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幸而得到各位公聊的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硅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我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直言谏诤的臣子。向君主进言，不予采纳就以死相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
李世民对王硅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预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庇护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犯颜忤旨。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商朝箕子装疯卖傻假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呢。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合当与他一起死吗？”
杜如晦对此发表见解，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子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杜如晦又说：“昔日晋惠帝、贾后要将悯怀太子废掉时，司空张华并不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王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责备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者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
杜如晦据此总结说：“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危急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但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李世民听了杜如晦这番大论，十分赞佩，便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
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贞观六年（632年），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的上书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遂召见他们说：“朕遍察自古以来大臣尽忠之事，如果遇到明主，便能够竭尽忠诚，加以规谏，像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遭到杀戮而且祸及妻儿。这说明，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不容易，做一个正直的臣子尤难。朕又听说龙可以被降服驯养，然而龙的颌下有逆鳞，一旦触犯就会伤人。君主也是这样，他的颔下也有逆鳞。你们不避触犯龙鳞，各自进谏奏事，如能经常这样做，朕又何忧社稷的倾覆呢！每想到你们忠心进谏的诚意，朕就一刻不能忘记。所以特设宴招待你们来共享欢乐。”在赐酒欢宴的同时，还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布帛。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治国的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都是极为中肯正直的话，言辞、道理都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齐桓公衣钩之罪，晋国发生的蒲城之役，勃有用剑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然而齐桓公并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勃如像故旧，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又说：“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节操，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正如前面所述，李世民不但希望别人对他进谏，而且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劝谏。贞观五年（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发怒时则乱杀无辜。所以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进谏。你们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劝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次独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因此希望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劝谏，以使自己的耳目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怖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普通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想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者，纵然不合朕心，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此时已是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进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征：“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
魏征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未信而谏，则谓之谤已；信而不谏，谓之尸禄。’（意思是‘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不受信任而不敢言；心中只考虑个人俸禄的人，忧虑的是不利于自身，因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自知者明，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出类拔萃，他人比不上。如果著名的工匠和文士，能够互相批评、指正，那么文章和工艺的拙劣之处就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君主必须有匡正规谏的大臣来指正他的缺点过失。君主日理万机，一个人听政决断，虽然忧虑劳碌，又怎能把事情全部处理妥当呢？朕常常思考，遇事时魏征随时都能给予指正、规谏，且多切中失误之处，就像明镜照见自己的形体，美丑一下子都能显现一样。”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资鼓励，意思是让他们向魏征学习。
据《贞观政要》载，有一次李世民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从前舜打造漆器，禹雕镂俎，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多人。有关盛装食物用的器皿，这些小事何需这么多人苦谏？”
褚遂良说：“雕琢器皿会影响农业生产，纺织五彩绦带会耽误女子的工作。追求奢侈糜烂，那么国家就会慢慢走向灭亡。漆器不满足，必有金器代替；金器不满足，必用玉器代替。所以正直的大臣的规谏必须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等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规谏的必要了。”
李世民听了，深以为然，高兴地称赞褚遂良说得对，并说：“朕的行为如果有不当之处，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应该进言规谏。近来朕看前代的史书，有的大臣向君王谏事，君主总是回答“已做过了’或者‘已经允诺’，实际上却并不加以改正，这样下去国家走向危亡，就会像翻掌一样容易啊。”
作为一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君王，每句话都可以当做“圣旨”来看待，这样说，也就等于这样去做。从这些生动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贵为天子的李世民思想境界的高远和通达，心境的透亮和宏阔，在封建社会中恐怕只有少数明君才具备。而在今天，事情的专业化和复杂性，更要求领导者要勇于求知、虚心求谏，否则，就可能走进自我封闭、自我葬送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