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诏传至下邳，韩信半信半疑，他已两次被夺去兵符，心知刘邦好疑多诈，加上曾有抵触违令的表现，心知肚明，所以格外留心。他虽然心存疑惧，却在如何行动上拿不定主意，是发兵反抗好呢？还是前往拜谒好？发兵反抗，没有什么借口，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说也没有造反的事实根据抓到刘邦手里，由此获罪，实在不值得；堂堂正正地前去谒见刘邦，又怕遭到暗算。因而他难下决断。属下见此，进言道：“大王非无过失，招皇上猜忌，主要是因收留钟离昧一事。如将其斩首，持其首谒见皇上，皇上一定心喜，大王还有何忧？”韩信心里很矛盾，思考再三，也感到只有此法或可摆脱厄运，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韩信只得试探一下，于是去见钟离昧，将手下谋士的话直言相告。钟离昧知其意，亦含怒直言：“汉帝不敢击楚，是恐昧与大王相连，若捕昧献汉，我今日死，大王便明日亡。”说完观信动静。良久，韩信仍无动于衷。钟离昧长叹一声，起身言道：“大王非君子，我不该投身于此！”说完拔剑自刎而死。
十二月，当韩信持钟离昧之首到陈（今河南淮阳）谒见高祖时，刘邦如愿以偿地将他捕获。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刘邦的诱捕之计。自投罗网的韩信满腹委屈，愤怒地对刘邦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死。”韩信引述春秋时越国范蠡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古训。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回敬韩信说：“有人告你谋反，我不得不拘你。”
刘邦将韩信带至洛阳以后，有大夫田肯进言，含为信求赦之意，说及韩信三大功劳：一是还定三秦；二是平定齐地；三是垓下灭楚。细思起来，刘邦也觉得韩信功大过少，若将他下狱论刑，恐滋众议，就将他赦免，但同时决定贬他为淮阳侯，留在京中加以监视。
平心而论，刘邦此时的确找不到韩信谋反的证据，因为他这时候既无谋反的思想准备，更没有谋反的行动。包庇一个逃犯钟离昧，在封国内簇兵招摇巡视，纵有不妥，亦构不成谋反罪。然而韩信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列国林立的时代，认为在封国之内他有权任意处置一切，对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做一名诸侯王很不适应，因而与汉中央的矛盾和冲突就难以避免。韩信善于立功，却不会避祸。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讳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却自恃过高，锋芒毕露而终招杀身之祸。
刘邦未动刀兵就生擒韩信，但并未就此杀掉他，而是贬职监视起来。从当时的处境着想，韩信如能以此为转折点，在与刘邦的关系处理上像萧何一样谨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张良一样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刘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如此尚可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可惜的是他并没吸取教训，做出明智的选择，相反却委屈终日而耿耿于怀，同时在这种恶劣情绪支配下内心深处的叛逆意识反倒强烈增长。他先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抗办法，常常“称病不朝从”，觉得由王降为侯，地位与灌婴、周勃、樊哙等原来的部下等同，十分难堪且心情异常郁闷。
有一次，他来到樊哙的居处闲聊，樊哙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级，在军中又享有颇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礼节来接待韩信，恭恭敬敬，言必称臣，迎送时均行跪拜大礼。哪知一走出樊哙的家门，韩信却无限感慨地自嘲说：“想不到我韩信今生竟混到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的地步了！”可见韩信是一个自视甚高、太爱面子又傲世不驯，不堪寂寞的人物。刘邦知韩信不满，但因他权位已失，料已无甚大碍，也就不多与他计较，气量也大了起来，有时还找他聊聊天。可此时韩信已萌发了造反的念头，并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气不减当年，时时锋芒毕露却并不知觉。
韩信的骄纵日益增长，已经达到自病不觉的程度。一天，刘邦和他谈及朝中诸将能力的高下，韩信一通品评，竟没一个满意者。刘邦目视韩信，问道：“像朕，能领多少兵马？”韩信随口道：“陛下统领兵马，最多不过十万。”刘邦面露不悦，反问道：“卿又能领多少？”韩信很自得，答道：“像臣，多多益善！”刘邦也很不客气地说：“既如此，卿何以被朕所擒？”韩信至此，才感觉言语欠妥，愣了片刻，只好回答说：“陛下不善统兵，而善驭将，为此臣才被陛下所擒。且陛下所为，均由天授，非人力所能及。”言罢，俩人相视而笑。经此番对话，刘邦心中对他的疑惧有增无减。
接下来数年近于囚徒般的生活，耐力不足的韩信经历了由失望、怨尤到愤怒、仇恨的心路历程，最终发展到走上了谋反道路。他时时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言，不断思考对刘邦的“负义”如何报复。不久，他抓住了一个“机会”。
韩信与阳夏侯陈感情甚笃，恰巧刘邦任命陈以代相国的职务监领代、赵两地兵权。陈赴任前，到韩信处辞行。韩信把左右的人都支开，拉着陈的手走到了庭院中，仰天长叹道：“能与将军说说心里话吗？”陈恭敬地说，惟将军之命是从。韩信遂与他密谋说：“将军要赴任的地方是天下的军事战略要地，而将军却不是陛下所亲信的近臣。如果初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不一定会怀疑，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有所怀疑，等到第三次有人告你，陛下就会坚信不疑，必将亲自带兵来讨伐你。届时，我在京师起兵与你里应外合，天下即可属于你我二人。”
陈对韩信的这种谋略深信不疑，于是俩人就这样定下了相机起兵，推翻刘邦汉室的阴谋。
本着这一思想，陈到任以后，果然开始蓄养大批宾客勇士，为叛乱做暗中准备。有一次，陈假满归镇时，路过邯郸，随行车队竟有千乘，偌大的邯郸官舍都容纳不下，由此暴露了叛乱形迹。
按照礼仪，这是一种僭越。因此赵相周昌上书对陈提出弹劾，刘邦下令调查，惊恐不安的陈由此也加速了谋反的步伐。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陈终于在代地公开举起了叛旗，自立为代王，蔑视朝廷。刘邦亦如韩信所料，亲自率军征讨。临行时，刘邦已怀疑韩信与陈有勾结，就故意要求韩信随军赴前线效力。韩信认为这正是他在京城举行谋叛的良机，因而称病不从。他一面派出心腹秘密与陈联络，一面与家臣密谋，决定乘夜间诈称皇帝诏书，骗过监管官吏，释放京城监狱中的囚徒和官奴，以他们为兵变的武装力量，袭击吕后和太子。一切部署既定，只待陈密报一到就开始行动。然而却有所不料，因此时淮阳府中有一舍人得罪于韩信，信囚其欲杀，舍人之弟为救兄，便将韩信的密谋告发于吕后。
吕后打算立即召见韩信加以惩处，又恐其识破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同相国萧何商量，让人诈称从代地前线归来，报告陈兵败身死，令群臣皆上朝祝贺。韩信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惊魂未定不知所措之时，萧何登门拜望，他不得不出来相迎，萧何劝道：“主上遣使报捷，诸将皆贺，虽身体不适，也应入宫道贺，以释众疑，为何杜门不出呢？”
由于心中藏私，恐别人生疑，听了萧何的话，韩信勉强入宫朝贺。刚一进宫门，迎接他的便是全副武装的卫士，回顾萧何，已不知所往，惟有吕后坐在殿中怒目以待，韩信只能束手就擒，并最终被诛。
继韩信之后，颇具实力的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相继被剪除。就像当初从普通将校中拔擢韩信为大将军一样，在以韩信为代表的王侯稍稍露出叛逆的苗头之时，刘邦就采取了断然措施，保证了汉王朝的稳定。
在这里，任何犹豫、观望的做法都将造成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而放任这种“异心”，更是害人害己，为聪明的领导者所不为。
10.拿出向下属求谏的虚心
一个“求”字重有千钧。求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寻求，可贵的是管人者所寻求的对象是自己的下属。天下能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个？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不是留名青史的领导者呢？
正因为懂得非集思广益难以治理一个大国，唐太宗李世民才急切地求谏，而求谏就牵动了求人，求谏求人是互为关联的，因为有人才有“谏”。
由于李世民平日仪表威严，常使朝见的百官举止失措。当他了解此事后，每次召见朝事者，都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以希望听到大臣谏言，了解政教得失。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危败，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臣子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我作的事有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