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道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处理那些教派信徒的案件。他准备把他们向沙皇上告的诉状，托付给一位他在军队里的同事、宫廷里的侍从博加特廖夫呈交上去。早上，他乘车来到博加特廖夫家，正好他还在家里吃早饭。博加特廖夫个儿不算高、长的体格健壮，他的过人体力，甚至能把马蹄铁捏弯。不过他为人非常善良、忠诚、直率，甚至带点自由主义的倾向。他是一个和宫廷官吏关系很亲密的人，热爱沙皇及其皇族。他具有一种惊人的本领，当他生活在上层社会这中时，只会看见其中好的一面，并且他自己也不做而且也决对不参与坏事和不正派的事情。他从不批评他人，他不是默不作声，便是用大胆的、声若洪钟的声音来表达他的想法，往往在这个时候纵声大笑。他倒并不是在装腔作势，而是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噢，太好啦，你来啦。用过早饭了吗？要不，你就先坐一会儿。这煎牛排的确还不错。我吃饭向来如此，哈，哈，哈。要不这样，你来喝点酒，”他兴奋地说道，指着一瓶红葡萄酒。“我始终在想着你的事。那份诉状，让我亲自呈交给皇帝。只是我又突然认为，你最好是先去一趟托伯洛夫那里。”
聂赫留道夫一听他提到托伯洛夫，就一下子紧张焦虑起来。
“这一切全都由他来决定。不管怎样这件事得经过他才可以。你先去找他，没准儿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请求的。”
“既然你这么良言相劝，不妨我就先去一下。”“很好，喏，你对彼得堡的印象怎么样？”博加特廖夫大声地问道。“不介意说来听听，怎么样？”“我感到我好像被催眠了一样，”聂赫留道夫说。“被催眠了？”博加特廖夫重复道，突然呵呵大笑起来。“你不愿吃，那好吧。”他拿餐巾抹了抹唇髭。“那么，你就先去找他吧？啊？如果他不愿干的话，你再将诉状交给我，我明天当面呈上去，”他大声说道，接着他站起来，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很明显，他这是无意识的，就像擦嘴一样。然后他佩戴上了军刀。“那么，我该走了，再见。要不我们一起走吧，”聂赫留道夫说，愉快地握了握博加特廖夫强壮有力的手，于是像每次看到他那样，带着一种积极向上、质朴新奇的事物给他留下的愉快印象，在他家的大门口同他告了别。
聂赫留道夫虽然估计去找了托伯洛夫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不过仍然得按照博加特廖夫的意思乘车去拜访托伯洛夫，那个对教派信徒案件有决定权力的人。
就托伯洛夫所担负的职责来说，显然并非说得过去，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败坏的人才会看不大出来。托伯洛夫正好就兼备了这两种方面的品格。他的职责存在着的矛盾，在于这一职务的使命就是：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运用暴力，法律来支持和保卫教会。
托伯洛夫就像所有那些丧失了基本的宗教情感、丧失了人类的平等博爱意识的人们那样，坚持认为老百姓是一种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生物，他本人在灵魂的深处毫无任何的信仰，并且认为这种精神状态舒服而且惬意，但是又在担心人民也会像他这样，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要把人民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是他的神圣的职责。
托伯洛夫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看来人民容易接受迷信，就只是因为这自古以来就有的，如今也还有像他托伯洛夫这样无情的人。他们虽然曾受到过教育，却没能把这种知识之光加以利用，即帮助人民来克服愚昧，黑暗中挣脱出来。
聂赫留道夫来到托伯洛夫的接待室里时，托伯洛夫正在他的办公室与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在说话。有一个处理特别事务的官员此时正在接待室里值勤，询问聂赫留道夫有什么事情。他得知聂赫留道夫想要把教派信徒们的诉状递交给皇帝时，便问道能否让他先看一看。聂赫留道夫把诉状递给了他，文官接了诉状走进了办公室里。女院长离开了办公室，戴着修士帽，脸上罩着一块飘着的面纱，身后拖着黑长裙，雪白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并且还拿着一串黄晶念珠，一直朝门外走去。但是，一直没有人来请聂赫留道夫去办公室。托伯洛夫看过诉状后，就摇了摇头。他读着那份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诉状，内心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
“这诉状一旦送到了皇帝手里，可能皇帝要问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造成一场误会，”他看完诉状，心里暗想着。然后他把诉状搁在了桌子上，打了打铃，让聂赫留道夫进来。
他想起了早曾收到过他们这些教派信徒的诉状。原来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虽然受到了警告，后来又被送交到法院受审，但是法院就判他们无罪释放了。因此主教就同省长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而为理由，硬把这些丈夫、妻子以及孩子们都分别送到不同的流放地去了。那些父亲和妻子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伯洛夫记得当初处理这一案时的一些情景。当时他也曾犹豫，不知道是不是该制止这件事情。可是，对他来讲，如果批准这个一命令，不会有任何害处，但是把他们仍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别的居民，使他们脱离东正教。因此他就决定让这一案件顺其自然地按原计划办了。但是现在，忽然冒出了聂赫留道夫这么一个在彼得堡交游广泛的辩护人插手这个案子，那么这案件可能会作为一件暴行送到皇帝那里去，或刊登在外国的报纸，所以他便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一副非常忙的样子，起身迎接聂赫留道夫，之后便开门见山地了这案子。“我知道。我一看见这些人的名字，就会想到这不幸的事件，”他说话间，伸出手拿过了诉状，向聂赫留道夫又晃了晃。“您又让我记起了这件事。这是省里对此事热心……”
聂赫留道夫没有作声，用并不友善的神情盯住面前这那张没有血色，冷冰冰的假面具。“我这就立即下令取消这个决定，将这些人送回原籍去。”
“那么，看来我用不着再把这份诉状呈交上去了？”聂赫留道夫说。
“不必这样做。这事我已经许诺过您了，”他，把“我”字说得格外地响，是想让对方深信他的忠诚，他说的话就是最可靠的保证。“我现在就写出这个命令。请您稍坐片刻。”
他来到桌子前，坐下写。聂赫留道夫仍然站在那里，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个狭长的秃头，看着那只青筋毕露、迅速挥舞着钢笔的手，他不明白像他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做与他相配的事儿，还那么的卖力气。究竟为什么呢？……“好啦，写完啦，”托伯洛夫说着，封好了信口，“您带着这个命令去告诉您的那些当事人吧，”他又补了一句，勉强地笑了笑。
“那么，那些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受罪呢？”聂赫留道夫拿过那封信来问。
托伯洛夫抬了起头来，微笑一下，就好像聂赫留道夫的问话使他感到很有趣似的。“这方面我就无法告诉您了。我只能说：我们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所以对宗教的信仰问题也格外关心。”
“怎么能以宗教的名义来使得最基本的要求遭到破坏，使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伯洛夫依旧带着宽容地笑容，显然认为聂赫留道夫的话非常好玩。托伯洛夫总是认为他自己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和高度来处理问题的，不论聂赫留道夫讲出些什么，他都觉得又可爱又偏见。
“依我看来，事情也许就是这样的，”他说，“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来，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不过，对不起，我得失陪了，”托伯洛夫边说着，边伸过他的一只手来。
聂赫留道夫握了一握伸过来的那只手，便一言不发地匆忙走了，但他又后悔跟他握了手。“人民的利益，”他重复着托伯洛夫说的那些话。“当然这也是你的利益，”他离开托伯洛夫的官邸时，心里思忖着。聂赫留道夫想来想法，终于得出了这么个结论：所有的这些人之所以被捕、关进监狱，或是被放逐，绝对不是由于他们破坏了正义，具有不义的行为，而只是由于他们阻挠那些官员和富豪据有他们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那些钱财而已。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那所有的官员，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托伯洛夫，直到那些坐在各个部里办公桌边、衣冠楚楚的老爷们为止，他们根本就不会因为有人遭殃而深感愧疚，他们只顾着要除尽所有的危险分子。所以他们不仅无人遵守宁肯饶恕十个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罪的人这一信条，恰恰相反，为了消灭一个真正危险分子，竟然用惩罚手段来除掉十个毫无危险的人。
这种解释适合于目前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聂赫留道夫觉得，这种解释也是最简单、最明确的，然而正是因为简单，聂赫留道夫反而踌躇不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总不能有这么个简言意赅的解释吧。而那所有有关正义、善良、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不致于毫无用处，遮掩住最野蛮最贪婪的残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