅下烧柴和煤。然后把钢啊铁啊的家什，都丢到大锅里煮啊煮。
全村的孩子像过年一样兴奋，都围在大锅前看热闹。我也夹在孩子们中间，搞不懂大人们在做什么，但是心里特别崇拜他们。因为晚上他们也不睡觉，轮班守候着大锅，烧啊烧。锅里的水沸腾着，沸腾着，像我们马耳朵沟火红的日子。
后来干部徐殿武赶来了，把我们马耳朵沟的人大骂了一顿。全沟人这才知道，炼钢铁是不能用大锅的，就是用大锅也不能添水，这样煮来煮去的结果是：铁疙瘩还是铁疙瘩，钢疙瘩还是钢疙瘩。三爷爷是村里管事的，他几次用棍子往锅里捅，捅出了五奶家的铁盆，除了有点热没有别的变化；捅出了张浩泰家的钢犁铧，除了有点热也没有动静。
三爷爷很执着，他往地上啐口吐沫说：多加柴，他奶奶的，非给煮出个甜酸来！甜酸没有煮出来，却被赶来的徐殿武一顿骂。据说山外面都在大炼钢铁，只有我们这啥也没炼出来。没炼出来也成，关键是快把全村的柴禾都烧光了。三爷爷带着人出去学习，回来在沟口搭建了标准的炼钢炉子。一次都没用上，干部徐殿武捎信来说，赶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吧。三爷爷就慌了，跑步回来叫大家都去跑。把家里的粮食，吃的喝的都拿到一起，把炼钢炉子改造以后成立了食堂。
自从进入大食堂以后，我们马耳朵沟就开始了幸福生活。开始的日子特别滋润，吃得饱，吃得香。饱暖思****，男的就讲女的。一讲女的，我就心跳加快。那是我的青春期，在地球上一个叫马耳朵沟的小村庄里开始破土发芽。没有谁注意我的变化，每天晚上我都会摸到身子下面悄悄长出来的淡淡的绒毛，它们正在夜色的掩护下茁壮成长着。
好久不长，村子里的粮食吃光了。三爷爷赶着大车去沟外面要救济粮。没有想到外面的情况更加糟糕。三爷爷带去的几个玉米饼子被一群女人堵截，其中还有女人撩起衣襟叫三爷爷看****换饼子。三爷爷很正经，只是草草地偷看了几眼，然后把饼子分给了那些挨饿的女人。
沟外面的救济是指望不上了。三爷爷蹲在地上抽了半天闷烟，抬头眯缝着眼睛说：解散算了。那一年是1961年，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偷看了许大个家的女儿三丫洗澡。
其实这事纯属巧合，并不怪我。马耳朵沟沟底有条小河，三丫洗澡的时候是晌午。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了树杈上的花裤衩，那是三丫的。我以为三丫把花裤衩弄丢了，就拎着三丫的花裤衩给她送去。三丫“嗷”地一声喊叫，整个身子缩回到河水里面，只露出一颗湿漉漉的脑袋惊恐地看着我。我敢发誓，马耳朵沟的河水很浑浊，我绝对没有看到三丫的身子，除了那颗湿漉漉的脑袋。
可是三丫的爹许大个不信，他揪着我的脖子咒骂，我拎着三丫的花裤衩辩解，在村子里闹得一塌糊涂。三爷爷正为食堂解体的事情闹心，不管这事。我奶奶和姑姑据理力争，双方在村子里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骂。当时盛况空前，直到把全沟人骂得都反胃了。我姑姑还是姑娘，她巧舌如簧。说明明是我侄子捡到了花裤衩给你们家三丫送去，好心被你们当成了驴肝肺，猪八戒倒打一耙。我奶奶则更加直接，她说这事不能只怪我孙子，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怪也是双方通奸。
后来这事就更加离谱了，我姑姑挠了许大个脸蛋子上五个手印。许大个踹了我姑姑一脚，踹岔气了，很多年都不好，总岔着气。我奶奶抱着许大个的大腿不松开，还去他们家炕头上耍赖。结果许大个很生气，他抡起石头假装吓唬我奶奶，却不小心把张浩泰家没有煮化的犁铧给打掉了一个角。张浩泰叫赔钱，许大个不同意赔，张浩泰去找三爷爷理论，三爷爷正为食堂解体闹心，不管这事。张浩泰就喊儿子跟许大个扭打在一起。我奶奶一看赶紧从许大个家炕上下地回家了。我不走，我正在炕上跟三丫玩“嘎拉哈”。 我们沟满族人多，“噶啦哈”就是羊和猪膝盖骨。那是我们的玩具，三丫手巧，把“噶啦哈”都涂抹上了红颜色，玩“嘎拉哈”都是要配一个口袋的。“嘎拉哈”是六面体，因两个尖角重心不稳，弃之不用。正面像人的肚脐眼儿叫“坑儿”，背面像胖人的肚皮叫“背儿”，侧面像人的耳朵叫“轮儿”，还有一侧什么都不像就叫“真儿”。三丫的“噶啦哈”玩得好，她不仅会弹，还会翻飞着抓。我看得眼花缭乱，跟她比试是比不过的。
此时，外面的争斗正酣。许大个吃了亏，进屋喊正跟我玩“噶啦哈”的三丫去邻村找小舅子帮忙。三丫胆小不敢去，我就自告奋勇说陪着三丫去。我和三丫翻身越岭，把三丫的老舅找了来。三丫的老舅家里也没有粮食，饿得不行，掀开锅盖找吃的。锅里啥都没有，三丫老舅就从炕洞子里翻出两只地瓜，“咔咔”地啃着吃了。吃完来了力气，抄起铁锹去打架。结果因为饿晕了，忘记了应该找谁打架。正巧干部徐殿武来检查食堂情况，发现炉灶都扒了，骂骂咧咧地到处找三爷爷问罪。三丫老舅听见他骂，以为骂自己，就冲上去揍了一顿徐殿武。后果也不是很严重，徐殿武的门牙都给用铁锹给拍掉了，人也拍晕了过去。
对于三丫老舅这种行为，马耳朵沟人深恶痛绝。我姑姑还去劝架了，说有啥事不能好说好商量啊，非得拍掉人家门牙啊。三丫老舅被公安抓走，三爷爷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拎着瓜秧找瓜蛋，最后才揪出我来，知道我才是最初的祸源。给我定了一个“小流氓”的罪名，这事就过去了。
这事不过去也没有办法，因为饥饿马上就来了。那几年，马耳朵沟山上的树皮，荆条的籽都吃光了。人们饿得打晃，没有精力去追究其它比填饱肚子还重要的事情了。至于我的名声，是后来马耳朵沟又能够有粮食吃的时候才知道重要性的。我后来就没有大号了，小名也不叫了，全村人都叫我“小流氓”。叫我“小流氓”的人很多都记不起我这个绰号的来历了，三丫也忘记了。他们只知道这样叫我很快活，我是马耳朵沟的快乐因子。
我心里其实不记恨三丫，我只恨许大个。要不是许大个多事，我把花裤衩还给三丫就算完事了。因为他的大惊小怪，才有了三丫老舅蹲了几年大狱。才有了徐殿武的门牙拍掉，脑子也拍得不好用了。徐殿武的脑子要是好用，后来也不至于闹出很多极端的事情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因果报应。还有张浩泰家的犁铧，那么多人煮了那么多天都没有煮化，却被无辜地砸掉了一个角。还有我姑姑的岔气，老不好，一个姑娘家总是靠侧着身子放屁来缓解不适，不雅。
那时候，饥饿像可怕的魔咒一样紧紧罩在马耳朵沟的上空。人们总感觉吃不饱，被饿怕了一样。不过，饥饿没有阻止住我的成长，转眼，我也长成了半大小伙，因为爸妈早逝，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所以很快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那时候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男壮年劳动力每天十二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九分至十一分；我属于一般男性劳动力范畴，只能够每天挣九个工分。
据好事的姑姑调查，我本来是可以挣十个工分的，可是生产队有人反应，三爷爷就只好给我九个工分。反应的人是谁，奶奶和姑姑分析了几个晚上，综合一下意见以后锁定了许大个。我跟许大个平时不咋说话，可是冤家路窄，每次出工的时候，都在一起搭配。每次听着他喊我“小流氓”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极度憎恶他。
天旱，庄稼长势不好。眼瞅着全沟几百口人又吃了探头粮，三爷爷的眉头一直不能舒展。“探头粮”的意思就是今年提前吃了明年的口粮份额，有点恶意透支的意思。全沟的社员开会，从夏天开始就要看着，防止偷盗行为。尤其是粮食刚刚收割回场院，更要加派人手，二十四小时看管。
场院在马耳朵沟河沿的平台上，很开阔。秋天收回来的玉米棒子金灿灿地堆在那，收割下来的谷子也堆在那。场院上搭建了临时的窝棚，我和许大个晚上一个班看秋。粮食没成熟的夏天，我们叫看青。秋天粮食成熟了，我们就叫看秋了。看青是要在庄稼地里巡逻的，那样的情景很刺激。尤其是晚上，夜色把山村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我们这些早就被三爷爷分好工的看青人员开始了各就各位。不管夏虫呢哝，蚊虫叮咬，都要坚守岗位。
岗位有时候在山坡上，我找几枝干树枝燃着湿漉漉的青草，熏赶蚊虫。许大个不知道是什么血型，蚊子都不爱吸他的血。所以这个冷血的家伙坚决不让燃火，说是怕暴露目标。我嘴里嘟囔几句，我们是正大光明地看青，怕暴露目标干什么。后半夜有露水，许大个在一堆柴草里呼呼打着呼噜。我们俩轮班，警惕地观察着山坡下面的庄稼地。夜晚其实很安静，谁要是在庄稼地里走动，是会有窸窣的声响。尤其是掰玉米棒子的脆响，在夜色里面清晰地传出很远，触目惊心地颤栗。许大个说那是玉米疼痛时候的呻吟，像生孩子卡在产门出不来时老娘们的疼。
对于许大个的这种粗俗，我忍无可忍。念在我跟他家三丫这些年一直关系不错的份上，我才没有给他暗地里捏泥巴棺材咒他死。有时候也要轮换庄稼地块，没有山坡不能居高临下，就全靠侦查的功夫了。许大个其实很有一套，他的眼神不济，耳朵却好得出奇。我俩在庄稼地里巡视，有时候他突然趴在地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也如法尝试过。后来惊奇地发现，其实大地是有弹性的。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耳朵贴在地上，触觉一下子箍紧了大地的脉搏。想不到土地是如此的温暖和安宁，远处有人走来，那人的脚步就像荡起涟漪一样，大地上微小的震动扩散开来，一直传导到你的耳膜。许大个就是靠着这个本事，屡次抓获小偷。
小偷其实都不是外人，都是沟里的乡亲。许大个公事公办，抓住就报告三爷爷，三爷爷在全沟的大会上批判。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三五穗玉米，几个土豆地瓜的事情，要不是饿着难受，谁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许大个的老婆挨饿的那年死了，其实不是直接死于挨饿，因为她早就有病。但是要不是挨饿，她没准还会多活几年。按照许大个的说法，早死早托生。早死还少受罪了。
我们看青，有时候也会偷着吃玉米棒子。不敢烧熟了吃，生吃。玉米刚包了浆水，还没有晒粮食。啃着吃，甜津津的香甜。这样的日子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有了青玉米的滋润，我和许大个的男人本性都开始慢慢复苏。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朦胧中听到庄稼地里有男女的喘息。听到了许大个说：就好了，婶子，就好了，婶子。
惊醒的我看到寡妇何翠菊掩饰着酥白，慌慌张张地消失在田野上的毛毛道尽头。许大个回到身边的时候，我好奇地问他刚才“就好了”什么，许大个张大了嘴巴，半天缓过来骂：你胡说什么啊，小流氓！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心里暗暗发狠，等哪一天落到我手里的时候再说。
看秋的时候出了大娄子，尽管人手没少加派，但是盗窃却屡有发生。而且粮食逐渐减少的数量很惊人，完全不是顺手牵羊的那种。已经升任大队书记的徐殿武很着急上火，生产队的粮食要统一上交公粮的。剩下的才能按照人口来分。完不成公粮任务那还了得。徐殿武对这事很重视，不断给三爷爷施压。
三爷爷哭丧着脸，因为粮食像开闸的水一样，控制不住肆虐和泛滥，不断在丢失。徐殿武带着两个扛枪的民兵进驻马耳朵沟，非要挖出盗窃团伙来。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结果。徐殿武虚晃一枪，采取了暗地里做工作。他上门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把犯罪分子淹没在人民大众的海洋里。
徐殿武的工作做得深入人心，很快就赢得了群众的信赖。比如我姑姑和奶奶，她们一直为全沟上下的老百姓忧心忡忡。徐殿武深夜造访我家，我那天没有去场院值班，躲在被窝里假睡，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徐殿武先是握了奶奶和姑姑的手，把温暖送给了人民群众。奶奶和姑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领导握手，受宠若惊。她们的热情很高，分别向徐殿武反应了马耳朵沟的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徐殿武都摇头，启发她们要注意敌人的动向，不能被表面的一些现象迷惑住，要看到事物的实质。
姑姑把“事物”听成了“食物”，联想到一个可疑的情况。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马耳朵沟只有一盘石碾子，全沟人吃的食物基本都在这碾碎加工。所以，碾道要比茅房人多，家家都要排着队占碾子。占碾子一般都是放笤帚，笤帚是扫碾盘上的粮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