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水平决定管事水平
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工人的生产状况以及生产效率的高低，都是由企业的组织成员的思想意识所决定的：你的思想水平越高，观念越新、素质越高，你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就越高。因此，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管理者的思想意识和工人的生产效率，是确保企业长命百岁的重要管理目标。
作为一种职业，管理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受观念驱动的职业——世界所有的大学几乎都开设了管理专业，但时值今天，仍有许多人对管理方面的训练模式表示怀疑，因为，许多优秀的管理者事先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尤其是来自学院方面的正规训练。他们的管理艺术似乎是与生俱有的，或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来的，何况，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一个在A企业驾驭自如的管理者，到了B企业可能就一筹莫展。可人们总是迷信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企业管理者的经验，比如韦尔奇，比如德鲁克，他们的管理经验变成了大学教材；还有戴尔，他的管理模式也被好奇的管理学家研究了个底朝天，丰田技术更被当做一项奇迹来看待。
可人们怀疑，这些人的管理经验，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通行的管理准则吗？在那些获得成功的管理模式中，有多少人把自己的独特气质、追求、信念和方式融了进去？人们有理由相信，每个成功的管理模式，都蕴含着管理者本人的某种悟性、灵感、技巧和独特的处世方法，这些东西都是由管理者本人的身世、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和个人气质所形成的，每个管理者都因不同的历史而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因此，所有的成功管理模式都是一种个案，它们之间没有共性的东西：韦尔奇的管理经验，可能只适用于通用电气公司那样一种环境，而不适合其他企业，所以，一味模仿某些成功的管理经验，或不分国情地移植某些管理经验，非但不能获得成功，反而会因水土不服而给企业带来负面效应。
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管是美国的企业家还是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欧洲的管理者还是非洲的管理者，他们之间唯一的共性就是思想意识。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至少是一个爱思考的人，还应该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或是说，只有那些有较高的思想、较高的知识和懂得思考的人，才能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相反，那些缺少思想、缺少专业知识、缺少人文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市场拥挤、利润微薄的时代里，一个企业管理者如果想把企业做大，想做成一个百年老店，那就必须要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才会获得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
有一位管理大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者和工人的思想意识决定着生产作业的状况。
上海地铁分一号线和二号线。一号线是由德国人设计的，二号线是中国人设计的。猛一看，两条线没有什么区别，但经过营运对比后，人们就会发现两条线在许多细节上存在着差距，正是这些差距使二号线的运营成本远远高于一号线，至今尚未实现收支平衡。
上海地处华东，地势平均仅高于海平面一点点，一到夏天，雨水经常会使一些建筑物受困。德国的设计师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地铁一号线的每个室外出口都设计了三级台阶，要进入地铁口，必须踏上三级台阶，然后再往下进入地铁站。就是这三级台阶，在下雨天时防止了雨水倒灌从而减轻了地铁的防洪压力。事实上，一号线内的那些防汛设施几乎从来没有动用过；而地铁二号就因为缺了这几级台阶，曾在大雨天被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其次，德国设计师根据地形、地势，在每个地铁出口都设计了一个转弯，人们会认为这样做增加了出入口的麻烦，也增加了施工成本。可当二号线使用后，人们才发现这一转弯的好处，这个转弯是为了降低地铁内部冷气的外泄，有利于降低用电量，每天可以节约许多运营成本。
北京和广州的地铁都发生过乘客掉下站台的事件，德国设计师们在设计上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他们把靠近站台约50厘米的地方铺上了金属装饰，又用黑色大理石嵌了一条边，这样，当乘客靠近站台边时，一看到地上的铺设，就会提高警惕，自觉地停在安全线以内；而二号设计师们就没想到这一点，地面全部采同统一的瓷砖，乘客们很难意识到已经靠近了轨道，地铁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时常提醒乘客注意安全。
两条线在舒适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一号线的站台设计宽阔，上下车都很方便，当你转到二号线以后，顿时会觉得有一种拥挤感，因为二号线的站台宽度不够，每逢上下班高峰时，二号站台显得格外拥挤，这无疑埋下了安全隐患。还有，德国设计师设计一号线时，一是为了让乘客免于掉下站台，二是为了节省站台的热量，所以每处都设计了一个相应的站台门，车来打开，车走关上。中方的施工单位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居然没安上站台门，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理解德国设计师的用心良苦。
客观地说，中国人的智慧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民族，但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人的设计方案却没有欧美人精细，当这种现象频繁发生时，人们就怀疑今天的中国人不再像过去那么聪明了。事实上，并不是德国人、日本人或美国人就比我们聪明，关键在于各自不同的思想意识。比如说，德国人的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上，这是德国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获胜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意识，就是全民的素质。比如说，德国人在设计任何一处公共设施时，都能设身处地地考虑顾客的安全和舒适，这一观念决定了他们对每个细节的重视。这种思想意识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正是因为这个，才使中国的城乡规划或重大工程总是不尽人意，总是留下许多遗憾，比如，在各大中城市里，前边刚铺好了下水管道，后边又开膛破肚，原来忘了铺设一条自来水管，或忘了预埋下一条通讯光缆，可这些因素原本应该在设计之初就被考虑进去的。比如在设计城市规划时，有多少设计师曾考虑过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通道？有多少“胜利完工”的立交桥，刚一使用就成为新的拥堵点，有多少城市高速路的中间地段忘了安装专供行人过马路的天桥，有多少新翻修的大街忘了斑马线，由此成为频繁酿成车祸的高发地段？
我们说，在一个人行为方式的背后，总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中国的设计师在设计公共设施中所缺乏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与他们的智商高低没有关系，而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同理，一条具有国际第一流水平的设备到了中国后，之所以达不到设计所预期的生产能力，甚至频频出现故障，也是由操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所决定的。同理，那些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独断专行、头脑发热和鼠目寸光的企业领导者，无不都与他们狭隘的思想意识有关。是思想意识的高低，决定着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是思想意识的强弱，决定着工人的生产状态；是思想意识的好坏，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未来前途。
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仅有管理知识而没有良好的思想意识的支配，是绝对管理不好一个企业的；一个拥有良好的生产技能而缺少思想意识的人，是造不出深受顾客欢迎的好产品的；一个拥有世界先进工具而无思想意识指导的工人，其生产率永远都是低下的；一个仅仅拥有知识和才华但缺少先进的思想意识支撑的人，是断然成为不了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杰出人才的。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提高思想意识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地学习——不管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他们都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期与21世纪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那样一种境界相吻合，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要求，甚至被无情的市场所抛弃。
1999年，比尔·盖茨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谈到他作为微软公司的总裁，现在没有编写软件的时间了。但无论有多忙，他每周总会抽出一两天时间去宁静的地方呆上一段时间。为什么呢？他说，面对繁重的工作和激烈竞争的IT市场，作为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最高管理者，他不能把精力都浪费在繁琐的小事上，他必须用专门的时间去思考，以做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私营企业家刘永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放权之后，我现在每天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因为对中国企业家而言，企业变得越来越没有国别，面临的竞争是全球的竞争，不学习，是马上就会被淘汰的！”
这就是危机感！一个企业管理者只要具有这样的危机感，他就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去面对市场竞争，去面对企业管理，去面对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各种问题。
与一些企业家开始注重学习的潮流相呼应的，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但国际竞争力却持续下降的反差：中国综合国力排名在世界前10位，但成长竞争力却排在60多位，甚至比经济落后的印度还落后了9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素质普遍低下，只要看一组对比数字就会对中国竞争力持续下降的原因一目了然了。
在美国生产力要素中，技术与知识的增长占80％，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仅为29％。
美国有70％的青年受过高等教育，中国仅为3％。
发达国家的高级技工占35％，中级占50％，初级占15％；中国正好颠倒过来：高级技工仅占4％，中级为36％，初级占60％。
不难通过这组数字看出，中国廉价劳动力多，但优质劳动力少，这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因此，只是企业管理者学习还不够，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和所有员工都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曾说：“对组织而言，只有一个人在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不管这个人是福特、斯隆还是韦尔奇。由高层‘指出前景’，而其他所有人跟随这个‘天生的战略家’的指引，现实生活已不太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未来真正优秀的组织，将是能使组织内部所有层次的员工都自觉学习、发挥他们的学习能力的组织。”而这正是企业领导者所要面对的一项工作：企业领导者通过种种方式来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管理手段，因为，员工的素质越高，自我管理和生产效率就越高，理解领导意图的执行力就越好，这难道不是每个企业领导者所期盼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