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统筹系统，代表了一种社会精神状态和社会思想倾向，而居于社会领导层面的官员则是这种社会精神状态和社会思想倾向的风向标和领航人，公民道德不仅仅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现代思想的浸染，更受着当时当地官员风尚的直接影响。换句话说，官员道德是公民道德的标杆，要想完善公民道德建设，当务之急是首先竖起和扶正官员道德的旌帜。
1.官员修身正德是行权理政的根本
官德修养是通过具体的德行目标表现出来的，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公畏慎勤、清俭和节、仁爱宽恕、平明志友、谦正忍敬、直智实达、淡静藏谨、温恭让学等。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礼义道德的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之大本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修身正己立德一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在中国古代社会，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书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
《尚书立政》“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是说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周礼天官》“六廉”说：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论语》“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秦《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五善”说：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即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汉朝选拔官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晋“中正六条”说：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唐“四善”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唐朝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员，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明“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清“居官八约”说：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通过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要求，不难看出，官箴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最主要的几部官箴书：一是宋吕本中的《官箴》；二是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三是清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四是清汪辉祖的《学治臆说》。
中国古代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为官箴言是古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严守官德底线，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胡锦涛同志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第一，立德修身。重视道德修养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道德问题的重视，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党性修养，基础是德性修养，人性修养，没有德行修养，党性修养就是一句空话。第二，以德服众。法家主张靠武力、靠权势让人民服从。儒家则持相反意见，孟子说，凭着强力让人屈服，并非内心真的佩服；靠着道德让人信服，是内心愿意并实实在在地佩服。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了以德修身，才能做到以德服众。注重非权力的作用，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把“双刃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道德感召力，真正让权力为社会服务。一般说来，非权力影响比权力影响更为持久。
第三，以德为先。在德才关系问题上，德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
在2009年的纪检会议上，胡主席强调说：“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务员录用的标准是“德、能、勤、绩、廉。”可见，无论是对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共产党人都非常强调道德修养、道德自律的作用，在德才关系上，要始终把德性修养放在第一位。
2.品德是为官之基
道德修养在历朝历代都是选拔官吏的首要条件。官德如风，官风正，则民风淳；官风不正，则民风蒙尘。
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叫做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淳。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特殊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甚至是首要的位置。他们要求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扬清激浊、公道正派、扶危济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官德官风，也就是公正开明的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秉公守法等。在他们的理念中，道德是为官的重要条件，甚至是首要条件。
这在历朝历代选拔官吏方面几乎是一条铁律。
古代尧帝之所以将帝位禅让给舜，是因为听人推荐舜这个平民贤德，便向四方诸侯之长进行核证，从而得知舜的父亲不正、后母嚣张、弟弟傲慢，但舜却能用美德感化他们，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特别能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然后又授予舜一定的官职，从而考察他能否慎重地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最后才真正将帝位禅让给舜。前行后效，当舜禅让于禹时，也同样是看重禹的大德与大功，而大德恰恰排在大功的前面。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此后的春秋，尽管礼崩乐坏，但是齐相管仲还是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并强调“清洁于货”即清廉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战国后期的荀子曾主张“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这应该是“德才兼备”用人思想的较早体现。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以德、能、功三方面来考核官吏。《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
“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到了汉代，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居首位的即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光禄四行”即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这跟我们现代“以德治国”的理念如出一辙，不乏一定的传承关系。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但建安十三年，曹操被任命为丞相，他提拔毛介为丞相府的东曹掾，与尚书崔琰一起负责官吏的选拔、考核与任免。他们所选任的官员都是清廉正直的有德之人。有些人虽然名望很高，但是品行不好，一律不予任用。他们看重的是敦厚务实与谦逊和睦之人，对于那些结党营私，投机取巧的人，坚决摒弃；对于现任官吏，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者，一律罢黜。
在这些选任官吏的原则中，廉洁俭朴更是被他们格外看重。这样一来，天下的士大夫无不以清廉俭朴的节操自勉。即使是朝中的显官宠臣，也不敢妄为，出门乘坐的车子和平时穿的衣服款式都不敢过度奢华和超越制度的规定。东汉末年以来竞相奢靡的风气为之一变。以致于有些高官为标榜俭朴，赴任时穿着朝服徒步而行；上朝时也自己带着粗茶淡饭；在离任回乡时，则又故意蓬头垢面，服饰不整，独坐着一辆柴车。以清廉俭朴为荣，以铺张奢华为耻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了。有钱人收敛了无度之欲，原本贫穷的官吏更加克己自律，不敢有分外之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好的评价，获得了很高的名望。
我们再来看一下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对一般官吏的选拔首重道德，有时连对嗣位者的选拔最后看取的也是道德。唐太宗先前曾先后选中了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二者都因道德上出了问题相继被黜，最后选择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皇子李治继承了大统。但李治天性柔弱，需要一位能臣予以辅佐，但能臣难于驾驭，更何况李治这样一位弱主，故此，对这位能臣的道德考量则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被选中的是李世绩，李世绩就是演义小说中能掐会算的徐茂公，原名徐世绩，后被唐太宗赐予皇姓，以示恩崇。李世绩之所以被历史上几乎是第一英主的李世民看中，是有一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李世民。早年李世绩曾在瓦岗山随翟让落草，翟让死后随了李密，其后又随李密投唐，但是李密却因造反被杀。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怕受到李密的牵连，远远地躲开，可李世绩本为李密旧部，极易摊上嫌疑，可他却公然奏请收葬，并且“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世绩此举当然难保他没有善察上意的成分，李世民由此更加看重于他，也的确证实了李世绩的明察。但无论如何，李世绩这种敢于对背叛新主为旧主公开表达哀悼，都足以见出其道德人品的厚重。
其后的宋元明清，在选拔官吏上无一不是首重道德。时至今日，选拔任用新世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标准更加科学而完善，习近平同志说：“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这里所说的德，强调的是党政领导干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及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具体说来就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可见古往今来，道德修养都是出仕为官的首要条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官德乃民德的标杆，是道德运作的根本，处于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的主导地位。如果领导干部缺少道德修养，价值取向就会偏移，权力也就可能用错地方，不仅其个人的结局令人担忧，更重要的是会给全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3.官德是道德教化的风向标
官德与民德始终呈现出一种社会性互动关系，官德不彰，民风不纯，所以官德建设应该优先于民德建设。
官德是国家行政机关拥有一定职权的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过程中所应秉持的道德意志、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的总体规范。它既表现了社会对权力主体运用权力控制和影响客体所提出的道德规范、道德戒律，又反映着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道德人格和理想境界。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如何，通过官德即可得出结论。很难想象在一个官无廉耻、官德恶劣的国度会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可见，官德是道德教化的风向标。官德与民德始终呈现出一种社会性互动关系，官德不彰，民风不纯，所以官德建设应该优先于民德建设。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