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对宠辱问题把握得最好的宰相，李泌当算作一位。他处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混乱时代，为唐王朝的安定上言上策，立下了殊功，但他贵而不骄，激流勇退，恰当地把握住了一个宠臣、功臣的应有分寸，善始善终，圆满地走完了自己政治的一生。李泌曾受几代帝王的恩宠，位同宰相，在他一再要求下归隐嵩山。代宗李亻叔即位后，又将他召至朝中，将他安置在蓬莱殿书阁中，依然恩宠有加。但此时，李泌却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与代宗之间的微妙变化。当李亻叔为太子时，局势动荡，其皇储之位也不稳定，因此，他视李泌为师长，百般倚重，而李泌也尽心辅佐，几次救其于危颠。现在，他是一国之君，对于往昔的这位师长、勋旧固然有道不尽的恩宠，但也有种种道不明的不安与不自如。
这时，朝中有一位专权的宰相元载，这位宰相大人，与李泌是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凭借代宗的宠任，志气骄逸，洋洋自得，自认为有文才武略，古今莫及。他专擅朝政，弄权舞智，僭侈无度。曾有一位家乡远亲到元载这儿求取官职，元载见其人年老不堪，猥猥琐琐，便未许他官职，写了一封给河北道的信给他。老者走到河北境内后，将信拆开一看，上面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签了元载之名，老者十分不悦，但既已至此，只好持此信去拜谒节度使。僚属们一听有元载书信，大吃一惊，立即报告节度使。节度使派人将信恭恭敬敬地存到箱中，在上等馆舍招待老者，饮宴数日。临行时，又赠绢千匹。这可见元载的威权之重。
就是这位元载，见李泌如此被信用，十分忌妒，与其同党不断攻击李泌。在李泌重回朝中的第三年，也就是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到朝中寻求僚佑，代宗对李泌道：“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观察使的判官，这与李泌在朝中的地位可谓天上地下，太不相称，但李泌还是愉快地远赴江西。
客观地说，元载是不容李泌的，但元载虽为权臣，毕竟只是文人宰相，未握兵权，代宗若要除他，易如反掌，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元载与李泌的天平上，代宗明显地偏向了前者，所以，要提出种种借口与许诺。
李泌到江西后七年，也就是大历十二年，代宗方罢元载相，以图谋不轨诛元载及其全家。元载倚宠专权，下场可悲。一年以后，大历十三年年末，代宗方召李泌入朝。李泌到朝中后，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代宗对李泌道：“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这一解释，李泌似乎不能接受，他对答道：“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对此，代宗只好解释道：“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
李泌到长安刚刚安顿下来，朝中新任宰相常衮即上言道：“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这一建议，可以说是十分荒唐。李泌自肃宗时即参与朝政机要，多次谢绝任相的旨意，而肃宗也实际上将他视为宰相。代宗即位，召其至朝中，也是要拜为宰相，但李泌又拒绝就任。如今常以代宗欲用李泌为由，要将他放为州刺史，应当是秉承了代宗的旨意。所以，第二年初，代宗便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澧州是偏远州郡，对于这一明显带有贬谪含义的任命，李泌未发一言，还是再次离开长安，走马上任，以后，李泌又改任杭州刺史。就这样，这位多次拒任宰相的政治家，在疏远与排斥中，常年在外流连，远离朝政。但李泌从未心灰意冷，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澧州、杭州，他都勤于政务，“皆有风绩”。
至德宗在奉天（今沈阳）被围，又将李泌召至，不久，任命宰相，但李泌还是平心待物，淡泊自然，真正体现了宠辱不惊的宰相气度。
7.拙于谋划会让危局成败局
败局的酿成大多是因为领导者在危局当中谋划不当。要想引导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必然首先看清局势，明白敌我双方的优势和缺陷，并在此基础上精心谋划。反之，身在危中而不知危，或者应对不当、谋划不精，欲进一步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战国末期，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吕不韦的权势也日益扩大，取得的封地也越来越多。吕不韦多次受封，拥有三大食邑，奴仆过万，这在秦国以前的宰相中是从未有过的事，吕不韦所预想的“无数的利”似乎全部兑现了。但吕不韦是一个外来的客卿，其权势之大，财富之多，不能不引起秦王室以及那些豪门贵族的嫉恨，一般的权臣倒也无法撼动吕不韦的地位，于是秦王政与吕不韦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就必然不可避免了。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嬴政21岁，按照秦国的惯例，第二年就要举行冠礼并开始亲自执政。吕不韦不早不晚，就在这年把早已开始编纂的《吕氏春秋》抛了出来。很显然，这是做给秦王政看的，是要借此表明自己是秦国真正的理论权威，要秦王政亲政后，能够按照他制定的施政方针行事。
然而秦王政偏偏不是吕不韦所想的那种顺从的君主。他生性专横独断，又具有雄才大略，根本不愿听从吕不韦的摆布，也决不能容忍吕不韦独揽大权。他们都主张统一，这一点促使秦国能够较快地统一天下。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秦王政十分信仰法家韩非的政治学说，这与吕不韦的政治学说在不少地方是针锋相对的。韩非反对大臣专权，而吕不韦恰恰是个专权的大臣。韩非反对讲仁义，主张严刑峻法，而吕不韦是主张讲仁义、反对只讲严刑峻法，反对杀无罪之民的。吕不韦主张国君要“处虚”，不必过问具体政务，而秦王政却是事必躬亲，所有国家大事，包括一切刑事案件都要由他专断。权力的冲突、政见的分歧，看来是无法弥合的，两人的冲突随时都会爆发，而突如其来的“禣事件”给了秦王政以借口，两人的争斗一触即发。事情是这样的：
嬴政最初即位时，才13岁，但他已听说母亲和吕不韦有私情，只是装做不知道，不过他并不知道吕不韦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秦王政长大了，太后赵姬还是淫乱不止，吕不韦怕奸情败露，灾祸降临，就把自己的门客“大阴人”禣献给太后。吕不韦还假意教人告发禣犯了该受宫刑的罪，私下里又教太后暗中厚赏主持腐刑的官吏，假称禣受了腐刑，拔去他的胡须让他冒称宦官，这使他才得以进到王宫侍奉太后。太后和他私通后，十分宠爱他，后来他们生了两个私生子，并且密谋：嬴政一死，就把私生子立为继承人。
秦王政因为母亲宠爱禣，封他为长信侯，把山阳和河西、太原两郡作为他的封地，并任用他主持国家大事，禣一时权势显赫。禣家有奴婢数千人，许多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专去禣家做门客。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禣不是阉人，常和太后私通，养有两个儿子，都藏起来了。秦王政借机下令调查，禣无言以对，决定谋反，并趁秦王政到秦故都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之机，偷走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印发兵作乱。早有戒备的秦王政当即命令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等率军反击叛军，咸阳一战，诛杀数百人。禣兵败逃走，被迫兵活捉。禣和他的党羽被车裂而死，禣三代被诛灭，他的门客都被收审，家属迁到蜀地。秦王政痛恨自己的母亲淫荡不止，将她囚禁在雍宫，并杀掉那两个私生子。直到齐闰茅蕉来劝说秦王时，他才到雍宫将太后迎回咸阳。
这次事件也牵连到吕不韦。禣被杀后，秦王本想也杀死吕不韦，只因他事奉先王有大功，以及他的门客和一些说客替他说好话，这才没有给他定罪。不过，秦王还是免去了他的宰相一职，并遣返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去。
在免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各国诸侯的宾客和使者频繁往来于洛阳，问候吕不韦，大有请他出山之意。秦王政怕发生变乱，就写一封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可秦国给你10万户的封地。你跟秦国有什么亲属关系？可以自称‘仲父’？现在请你与你的家属迁到蜀地去居住吧！”吕不韦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不久就迁往蜀郡。他忖度自己的处境，害怕被杀，于是在流放途中喝毒酒自杀了。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偷偷埋葬了他。秦王政知道后，又分别对他们作了处罚。这场斗争以秦王政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面对秦王嬴政咄咄逼人的攻势，如果吕不韦在关系破裂之前适度退让，被免职以后赶快收敛，能够用行动表明忠心消除秦王的疑虑，结果恐怕是另一种局面，能够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从这一点上说，吕不韦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8.踏上歪门邪路会越走越远
情势对自己不利，通过策略、智慧的运筹达到化解危局、以求进取的目的这无可厚非。在这里策略、智慧的运筹是要讲原则的，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就会在歪门邪路上越走越远。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年轻博学的孔熙先任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不满官职低微，常对别人发怨言说：
“一个人的才学如果不为世人欣赏，那么这个人真是太可悲了。我就是这种可悲的人，我感到不平啊。”
孔熙先的朋友劝他不要乱发议论，他告诫说：
“自古等级森严，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呢？我们官位卑微，在人之下，只能老实听差，否则，等待我们的绝不是好结果。”
一次，孔熙先和上司谈论学问，上司不懂装懂，错误百出，孔熙先不客气地对上司直言说：
“做官和治学是不同的，做官讲究顺应上意，随机应变，而治学要严谨无误，不可随意想像。依下官看来，大人只可当官，不能治学啊。”
孔熙先语含讥讽，上司怀恨在心，于是平添了对他的许多责难。孔熙先心中愤怒，却无法发泄，整日愁苦万端。一日，他和朋友饮酒，几杯过后，孔熙先红着眼说：
“人在贱位，不如猪狗，我孔熙先怎会甘居人下呢？我想好了，大丈夫当做大事，纵是死了也比这样的好。”
朋友以为他醉酒，遂没有和他争辩。孔熙先见朋友不肯附和自己，又发怨气说：
“你也胆小无为，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们还不是知己呀。”孔熙先很久也得不到升迁，怨恨日积月累，竟有谋反之意。
孔熙先的父亲孔默之曾任广州刺史，因贪赃枉法被贬下狱，彭城王刘义康将孔默之保释出狱，使他免受了处罚。孔熙先记住了这段旧事，他决定拥戴刘义康，一则可以报恩，二则增加号召力，方便自己行事。
时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的范晔因受宋文帝的斥责，说过一些牢骚话，孔熙先为了拉他入伙，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二人关系亲密之后，一次，孔熙先对范晔说：
“大人的才学足称天下第一，为什么会反居一些无能之辈之后呢？”
范晔想了想道：
“朝有奸人，他们无事生非，皇上被他们蒙蔽了。”孔熙先阴冷一笑，挑拨说：
“没有皇上默许，那些奸人是不敢难为你的。皇上表面上对你亲厚，可终究不愿和你家通婚，这是明摆着的不信任，你不要再糊涂下去了。”
不停地挑拨和拉拢，范晔终于入套，加入了孔熙先的谋反阵营。孔熙先打着刘义康的名号，暗中招集人马，为谋反做准备。孔熙先的一位心腹担心事败，他对孔熙先说：
“大人冒此大险，成则归人，败则祸己，真的值得吗？大人不足以号令天下，干这种事实在太凶险了。”
孔熙先狂妄地说：
“我本有经天纬地之才，奈何久居下位，无以发挥。这种事对别人是难，对我却是易如反掌，你放心好了。”
孔熙先为了让同党尽力，竟模仿刘义康的笔体，假造一封刘义康写的书信。孔熙先向同党展示这封书信，煞有介事地说：
“彭城王仁德重义，我们拥立明主，以后便是新朝的元勋。这种机会千载难逢，诸位应该珍惜庆幸啊！”
由于有人告密，孔熙先、范晔未及发难便被捕获。孔熙先并不抵赖谋反之事，他愤愤地对审讯自己的官员说：
“我的才干可以为相，却只当个散骑侍郎的小官，我为什么不谋反呢？”
官员呵斥他说：
“如你所言，天下将会大乱，谁又能安生过活呢？”
孔熙先不能做答。最后，孔熙先和他的同党全被诛杀。
上进心不能用作贱自己来体现，也不能靠虚张声势来支撑，如果自不量力地拔高自己，那么正如瘦马狂奔一样，终会倒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