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的女儿伯荣见皇帝有意庇护，骄矜淫乱之状更甚，她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瑰臭味相投，刘瑰攀龙附凤，遂娶她为妻，得以袭了刘护的爵位，位至侍中。小人在朝，胡作非为，忍无可忍的杨震再次上书：“高祖与群臣相约：不是功臣不得受封，因而经国大典规定父死子继，兄亡弟及。近有刘瑰袭爵为侯，而刘护的胞弟刘威依然健在，为臣听说天子只封赏有功之人，诸侯只授爵于有德之人，而刘瑰并无功德，只因得配王圣之女，既居侍中，又得封侯，不合经义，不符旧制，百姓不安，众人非议，陛下应该鉴于往事，以资治道。”这一次的上书仍然有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延光二年（123），杨震又代刘恺为太尉，此时，杨震年已古稀，皇帝对他虽然外示优宠，其实皇帝的近侍们只把他当作一种政治点缀品，想利用他的名声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杨震心似明镜，仍以巨大的勇气与高贵的品格坚决与他们展开斗争。
不久外戚、宦官开始显示狼狈为奸、共持朝政的迹象。安帝的舅舅，大鸿胪耿宝要杨震荐举中常侍李闰的兄长，杨震不从。耿宝亲自上门问候，顺便提醒他说：“李常侍是皇帝重臣，想让您辟举他的哥哥，我不过是传达一下他们的意思。”弦外之音是，你应该好自为之。杨震的倔强耿直老而弥坚，他回答说：“如果朝廷要让三府辟召，应该有尚书下达的敕令。”一口回绝，耿宝恨恨而去。杨震的名号实在太亮，执金吾阎显也慕名而来。阎显位重一时，是阎皇后的哥哥，也来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故，照样碰了一鼻子灰，杨震的“不知变通”确实世间少有，很有些“随他们去吧，我一个也不饶恕”的意味。司空刘授的反应与他截然相反，刘授听说这两个人后，立即征辟，十天之内，二人又很快被提升。艰难时势之中，人的分化那么自然，那么冷酷，杨震日益成为群小攻击的焦点。
安帝一点也没有理会和同情孤独的杨震，又下诏为阿母王圣大修府邸，劳民伤财；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又结伙弄权，倾动朝廷，杨震苦谏不从，这伙人在安帝的默许和放纵下无所顾忌，甚至伪造诏书，公然调发国家的钱粮、木材等物，争盖豪宅，起假山，造园林，费用无数。此时，东汉一朝世家大族已成长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和大批劳动力，政府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数量急骤减少，加上官吏的盘剥，灾害的侵袭，赋税的沉重，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国家的财政税收当然大受影响；少数民族也不堪重负，奋起反抗，尤以羌族为烈。公元107年至公元117年，羌族举行第一次大起义，东汉王朝战费消耗达240余亿，东汉军队被打得焦头烂额，元气大伤，国家至此实在已经不起折腾了。
延光二年（123），杨震又借地震之机上疏，以为天象示警，中官权盛，应加以裁抑。和历次上书一样，他言辞激烈，直陈时弊，安帝实在无法喜欢，樊丰等人也对杨震侧目而视，只因他是四海仰慕的当代名儒，不敢轻易加害，但是河间男子赵腾却预先上演了杨震即将到来的悲剧。身居民间的赵腾激于忠义，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安帝大怒，下令将其收狱，罪名是欺君罔上。杨震自然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上疏求情：“尧舜时代，设立谏鼓谤木，以开圣听，商周哲王，听说小人怨詈，则更加谨慎修德，以此广聪明，体下情。如今赵腾因为言语冒犯得罪，与动手操刀去犯法是有区别的，请求饶他一死，以使卑微之人都能为国进言。”安帝连他的表章看也没看，没过几日，赵腾伏尸都市。
延光三年（124），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人在京城洛阳放开手脚，竞修宅第。杨震的属官高舒召来有关官员查核此事，发现了樊丰诸人伪造的圣旨，准备等待圣驾还朝以作定夺。樊丰之流恐惧万分，伪造圣旨等于犯下滔天大罪，惹下杀身大祸，九族都要受到牵连。双方矛盾已经无法遏止，樊丰诸人除了除掉杨震，再无路可走。恰好太史上奏星象有异，于是他们来一个恶人先告状，诽谤杨震，说他自从赵腾死后，既怨且怒，又是邓氏故吏，邓氏之亡，常怀怨恨之心云云。安帝对杨震从来不感兴趣，这位昏聩的皇帝回到京城，连夜派使者收缴杨震的太尉印绶。从此，杨府府门紧闭，宾客绝交。继任太尉的冯石是公主之子，因能取悦奉迎而为安帝宠信。永初年间，戎马不息，王侯俸秩都无法补足，安帝却特诏以它县租税来补充冯石的缺额，冯石岁入谷3万斛，钱4万。面对如此君王，如此大臣，杨震满腹辛酸，惶惑不已。
樊丰觉得如此，惩罚杨震还远远不够。既然杨震与自己已势成水火，不能为己所用，那么杨震的存在就只能是一种障碍，至少要把他赶出京都。于是，他就请大将军耿宝出面上奏，说杨震不服其罪，仍怀怨望。安帝痛痛快快地下达诏书，命令将杨震遣还本郡，赶走这位爱官闲事的老臣，落得个耳根清静。士可杀而不可辱。在这种帝王“匡扶不上枝”、宵小“得志便猖狂”的政治格局中，杨震只想用一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贞，维护自己的人格和清白。对于领导者来说，识破、防范小人的打击陷害与不跟小人妥协同样重要，后者是坚持原则，前者是手段灵活，二者缺一不可。杨震只有后者之直骨，而缺乏前者的智慧，遭到排挤并致自杀也就是自然的结局。
9.以德立身与避招风雨相辅相成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古往今来，确实有不少智者、仁人，因为其才能出众，技艺超群，行为脱俗，招来别人的嫉妒、诬陷，甚至丢了性命。于是，以德立身之智加上避招风雨之策就成为一些智者仁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处世安身的应变策略。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群，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有一次，他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却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他与曹操相处20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也没有在一处得罪过曹操或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说：“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并赞誉他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避招风雨精于应变的结果。
清王朝的开国元勋范文程，在清初复杂而动荡的时期，先后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福临三朝四个统治者，在清初政治舞台上活动了50年，对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运用避招风雨的方略处世安身，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范文程所活动的那个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复杂尖锐。在后金和清统治阶层，一直存在着对汉人的疑忌和歧视。范文程身为汉人，又是大臣，在这种微妙环境里，处境自然十分险峻。一方面，他要忠于清廷，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又要小心谨慎，在内部权力倾轧中保存自己。因此，他虽然深得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但他仍为人深自谦退，处处小心。顺治九年（1652年），他受命“监修太宗实录”时，知道自己一生所进奏章多关系到重大的决策问题，为免得“功高震主”，便把他草拟的奏章大部焚烧不留，而在实录中所记下的，不足十分之一。功成引退后，他“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太太平平地度过了晚年。
避招风雨的应变策略，初看起来好像比较消极。其实，它并不是委曲求全，窝窝囊囊做人，而是通过少惹是非，少生麻烦的方式，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对于一些领导者来说，运用避招风雨的策略，不仅可以保命安身，还可以求得一个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