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变化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看清形势、洞悉问题的要害处，这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尤其身处风起云涌的时局动荡之中，形势复杂，变化多端，要想走出一条为官的康庄大道，就更需要有一双看清问题实质的火眼金睛。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秦帝国的第一位丞相李斯。李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年少时，曾为郡中小吏。他不事虚伪，锐意进取，追求功利，抱负远大。他常见茅厕中的老鼠觅食污秽之物，又时时受人犬惊扰，终日惶惶然。再看仓中硕鼠，居廊庑之下，仰食积粟，安然无忧。他由此感慨万千：“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即人的尊卑贵贱，就像“厕鼠”和“仓鼠”一样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他认为耻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贫困之地而不求进取，则无异于鼠辈。于是，他决心择地而处，摆脱卑贱贫困，遂投师于名家荀况，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审时度势，认为楚王不足为事，六国又都衰弱，无从建功立业，便西去秦国，以施展其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到达秦都咸阳，时逢秦庄襄王病死，其子嬴政继立。他首先投到相国吕不韦门下，深得其赏识，被任命为郎官。接着他便利用职务之便，接近秦王，给秦王出谋划策。从此，他开始了辅佐秦王步步实现统一大业的历程。
在李斯为郎官期间，天下形势正急剧变化，秦对六国已占压倒优势：韩王入朝称臣，魏也举国听命于秦，其他各国也是气息奄奄，不堪一击。因此，李斯认为秦国应不失时机地出兵，剪灭诸侯，统一天下，建成帝业。于是，他乘机上书秦王。在上书中，李斯回顾了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分析秦穆公曾称霸诸侯，但因“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其始终未能统一天下；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东方只剩下六国了，而且秦国乘胜驾驭诸侯，已经六代了。如今各诸侯国服从秦国，就像本国的郡县服从中央一样。李斯奉劝秦王决不可“怠而不急就”，应抓住这“万世之一时”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政闻言十分赞赏，立即擢升李斯为长史，不久又拜之为客卿，经常与李斯研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计谋，如暗遣谋士、刺客游说诸侯；对各国大臣、名士，或以重金收买，或以武力相胁；并对各国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军事进攻。据史书记载，从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九年（前238年），仅对魏国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是李斯的上论统一书，为秦王政打下了统一天下的思想基础，才使得秦王政能够“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开始亲政。此年前后，秦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一是韩国为了消耗秦国力量，延缓秦人东向攻韩，特派水工郑国充当间谍，入秦诱使秦王开凿河渠，大兴土木。约300华里长的“郑国渠”西引泾水入瓠口，东注于洛河，耗费秦国10年功力，但它却可溉田4万余顷，使关中地区成为沃野，“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就在渠将竣工之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一时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二是秦王政九年（前238年），内廷宠臣禣叛乱。此年，秦王赴雍祭祖，禣乘机在咸阳“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监视器”。秦王侦得其阴谋，发兵与之大战于咸阳，禣败亡，车裂而死，同案被刑和流放者达数千家。三是秦王政十年又查明相国吕不韦与禣叛乱有牵连，罢免其相职，令其就封。
郑国、吕不韦均为他国人，一些守旧的宗室大臣乘机煽动秦王政说：各国来秦求仕者，大抵是为其主充作说客、间谍的，请一律逐出！秦王政一时深信不疑，遂下诏逐客。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
在秦国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是李斯多年的理想和抱负，一旦离开，便会付诸东流。于是他行至途中，愤笔疾书，写就一篇《谏逐客书》，转呈秦王。李斯在此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总结历史上秦国重用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客卿得以变法图强的经验，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逐客”的做法，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结果壮大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广招人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关键。秦王观罢谏书，幡然省悟，急忙收回成命，派人去追李斯。李斯至骊邑（今陕西临潼）而返，官复原职，并得到进一步重用，不久被提为廷尉。《谏逐客书》为秦国继续罗致天下人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斯在重新得到秦王的信任后，便继续竭诚辅佐秦王，积极进行吞并六国的部署和策划。李斯根据当时形势，一方面继续实行秦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并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主张“先取韩以恐他国”，即先灭韩国，借以震慑其他国家，逐步完成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又采用新的策略，即政治攻势，主要手段是间谍活动。这个策略是由当时的国尉尉缭一手制定、而由李斯付诸行动的。李斯根据尉缭的意图定出具体措施：首先暗派间谍携带金玉财宝潜入各国内部，游说诸侯，收买权臣，离间各国之间或国内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关系；对收买不成者进行暗杀，以制造各国的混乱和摩擦，以达到分化和瓦解诸侯国、粉碎六国联合抗秦的阴谋；接着再“使良将随其后”，率领大军乘机发动进攻，各个击破。这一套措施，在秦的统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王政前后仅用10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斯在统一过程中，辅佐秦王，筹划谋算，设计定策，则起到了重要作用。
谏逐客、灭六国，这两件事对于秦国、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李斯个人来说，更让他达到了事业和人生的顶峰。
领导者做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高明的领导者正是在不断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变局中取得成就的。对他们而言，困难面前不言退是惟一的成功秘诀。但是，不言退也并不表示非要硬着头皮往墙上撞不可，而是应该洞悉时势，看到变化并在变化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
7.大胆地选用和保护冒尖的人才
人才的使用不应人为地设置诸多条条框框，比如出身、学历、籍贯等。实际上，许多人才可能过不了那些条条框框的关，但确实又身具异才。框框一多，人才脱颖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明相在选拔人才时，能够不拘资历地位，不计亲疏远近，任官使能，选贤举才。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对传统的“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主张按“德”、“功”、“能”三条基本标准选拔人才，尤其强调要“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认为这是“使民之机”，是用人的关键。为了遴选天下的英才贤士，他创设了“三选制”。规定：首先要求各乡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选给国家；国家有关部门再对乡选人士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择其优异者上荐给国君；最后由国君亲自审核使用。这是古代用人问题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制度以德、功、能为标准，量能以授官，注重从社会的基层而不是从显势贵族中选用人才，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官职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大批有实践才干、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如当时齐国的大司田宁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为商旅赶牛车的车夫，但由于他善长“垦草人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等农业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管仲将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诸如大司理宾胥无、大谏官东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于推行了这种开明、务实的选用人才方针，才使得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使得齐国日益强大起来。
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他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辜。因而他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惟贤、惟才。他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士，他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
诸葛亮在实践中也确实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士。李严为犍为太守时，其属下一小吏名为杨洪，为人刚直不阿，处世沉稳有方，曾因劝谏李严受到诸葛亮的注意。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询问杨洪，杨洪果断地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诸葛亮认为杨洪的看法很有见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战略头脑，可以委以一方重任。于是先让他代理蜀郡太守，以试其实际才能，结果“众事皆办”，政绩斐然，便予以正式任命。不久，又提拔他为益州治中从事。
诸葛亮北伐前，曾向后主刘禅推荐了蒋琬、费礻韦、向宠、郭攸之等人，以主持后方的军政事务。其中蒋琬本是一州中负责文书缮写起草诸事的书佐，随刘备入蜀后被任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诸葛亮因游玩路经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见蒋琬众事不理，又沉醉不醒，刘备大怒，欲杀之。诸葛亮见蒋琬不事逢迎，不同流俗，心中很是欣赏，便向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一向敬重诸葛亮，听了此番话，只好作罢，但免了蒋琬的官职。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遂辟用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后又升之为长史，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数年南征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致使诸葛亮高度推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向后主保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向宠，原来只不过是一牙门偏将，夷陵之战时，刘备大败于吴将陆逊，各部军队损失惨重，而向宠由于沉稳冷静，指挥得当，结果只有他的营垒完好无损，军队临危不乱。诸葛亮经过考察，认为他品德优良，办事公允，又通晓军事，可以委以重任，故封之为都亭侯，升为参军，北伐时，将后方的军务完全交付给向宠。
诸葛亮任人惟贤，使其文臣武将都能“尽其器能”，屡立功勋，为蜀汉政权奋斗一生。
北宋寇准在相位，一向举贤任能，破格用人，从不依次晋升臣僚。对此，许多同列不满。一次又任用官员，其僚属拿着官吏名册，拟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即宰相的职责就是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不肖之徒，如按名册先后用人，一个小小的属吏即可办到，还要我宰相作什么。用人不拘一格是为官者领导下属不可不用的一招，因为不拘一格所倡导的是一种奖掖能人的用人精神，这必然激励下属的进取心，使自己所主持的局面呈现欣欣向荣之象。
拘于一格，不敢大胆选人、灵活选人的领导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得人才无法冒尖、无法尽其所能，间接地使团队失去生机，失去竞争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领导者，实乃罪者！
8.选用人才的标准要因时因事而变
天下人才，如过江之鲫，不可能一网打尽。做什么样的事用什么样的人，切不可滥用，所以要制定最适合自己的选人标准。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军政腐败的因由，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特殊之处有：“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