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成功之道各有不同，但其中有一个共识是，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智慧。智慧带来成功，这几乎是一个定理。但成功有大小之分，高下之别。小成靠智，大成靠德，则告诉人们小成与大成的得来之道。所以，智商固然重要，而德商尤应珍惜。智商高可以拥才，高德商方可孚众。社会之佼佼者，不仅仅要求智商出众，更要求德商高洁。
1.德才兼备：千古用人标准
沧海横流之际，更能彰显一个人的大德，有了这种大德，才会建立起不世之功。
功业泽被古今，德望更是高山仰止。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用人哲学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是“垃圾”了。
关于德与才的关系，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德才兼备的原则。
先秦诸子中，墨子极力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
“夫义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一个善于用人的大家，他提出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响亮口号。他的人才观主要内容是“德、才、学、识、能、忠、义、信”八个字。“夫治世为大德，不以小惠。”
诸葛亮认为“德”包括五个方面：“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在这里，诸葛亮把“德”的概念具体化为对国家与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恩怨和利害关系。所谓“大德之行，天下为公”，考验“德”的真伪标准在于“公”。以公利为核心的德政，事业兴旺发达；以私利为核心，则无德政可言，终将导致事业的衰败消亡。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也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从古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第一，论才必须以德为本，因为德是才之帅；第二，无才而不任，因为才是德之资，否则，德就是空的；第三，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贤”呢？
那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任人唯贤，既不能唯德是举，也不能唯才是举，必须是德才兼备。
只讲德，不讲才，有德无才的人，没有专长和能力，工作没有创造性，工作成绩平庸，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才；只讲才，不讲德，有才无德的人，只会钻空子，干坏事，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要求的人才。所以选用人才，一定要坚持选那些品德好，具有一定特殊专长和能力的人，把德和才的要求结合起来，防止只看才不看德或者只看德不看才的倾向。
德、才是干部素质的两个方面，德强调的是思想、品行，才强调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才智和能力。德才兼备要求干部既要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又要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德才兼备是辩证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既要防止重德轻才的现象，也要防止重才轻德的倾向。
德和才犹如支撑人字的撇和捺。没有德字这一撇，不成其人；没有才字这一捺，人难自立。德是才的统帅，才是德的资本；德乃人之魂，才乃人之胆。德才兼备德为先。成人比成才重要，为官应重德性。做人要通过做事来体现，来实现价值，来检验成败。做事要通过做人来引导方向，来提供动力，来保证结果。若方向一错，则全盘皆误。因此，做人应先于做事，人性应重于灵性。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来说，一定要高度重视德性问题，致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俗语云：“有才无德，行而不远，德是人才之本。”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若无君子可用，与其用小人，不若用愚人。盖有才无德，其才足以济其奸，重用了很危险；然有德无才，难以当大任，亦不可不慎。故用人贵在德才兼备。
一个面向21世纪的优秀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才兼备是成才立业、奋发有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志大才疏，固然成不了才，但如果没有优秀的思想品德，也难以成就事业。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另一个是：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德才兼备之人，其理想、信念、道德、责任才能得以升华。
2.虚伪的道德撑不住成功的腰板
伪德比无德更恶劣，故此最终落败是必然的，即便你曾经取得了成功，甚至爬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也一定会跌落下来。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中第三首的后四句，诗的题材是咏史，所咏的对象则涉及到两位历史人物，一位即是上文论及的周公，一位则是西汉末年的王莽，两位地位相近，却走出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王莽，是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儿。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汉平帝即位后，王莽复任大司马且总揽朝政，欲望日盛，为能有机会荣登大宝，他培植党羽，诛杀异己，还指使大臣上书，立其女为皇后。此外，出钱百万、田产30顷，解救贫民于水火。由于辞让田产的封赏，吏民上书颂其功德者达487572人；由于笼络了很多渴望发迹的南来北往之人，家中门庭若市。
当他觉得名声已将自己推上道德巅峰之际，他便开始实施自己真正的狼子野心，他先是毒杀汉平帝，拥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嗣位，实际是自己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然后导演了一出祥瑞纷至沓来，人们趁机劝进的丑戏。
初始元年，王莽逼迫曾对他一再有恩的孝元皇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以接受孺子婴禅让的名义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作皇帝的先河。
然而，仅仅是第十五个年头，他那颗自以为高贵的头颅便被悬挂于宛市，百姓朝上面乱丢东西，还有人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
王莽欲以伪德成事，其伪装得十分成功，成为闻名天下的道德模范，并因此爬上了高位，最后撕下伪装，篡夺了皇位，然好景不长，落得个身败名裂。伪德比无德更恶劣，故此最终落败是必然的，即便你曾经取得了成功，甚至爬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也一定会跌落下来，成为大成靠德的反例。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毕业于复旦大学，拥有博士头衔的他，在进入国有企业上海新亚药业公司工作后，凭借个人努力和专业知识，很快得到企业领导的器重，28岁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可以说，吴建文是一名难得的专业型国企人才、青年才俊。可是登上副总经理的宝座后，10年受贿30多次共1187万余元，年均受贿近120万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500万元；挪用公款3355万余元，且有1485万元未归还；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港币110余万元。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一些领导干部在获取职位之前，谨小慎微，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原形毕露。因此，好多领导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坏在品德上；不是出在干事上，而是坏在做人上；主要不是出在勤政上，而是坏在廉政上。如中国儿童中心原主任赵顺义，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宋军，山西太原市水务局原局长都洁等等高学历人才屡屡褪变成硕鼠巨贪，都充分证明：脱离了德的统帅，领导者就会成为祸国殃民的歪才，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变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没有了德的护航，他们终究要迷失航向，注定要触礁翻船。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领导干部若要取得事业上的大胜利，就必须常修为政之德，始终把德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在前进的征途中，时常用德这个探雷器去排除危险，不越雷池一步；时常用德这个导航仪精确定位，防止偏离方向步入歧途；时常用德这个防弹衣全面防护，避免被糖衣炮弹击中。提升素质、加强修养、永葆本色，让德为自己拒腐防变、干事创业、迈向成功保驾护航，做个德才兼备的人民公仆。
吴建文落马，警示着我们一要严把干部选拔入口，完善官德考评体系，加强对干部的品德考察，坚决摒弃只看表面的错误用人观，不给伪德者可乘之机，真正树立起“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鲜明用人导向。二要加强对干部品德的培训力度，建立官员道德培训长效机制，把品德作为衡量干部素质的重要标尺，让品德始终贯穿于领导的日常言行之中。对那些屡教不改、本性难移的道德缺失的干部，要及时坚决地将之清除出领导队伍。为抵御各种权力寻租行为，防止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净化干部队伍，夯实道德基础。因为虚伪的道德永远撑不起成功的腰杆。
3.有才无德者难成正果
显示聪明，流于浅薄；不知体谅和尊重别人的心理，更少了一份厚道。于是因智而略有小成，却终因德薄而丢了性命。
据史书记载，商纣王天生神力、异于常人，能够托梁换柱，倒拽九牛，徒手与兽搏斗。此外，他还天赋聪颖，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可见，我们印象中的“暴君”纣王，绝非传统意义上的低智商“昏君”。以纣王独有的天赋，本可治理好国家，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与祖先商汤、盘庚、武丁等明主一并载入史册，扬名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聪明才智未能用到好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他一系列“缺德”的行为中：荒淫无度，宠信奸妃妲己，建造“酒池肉林”；凶残成性，创立炮烙、虿盆等多种变态刑法；残害忠良，就连自己的叔父比干也要“挖心”而后快……总之，纣王的所作所为真算是人性泯灭、罄竹难书，因而在周武王起兵伐商后，早已恨透纣王的平民和奴隶们纷纷阵前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便自焚身亡，商王朝也随之覆灭。至此，纣王终于在史册上稳坐“首席暴君”的头把交椅。
纣王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有才能而毫无德行，有能力而不走正道，并且手握决定权的人，对他人的危害真的是灾难性的。
隋炀帝杨广亦是如此。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年少好学，善诗文，著有文集55卷。开皇元年（公元585年），年仅13岁的杨广被封为晋王，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随后，杨广亲率军队统一国家，组织修建畅通国脉的京杭大运河，亲自开拓、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修订法律。
不可否认，杨广真的是“太有才了”。但是如同商纣王一样，有才的杨广总是不免恃才傲物、我行我素，由于缺少道德监控和自我约束，导致他后来做出大逆不道的弑父篡位之举。成为皇帝后，他过度沉迷于享乐之中，无心治国，走上了荒淫无道、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唐太宗说过，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经常照照这面镜子，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个人的德行。商纣王和杨广显然压根忘记了去照这面镜子，结果注定是亡身亡国。有才无德之人，既让人感到可怕，又让人觉得可惜。这种德商很低的人虽然不多，可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便会贻害无穷。商纣王和隋炀帝就属于这样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