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宁在读大学生时，聂赫留道夫就已认得他了，谢列宁是个很孝顺的儿子，忠诚的朋友，从年岁上来讲是上层社会中有教养、有素质的年轻人，为人处世很有分寸，而且风度优雅、相貌俊美，并且又很正直诚恳。他那时学习并不怎么用功，但学习成绩一直优异，所写的论文还有次获得金质奖章，但还没有丝毫的书呆子味。他不仅在嘴上，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他自己一个青春生活的目标。他想认为的服务方式，就是只有进政府机关去工作，所以他一出校门，就做了一次系统的研究，认定他在主管制订法律事宜的某部大臣办公厅二处工作最为适宜，于是便来到那里。但是虽然是他兢兢业业地完成各种任务，可是他却感觉到这种工作不能满足他想成为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认为做的事有什么价值。
再加上他和他们的吹毛求疵、极其虚荣的领导产生矛盾，那种不满的感觉就更加强烈，最后他调离了第二处，来到枢密院。在枢密院里他的情况就好一些了，只不过那种不满足的感觉仍还是缠绕着他。他始终是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和他的愿望不一致，和理应具有的情况矛盾重重。
在枢密院任职时，他的亲人们替他谋得了一个宫中侍从的职位，因此他只好穿上带花的制服，佩戴上白色麻布的胸衬，坐上了四轮轿式马车，逐一地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替他谋得了听差的位置。无论他怎么认为，也还是不能够对这样的差事的意义做出认为合理的解释。因而他越来越觉得这一职位“不对劲”，但他又不能拒绝这一委任，不然就会使那些热心帮他的人们伤心，因为那些人都认为他们做了一件使他极为满意的事情：并且这一委任又满足了他的那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穿着金丝绦绣花制服，别人都对他肃然起敬，这些又使他有种神采飞扬的感觉。
在婚姻的问题上，他也像这样。人家为他操办了从上层社会的角度看来无可挑剔的一桩婚姻。他之所以要结婚的主要原因，多半是因为他如果拒绝了这门婚事的话，就会得罪了希望这门亲事成功的新娘，伤害促成这门婚事的亲戚们，让大家都感到伤心，同时还因为和一位美丽又高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也能得到满足，这真是再好不过了。可是这门亲事不久就显出了比机关职务和宫廷职务更加的“不对劲”了。
他的妻子生了头一个孩子之后，就过起了奢侈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并且也要求他无论愿意或是不愿意，也必须参与进去。
她长得不算太漂亮，但对她的丈夫却很忠实，不过暂且不说她的这种生活方式对她丈夫的影响，就是对她本人，也从中耗费大量的精力、换来的只是过度的疲惫。即使这样，但她依然要维持着这样的生活。他也试图改变过这种生活方式，只不过他的所有尝试一遇到她那种信念，都土崩瓦解了，她认为生活理应就是这样的，她的亲戚、朋友人人也都这样认为。
但最“不对劲”的却是他对宗教的看法。如同所有的他那个年代里和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自己智力的不断增长，不用费力就挣脱了他曾受过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桎梏，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挣脱出来了的。在他青年时代和聂赫留道夫交往时，他是一个严肃而诚实的人，他不相信官方宗教的迷信。但是随着他的官位的节节的高升，尤其是这一时期社会上保守的反动势力的显现，在精神上的自由就开始松动了。
特别是他父亲去世之后在为父亲做安魂祭的事情上，他的母亲一定要他守斋戒，社会舆论对他施加了无数压力，光是在机关里任职就不得不经常参加各种祈祷仪式、供奉仪式、谢恩仪式等等的，很难有一天不和宗教仪式相接触，根本无法摆脱和避免。
他要出席这种礼拜式，有两种选择：或者只是做的样子，佯装信仰他所根本不信仰的东西；或者知道所有这些形式都是虚伪的，因此竭力避免去参加他认为虚伪的那些事情。但是，想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就需要做出大量的工作。除了要坚持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进行斗争之外，他还得不得不放弃他在机关里的职位，牺牲他自认为通过现在这一职位正在给他人带来的益处，以及希望在今后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另外，他必须坚信自己是对的。
但是迫于生计，他这个本来真诚的人也只好让自己表现出一点小小的虚伪。虽然这原本是一点很小小的虚伪，但是它却逐渐使他现在陷入无法自拔的莫大的虚伪之中了。
另外他也学会了常用的诡辩术，个人的智慧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真理只向人类智慧的总和显示，认识真理的惟一的办法只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又是依靠教会而保存下来的，等等。
就是由于这些，他的眼睛才总是那么的阴郁。也就是由于这些，他看到了聂赫留道夫之后，才回忆起在当年他们相识之时，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尤其是在他匆忙地向聂赫留道夫暗示了他的一些宗教观点之后，他突然感觉到这所有的一切都太“不对劲”，聂赫留道夫看到这个昔日的老朋友，在刚一开始那阵愉快心情过后，也有了这种感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两人尽管都表示还能再相会，但两人却谁都没有找机会这样做，最后聂赫留道夫就是在彼得堡逗留期间，他们也再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