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对青年人而言，这种单身的监牢是非常吓人的，”姨母说着，也点着一根香烟。“我看，对所有的人来说都一样，”聂赫留道夫说。“不是，我可不那样认为，”姨母说。“听别人说过，对于革命者而言，这却是一种休息，一种静养。一个地下工作者他始终在惊恐不安和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生活着，既为自己担忧，也又为别人、为事业担惊受怕。可是一旦他被抓获了，反而是一切就都没事了，所有的压力都给卸掉了，也就没你的事了。有人对我说，被抓时简直高兴极了。没错。对那些无辜的年轻人来说，对这些人而言，第一次的打击的确是巨大的。这倒并不是因为丧失了自由，受到非人的虐待，膳食很差，空气不流通，总而言之受到如此的待遇，这一切都无所谓。倘若没有第一次被抓时的那种精神上的震动，那么这些艰苦的条件即使是再增加两倍，那样都无所畏惧。”
“您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我吗？我曾坐了两次牢，”姨母凄苦而可爱地笑道。
“我第一次被抓是没有原因的，”她继续说，“我那时刚二十二岁，已有了一个孩子，并且又怀孕了。虽然被剥夺了自由权，和孩子、丈夫分开了，这些事对我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当我觉得我已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成为一种任人摆布的物品时，对于精神上那种痛苦，这一切也就不算什么了。当时我想同我的小女儿道别，可是他们却强逼着我走，把我推进雇来的马车里。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们根本不告诉我。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也不搭理我。审问过我之后，他们逼迫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一身带号码的囚衣，将我推入牢房，把门一锁他们就走了，只剩下一名持枪的哨兵，在门外一声不响地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从我房门上的一道门缝里瞧上一眼，当时，我感到很悲伤。我记得那时候最叫我惊讶的事，就是一个宪兵军官在审问我时，竟给了我一根烟，让我抽烟。显然他知道人都是爱抽烟的，那么他也应该懂得人都渴望自由和光明，懂得母子间的亲情。那他们为什么要毫无人性地把我和我所喜爱的一切都隔开呢，把我像一只猛兽似的关了起来呢？一个人在这种环境就肯定会受到伤害。一个人如果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类，相信人们彼此的友爱，但是在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就会抛弃这样的信念。我正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心肠也不再软弱了，”她的话说完之后，吁了一口气。
莉吉娅的母亲从莉吉娅出去的那扇门又进来，说莉吉娅心情很不好，不能过来了。
“干嘛要如此对待一个年轻的生命呀？”姨母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竟然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愿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村的好空气会慢慢好的，”母亲说，“我们准备把她送到她父亲那边去。”
“是呀，如果没有您，她就真的彻底给毁了，”姨母说。“多谢您。我想同您见面，是因为有一封信想请您转交给薇拉·叶夫列摩芙娜，”说着她便从口袋内掏出一封信来。
“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一下信上的内容，然后您或者把它撕掉，或者转交给薇拉·叶夫列摩芙娜都行，总而言之您认为怎么合适您就怎么办吧，”她说。“请您放心，这封信里没有任何会损害名誉的话。”
聂赫留道夫接过信来，同意转交，接着他站起身来向她们道别，他来到街上。他没有打开那封信，封好了信口，准备把那封信交给薇拉·叶夫列摩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