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开暂时还未牺牲，甚至没有人敢批评帮助它一下。1995年3月26日深圳《股市动态分析》发表肖元的文章：“万国证券在国债期市蓄意违规，虽然巨额亏损，应该受到严肃处理，但另一方面，与万国公司相对应做多的某机构，利用信息优势，明目张胆进行内幕交易，也应该受到严肃追究……”据说，这是当时媒体少有的对中经开的诘问。但即便如此，也没敢点中经开的大名。
中经开还是受到了伤害。据说1995年年底，中经开主管国债期货的副总裁戴学民在北京五洲大酒店门口遇刺，伤及肝部。戴学民既未报案，也未住院，草草包扎后即离开北京赴南京，此后再无音讯。补充一句，戴学民出自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另有一位牺牲品，就是前面提到的久经沙场的林乐耕。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林乐耕集结了大量资金站到管金生这边，他们觉得不贴现的思路比较符合市场规律。当然，他们站错队了，林老先生晚节不保。据说，林老先生的大弟子因亏损了上千万元而跳楼自杀。
【人物】万国管金生虎狼之啸
万国证券证券王国
管金生有“证券教父”之称。1947年，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6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后，在很长时间里无所事事，管金生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1988年，上海组建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41岁的管金生总算被挖了出来。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转给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证券、交通银行的海通证券和股份制的万国证券。前两者毕竟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这就衬出了管金生的万国证券股份制的杂交优势，其虎狼之师一时名声大噪。
万国证券成立不到两个月，这个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就在国际证券界亮相——在对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于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的承销团中，日本野村证券任总干事，万国证券任副总干事，这个承销团由20多个国际证券公司组成。1992年年底，万国证券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此乃内地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控股。
万国证券从3500万元起家，1989年交易量3亿元，1990年19.7亿元，1991年46.1亿元，1992年89.9亿元。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证券独占16.7%的交易额。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唯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
像阚治东一样，管金生第一眼也是瞄上了国库券。当时万国证券只有10多个人，管金生们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一次管金生到福州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塞满了几个大麻袋，租了一辆汽车直奔上海，剩下的装了两个大旅行袋，管金生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上海。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时，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
曾经，万国证券一级市场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60%，二级市场经纪业务占到全国总份额的40%。万国是券商的老大。它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王国。”
在万国证券，即使管金生的决策有什么失当之处，也没人敢向他当面谏议。一次，管金生说：“我在前面走呀走，回过头来看看，怎么后边没有一个人跟上来？”可以想象他在说这句话时的自得神情。
1993年万国证券成立5周年，10位作家苏童、范小青、邓贤、傅溪鹏、李杭育、刘毅然、肖复兴、苏娅、贾鲁生、陈村齐聚万国，采访三天写出17万字的《万国之路》，王蒙作序，约百字，余秋雨也作序，约1400字。
文，不当吃不当喝。古往今来凡敢玩文字者，其心必野。管金生瞄着日本野村证券。
“护食”的本能喷张
把一个硬币扔起来，猜猜是国徽还是数字？管金生猜错了，对他的惩罚是17年的牢狱之灾。
1995年2月，管金生要猜的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是不是要贴息，这一期国库券的代号是“327”。240亿元的“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此时，“327”国债的价格一直在148元上下波动。
当时，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为12.24%。显然，与银行的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国债的回报是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国债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而不是132元。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1992年中国经济重新启动后，其势凶猛，炒股票炒债券炒黄金炒美元炒房地产炒开发区，最有名的是沈太福的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1993年年中，中国高层下狠招儿宏观调控，整治银行乱拆借，下军令状要把通货膨胀拉下来。
管金生认为，在这个时候，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不会再掏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因为到1995年年初，通货膨胀已开始回落。于是，管金生决定率领万国证券做空。管金生的对手是中经开，是财政部的公司，而是否贴息则是财政部说了算。和这位爷叫板，管金生脑子进水了？
1995年2月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财政部拿钱出来维护国债的信誉，高兴的是买了国债的老百姓，高兴的还有做多的中经开等公司，但不高兴的是管金生。何止是不高兴，简直是晴天霹雳，管金生到了生死抉择关头！
有国债利息浮动利益空间巨大的诱惑，有国债期货金融工具提供的可能，管金生以及他的对手们体内的本能躁动起来。怎么形容这种本能呢？实在不是对管金生们的不敬，而是找不到更生动的比喻——一条饿犬抓住一根骨头，粗气大喘，喉音低颤，两眼凶光，此时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包括它的主人。这叫“护食”。
管金生输了。
如果是中经开输了会怎样？——不会的，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股份制的券商，怎会赌赢财政部的亲儿子？
对于上交所裁定万国证券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327”国债期货交易无效，有人认为，这是相当无耻的决定，因为当时市场是允许当日做空、次日回补的。而就算按照当时规定的2.5%的保证金制度计算，最后7分钟砸出的1056万口卖单，面值为2112亿元，需要的只是52亿的保证金，万国证券当时是支付得起的。但当时上交所作为裁定依据的竟然是万国证券不可能持有如此巨大的保证金。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理层也不敢说万国证券违法，而1997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管金生的罪名也只是行贿和滥用公共资金。
《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的作者袁剑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究竟是以体制内的原有规范来界定管金生们的行为，还是以体制外的规范来判别他们的罪与非罪，是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在一个全面失控的体系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将他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
大老板没有积蓄
红颜祸水。
管金生也被这个俗透了的口水淹没。据检察机关认定，管金生的犯罪约一半与一个女子有关。其中，两人之间有一个1万美元的交道。
1992年12月管金生出访台湾地区，偶遇香港一年轻美貌女子，此女当时在某集团香港公司从事证券业务。1993年年初，管金生开拓海外证券业务，联合此女及其丈夫收购一香港公司，后改名为上海万国（香港）有限公司，管金生任董事长，此女任总经理。
此女曾问过管金生的私人积蓄。管金生怯怯地说：“我虽是大公司的老总，经手大笔钱款，但毕竟是工薪阶层，也没有家底，说不上有积蓄。”
这次收购，此女赚了1000多万元港币。其后，上海万国（香港）公司按2股配5股的比例增资扩股，管金生决定为未出资配股的此女的投资公司垫付配股资金2400万港元。为感谢管金生，此女与丈夫商定，给管金生40万元港币作酬谢。此女把这事告诉管金生，管金生吓了一跳，说：“这个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要，你们自己用吧。”他又说：“最多我急需用钱时向你们借用一点。”
过了几天，管金生告诉此女，他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打来电话，要用钱，让她寄1万美元过去。11月，此女对管金生说：“我已经给你大女儿寄去了1万美元，是从留给你的40万元港币中取出来换成美元寄过去的。”管金生一听，连忙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了反而不好。本来是向你借钱的，现在变成我向你讨这40万元了。”
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一直用“此女”，而不用此女的姓名，是因为不想因为合作伙伴（或行贿人）的性别，而添油加醋，而娱乐公众，这对管金生和“此女”才公平。1万美元，以及法官最后认定的管金生的涉案金额，实在说，都不足以引发公众的兴趣。于是，更不应该用“此女”来挑逗公众的好奇心，这不道德。
管金生的前任秘书说：“‘327’国债期货事件事发后，正值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金融频道开播，还未被免职的管金生也被邀请参加开播仪式。管金生到达会场时，仪式已经开始，宾客都已就座，却没有一人与他打招呼。众目睽睽之下，管金生站了5分钟，最后还是一位境外券商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与他打个招呼，并腾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
1995年5月19日，管金生被逮捕。万国证券亏损13亿元，1996年7月16日，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据说赢利应在70亿元，但流入账面的利润不到1亿元，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
1997年2月3日，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2000年7月，有人在上海一间监狱里见过管金生。他叙述道，进去5年了，管金生已不像刚开始时那股躁怒，心态平和多了。2003年后，管金生保外就医，赋闲中。
【存档】辽国发飙局
1994年春，《上海证券报》等发布一条公告，辽国发持有爱使股份市场流通股5%。于是，爱使股份的股价狂升。这是辽国发第一次在中国证券市场露相。虽然收购爱使股份最终未能成功，但辽国发的市场炒作也赚了一笔大钱，它尝到了做庄炒股的甜头。
做庄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资金实力，于是，辽国发拼命寻找资金、拆借资金，哪怕产生巨额利息。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就是一个资金拆借市场，但进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必须是有牌照的金融机构或证券类机构，辽国发还不够资格。于是，1994年5月，辽国发找到一家省证券公司A公司，要求A公司将其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沈阳证券交易中心、天津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租给辽国发从事场内交易，每年给予丰厚利润。
将席位租给他人，坐在家里也有丰厚的回报，A公司自然高兴，于是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直到事发，A公司经反复核实查对，才知道在短短的时间内，辽国发先后借A公司的名义和席位拆进资金约十余亿元，如此大的资金，给注册资金只有几千万元的A公司带来严重后果。
辽国发最大的诈骗活动是利用国债回购的虚假空单到处去抵押融资。国债回购是典型的国债派生工具：国债持有者卖出所持有的债券时，和买方协议约定按一定期限、一定价格买回同一笔债券，这样，国债持有者一旦急需资金，能用所持有的国债作抵押筹措短期资金。国债期货与回购都是国债的派生工具，期货的功能是规避市场风险以保值，回购功能是融通资金促进流通，二者缺一不可。在海外成熟市场，回购业务在国债现货交易中的比例通常在80%以上。
国债回购空单的通俗解释是：甲公司急需资金，便把自己的国债卖给乙公司并从乙公司取得资金，并约定一定期限后购回所卖出的国债，并加付给乙公司若干。后来大家嫌国债运来运去麻烦，甲公司便开给乙公司一张证明，说甲公司有若干国债卖给乙公司，但仍由甲公司自己代为保管。这些手续都是通过证券交易中心来办理。但如果甲公司骗过了组织而并没有国债，这张国债代保管证明就是一张空单。
1994年6月，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成立了武汉有价证券托管中心，同年8月又在全国设立了30个分库。辽国发招聘大量业务员骗取类似A公司等机构的信任，拿了一批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分库的所谓入库通知单，填写了巨额资金的国债，拿去分别给各地的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公司作回购融资。到期以后，这些机构拿着这些入库通知单去提国债，才知道均是空单。由此牵连金融机构、各地证券交易中心、证券公司几十家，涉及金额数百亿，亏损数十亿，并引发中国最大的金融债务链危机，殃及一大批证券公司和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