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此后没多久，景帝便捏造了一个罪名把周亚夫处死了，一代名将就这样只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又不知适时而退，竟遭此劫难。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对于拥有绝对权威的人而言，一味地讲道理、论是非是没有用的，在有些人的眼里甚至显得幼稚可笑。在封建时代那种昏天黑地的政治环境中，拥有再大的功劳、再大的本事，该退的时候退一步都是常用常新的领导智慧。
8.及时放弃眼前利益就能转危为安
有时事情会瞬息万变，节外生枝，不测之祸从天而降令人猝不及防。“朝为座上宾，夕为阶下囚”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在与小人的交往中是经常发生的。明智者在这种情况下应是能留则留不能留则应及早脱身，离开虎口是非之地。能说动他人放走自己就是胜利。“鳌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只要有本领有能耐，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还怕不能东山再起吗？
张仪马不停蹄，周游列国，为秦惠王推行“连横击弱”的路线，并连连得手。正当他最后说服燕昭王接受了以臣事秦的建议，春风得意地准备回国报功领赏时，不想他的后台老板秦惠王却去世了，由武王继位。武王自从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等到继了王位后，群臣又都在武王面前毁谤张仪，说：“这个人不讲信用，反复不定地出卖了许多国家，以取得国君的善待。假如秦国一定再用他，恐怕会被天下人讥笑。”
诸侯听说张仪和武王之间有嫌隙，便纷纷背叛连横政策，而又实行合纵，而且齐国还专门派遣使者责备秦国为什么仍然重用张仪。张仪一看形势，不仅自己在秦国不会再受宠，而且如果不及早离开秦国，恐怕连性命都有危险，于是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他对武王说道：“我有个计策，希望能献给大王。”武王说：“什么计策？”张仪回答说：“为了整个秦国着想，必须使东方能发生大变，然后大王才能够多取得土地。现在，我听说齐王很怨恨我，只要是我所在的地方，齐国必会发动军队加以攻伐。所以我乞求让我这不肖之身到魏国去，齐国必定会发动军队攻打魏国。魏、齐的军队会聚在城下交战，而彼此都无法抽手离开。大王趁这空隙去攻打韩国，进入三川。然后将军队开出函谷关直接进讨周都。这一来，周天子必然会献出祭器。大王便可挟持天下，据有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称王的最大功业呵！”
秦王认为他说得很对，便答应他的要求，还备妥三十辆兵车送张仪进入魏国。齐王一听说张仪到了魏国，果然发动军队攻打魏国，说是要活捉张仪。魏国国王很害怕，张仪就劝魏王借用楚国的使者去齐国，告诉齐王，说：“大王很怨恨张仪而进攻魏国，虽然愿望是要惩罚张仪，但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张仪更受到秦王的信赖。”齐王说：“寡人很憎恨张仪，只要是张仪所在的地方，我必定发动军队攻讨它。为什么说更使张仪受到信赖呢？”楚使者回答说：“这样做，的确就是更使张仪受到信赖。张仪出使时，本来曾与秦王约定说：‘为大王着想，必须先使东方各国发生大变，然后大王可以多割得土地。现在齐王非常憎恨我，我所在的地方，齐王必发动军队攻讨。所以我乞求让我这不肖之身到魏国去，齐王必发动军队攻讨它。齐魏的军队聚集在城下交战，而彼此无法脱身离去。大王趁这空隙攻打韩国，进入三川。然后，再将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攻打其他国家，直接讨伐周都。这一来，周天子必献出祭器。大王便可以挟持天子，据有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称王的最大功业啊！’秦王认为他说得很对，所以备妥了三十辆兵车，而将他送到魏国。现在，张仪入魏，大王果然攻打魏国。那么，大王等于是对内使自己的国力疲困，而对外攻打与自己有邦交的国家。结果是给你增加一个邻近的敌国，使自己国家受制，这样一来，正中张仪的反间计，让秦王高兴。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张仪更得信赖的道理。”齐王听到这里，如梦方醒，连连说道：“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于是，便立即命令解除攻打魏国的战争。魏国的战争之危得到解除，张仪不但安全得到保障，而且得到魏王的礼遇，任命他为魏国的宰相直至病死。
张仪作为纵横家，不但在推行“连横击弱”的路线时，表现得潇洒自如，纵横捭阖，而且在遇到危难时，亦能以退为进，使自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着实表现出他超人的才能。
另一个以见好就收著称的政治家是春秋时吴国功臣范蠡。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大功，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翩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宦海得失、世态炎凉，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入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刭。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它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一个意思，即以退为进，就是在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危难之时，可以退让一步，暂避一时，主动放弃眼前一些利益或者转移努力方向。这样做，不但能避其锋芒，脱离困境，而且还可能另辟蹊径，重新占居主动，以彼处之“得”来弥补此处之“失”，以长远之“利”来抵偿眼前之“损”。这在现代也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