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讲，民众对政策的崇拜依附心理决定了官德建设应先于民德建设。在我国历史上，几千年间，无论是大一统的王朝，还是处于分封割据状态的各个小王朝，都实行中央集权制，搞封建专制主义。在这种强权体制下，人们只能唯上是从，看上面的眼色行事。在西汉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而使儒教成为世代相传的正统思想，使得中华民族对专制思想、专制文化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逐渐融入自己的骨血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没有任何疑问地接受了“政府万能”的神话。政府的一个指示、一个命令可以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依赖政府而存在，政府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社会，从思想到教育，每个人都感受到政府无所不在的威力。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专制和集权的大一统天下里，已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依附政府情结和“官本位”思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切接近他们身边的权威，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是以政府官员的行为为榜样的，由此而形成了“官清民纯”或“官污民浊”的不争的事实。
从现实上讲，各级党政官员是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体现者，官员的作风与形象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识、评价和信任，官员的表率作用能使全民族的道德建设易于形成燎原之势。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今官德状况如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总是从各级官员的道德言行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以此来认定并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官德建设成了社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切入点和风向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成效。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和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少数领导干部德行龌龊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官员的道德水准低下，乃至恶劣，那么他在政治上必定左右摇摆，甚至投机钻营；在思想上，必定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在经济上，必然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在生活上，必定贪图享受，甚至腐化堕落。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归根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以身作则，做群众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另外一套。”可见，相对于国民的道德建设，官德建设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性的示范作用。官风正，民风纯；官风靡，民风倒。
因此，与其进行大规模的国民道德建设，不如以官德建设为先，以官德建设为重。
国家官员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组织管理各项行政事务，肩负着带领民众“治国”的历史使命，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官德建设优先更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对阶级统治和安国兴邦而言，官德具有维系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桀以奢亡，纣以淫败”。他们开创了权力——腐败——衰落的恶性政治轮回之先河。中外历史发展也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必将导致权力的消亡。而作为对当权者行为的种种界定和约束的官德，对权力角色具有指导、约束和监督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它是赢得民心和民意的重要砝码，直接影响着统治的稳固和国家的治乱兴衰。其次，对官员有效履行行政职责而言，官德具有保证功能。官员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科学高效地执行公务活动，不仅取决于其能力大小，也取决于道德水平的高低。各级官员如果没有明确的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没有实事求是、忠于职守的道德品质，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如果没有忠于职守、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团结合作的道德素养，就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工作集体，因而也就不能高效地开展工作。可见，进行官德建设是实行行政管理科学化、高效化的重要途径。最后，对官员自身完善而言，官德具有动力功能。官德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实现官员自身完善的坚实基础，启迪和指导各级官员树立责任感、荣誉心，激励其觉悟和奉献精神，搞好本职工作。同时，官德成为各级官员的道德行为的指南，并成为其坚定不移的内心信念，不仅有助于增强官员自身抗腐能力，也有助于真正有效地发挥监督与制约的效能，从而从双重意义上有助于廉政建设，推动官员自身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4.领导干部要把官格与人格统一起来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的分裂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致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良莠莫辨的混乱局面。
人格是做人的资格和品格，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是其内在道德品质、道德规范与外在道德实践的统一体。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格内在统一性，其行为就会经常处在几种相互抵触的动机支配下，这个人就会不正常，就会出现多重人格，诸如病态人格或分裂人格、反社会人格等。人格表现在官员身上就是“官格”，“官”首先也是人，因此“官格”中包含着“人格”的基本内容，具有不良“官格”的领导干部，在其道德结构中存在着“官格”与“人格”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中交替起主导作用，支配其行为，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使其会上会下、公开私下、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现实与虚拟、道德认知与实践的不一致，从而引发“官格”与“人格”分裂。当一个领导干部处于“官格”与“人格”分裂状态时，其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即使是贪官也不例外。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近些年来，“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官员屡被曝光。官员贪腐与迷信结合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占卜算命。中毒最深者当属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他请“大师”预测到有当大官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了一座桥。
另一种是：求神拜佛。最典型的就有曾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丛福奎，因1997年未能当上省长而到处烧香求神拜佛，并与“女大师”勾搭鬼混，以做佛事、善事等为幌子敛取钱财。
还有一种是：建庙修祠。宁夏青铜峡市新井煤矿负责人叶占华选举落选后，听命于“神仙”安排，私自斥资13万元修建庙宇以“避晦气、图吉利”。
再有一种是：垒坟造墓。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文超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
此外，还有念经信符、择日选辰等等。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分裂主要是指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与做采用双重标准的行为。通常表现为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说的比君子动听，做的比小人可恶；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教育别人清正廉洁、情操高尚，自己却贪污受贿、腐化堕落。
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曾动情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这位“心系百姓”的成主席最后因受贿4000多万元被判死刑。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事发前，时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我标榜，就在他被“双规”前两天的市委全会上他还声称要严守纪律，把风清气正的环境营造好。正是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使得社会本应是光明的而增添了阴暗，本应是有序的而增添了混乱。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不但彻底失去了“官格”，而且更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格”，同时他们的这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还具有传染作用，对其下级领导，尤其是青年干部产生恶劣影响。所以，在年轻干部中，这种道德“分裂症”在一些人身上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诸如知而不行，言行脱节，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道德行为，在体现主体的道德境界上相矛盾，人前人后表现两面性，职场上在上级面前表现出一副清正廉洁的作派，而在另一场合就恣意妄为，很少考虑什么道德规范和行为后果。
如果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不健康，即使他知识再多，智能再高，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甚至会与社会对立。法国哲学家蒙田说过，当知识被装入一个设计糟糕的头脑中时就显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既关系自己的健康与幸福，也关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所以，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领导者廉洁修身就需要非常注重培养“官格”与“人格”一致，努力在个体与社会、台上与台下的相互作用和交错中避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这既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推动社会公德建设的关键。凡注重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在“官格”与“人格”双重修养方面都具有完善、健康的一致性。
5.官德丈量着领导的高度
领导学既不是为了培养阴谋家，也不是为了培养理论家，它的目的是培养出扎扎实实、德才兼备、身体力行、深受拥戴的领导人才。
据《论语·颜渊》所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的问题，孔子回答了三项，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
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不保了。看来，在孔子眼里，为政最紧要的不是军备，不是粮食，而是取信于民，这是为政之德的根本所在。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林肯的当选，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当然不愿意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当总统。为了重新夺回他们长期控制的国家领导权，他们在林肯就职之前就发动了叛乱。1860年12月，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接着密西西比、佛罗里达等蓄奴州也相继脱离联邦。1861年2月，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美利坚邦联”，推举大种植园主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还制定了“宪法”，宣布黑人奴隶制是南方联盟的立国基础：“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黑人奴隶劳动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
1861年4月12日，南方联盟不宣而战，迅速攻占了联邦政府军驻守的萨姆特要塞。林肯不得不宣布对南方作战。林肯本人并不主张用过激的方式废除奴隶制，他认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先限制奴隶制，然后逐步加以废除，而关键是维护联邦的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北方政府根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只是仓促应战，而南方则是蓄谋已久，有优良的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所以，尽管北方在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还是被南方打得节节败退，连首都华盛顿也险些被叛军攻破。北方在战场上的失利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扭转战局。
这时林肯才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
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南方奴隶主夺取西部土地的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大大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1862年9月，林肯又亲自起草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1863年1月1日正式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即日起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解放的黑奴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宣布黑奴获得自由，从根本上瓦解了叛军的战斗力，也使北军得到雄厚的兵源。内战期间，直接参战的黑人达到18.6万人，他们作战非常勇敢，平均每三个黑人中就有一人为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863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纲领性口号，从而使战争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
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林肯走的是取信于民的路子，他颁布和实行的两部法令就是将实实在在的利益明白无误、确凿无疑地告诉农民和黑奴们，从而用诚信赢得了民心的拥戴与民力的支持，于是他所代表的北方政府就立于了不败之地，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南北战争被称为继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林肯成为黑人解放的象征。由于他的卓越功绩，1864年11月8日他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不难看出林肯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取信于民，而他的这种崇尚诚信，是他一贯的信条，也正是靠了这一信条，才使他赢得了第一次竞选总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