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聂赫留道夫说道，这时他和律师来到了接待室里，律师正在收拾他自己的行李皮包。“这样一桩这么清楚的案子，他们偏偏还要吹毛求疵，被驳回去。太不应该了！”
“这宗案件现在都叫原来的法庭给弄坏了，”律师说。“连谢列宁都坚持驳回。岂有此理，简直无法理解！”
聂赫留道夫一个劲儿地念叨着。“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有给最高当局上书了。您就亲自递上去。我来为您起草。”
正在这时，矮个子的沃尔夫穿着制服，佩戴着星章，来到了接待室，“这该怎么办呢？尊敬的公爵，怎么都讲不通。”沃尔夫说着，耸了耸窄窄肩膀，于是一走了之，去了他要去的地方。
沃尔夫走了之后，谢列宁也过来了。他已在枢密官们那儿了解到。他昔日的老朋友聂赫留道夫在这儿。
“哦，我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来到聂赫留道夫的面前说，露出不自然的笑容，眼睛依然显得那么阴郁。“我真不知道你来了彼得堡呢。”
“我也不知道你做了检察长。”“是副的，”谢列宁说。“你到枢密院来做什么呀？”
他问，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老朋友。“我知道你到了彼得堡。但是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希望能主持公道，拯救一个无辜受刑的女人。”
“她是谁？”“正是刚才你们裁定的那个案子中的女人。”“啊，玛丝洛娃—案，”谢列宁回想起来了，说。“可那个诉状是没有理由的。”“关键不是上诉，而是那个女人并没有犯错，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息了一声，“可能是，但是……”“不是可能，而是的确是……”“但是你是这么肯定呢？”“因为我正是那一案件的陪审员。我很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出了错儿。”谢列宁思考起来。“当时你要说明一下就好了，”他说。
“我说过了。”“是否将它记录在案。要是现在将那记录连同撤销原判的上诉一起送上来那就好了……”谢列宁平时公务很繁忙，也极少参加社交活动，所以并不知道聂赫留道夫说的那些。聂赫留道夫觉察到了这些，就不对他提起自己和玛丝洛娃的那层特殊关系。
“不管怎样，这个条件现在看来也是一目了然呀，原判是错误的，”他说。
“枢密院无权这么说话。倘若枢密院按照对原判公正与否的看法来撤销原法庭的判定，那么先不说枢密院很可能会站不住脚，不但不能伸张正义反倒有破坏正义的风险了，”谢列宁回忆前面的案件，说道，“此时先不说其他的，至少陪审员们的裁决就会使其变得不足为道了。”
“我清楚，那个女人是无辜的，只不过将她从不该有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此破灭了。最高的机构竟然允许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不是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并且也没有理由审查各案情，”谢列宁眯缝着小眼睛。
“你住在你姨母家里吧，”他补充了一句，显然是在转移话题。“我是昨天从她那里知道你在这里。伯爵夫人还邀请我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传教的集会，”谢列宁说，脸上现出了一丝微笑。
“没错，我听过的，只不过我听到一半就离开了，”聂赫留道夫生气地说，而且为谢列宁的改变话题而气恼。
“啊，这没什么讨厌的呢？这只不过是宗教情感的一种体现罢了，虽然它比较片面，带些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那简直是一种非常荒唐无聊的行为，”聂赫留道夫说道。
“啊，那也不能这么说。这里只有一件事儿令人感动很奇怪，那便是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太少了，因此常常把一些基本的道理错误地看作是某种新的发现，”谢列宁说，急着想要向老朋友说出他自己的新见解。
聂赫留道夫此刻正看着谢列宁。谢列宁也没有垂下目光，他那双眼睛不仅流露出阴郁的神色，还显得有些凶恶。
“那么你也信那教会的教义？”聂赫留道夫问道。“是啊，我信，”谢列宁说，死死地盯住聂赫留道夫的双眼。
聂赫留道夫叹息了一声。“太奇怪了，”他说。“好吧，这事日后再说吧，”谢列宁说。“我立刻就去，”他回过头去对一个毕恭毕敬地朝他走来的那庭警说。“我们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好好聊聊才行，”他感慨万分地说。“不过能找得着你吗？我平常在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都在家。我家就在那捷日金斯卡亚街，”他告诉了他家的具体位置。“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了，”他走时又补充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一点儿微笑，离去了。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登门拜访，”聂赫留道夫礼貌地说，觉得这个原来亲近过、喜欢过的谢列宁，在有了一些交谈，如果说还不曾变成对头，起码也突然变得陌生、隔膜、无法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