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园晨怒斥万国证券必须破产
第二天，万国证券公司门口发生挤兑。
1995年2月27日和28日，上交所开设期货协议平仓专场，暂停自由竞价交易。在财政部发出贴息公告后，“327”国债价格上升5.4元，其他市场上“327”国债的价格在154元以上，而上交所前一周末的收盘价为152元。多空双方意向相差较大，协议平仓困难重重。27日，协议平仓只成交了7000多口，而“327”国债持仓量高达300多万口。
2月28日，上交所再次强调：对超规定标准持仓的将采取强行平仓，平仓价将参照27日、28日场内协议平仓的加权平均价来确定，大约在151元左右，致使平仓交易开始活跃，28日平仓140万口，“327”国债占85%以上。
3月1日又延期一天进行协议平仓，当天平仓量达到80万口。3月2日虽然不设平仓专场，但“327”国债平仓仍达到25万口。经过几天的平仓，使持仓量有了较大的减少。
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火力骤起。尤其把“327”国债期货事件与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倒闭事件串在一起：一个叫尼克·利森（Nick Leeson）的20多岁交易员玩期货，他贼大胆越权放天量，分分钟就把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给玩倒了。
群情激愤，其中经济学家戴园晨言辞激烈：
英国最近发生了巴林银行的投机事件，一个交易员的不法交易使该银行损失了8亿多美元。几乎同时，中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违法交易事件。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搞投机，亏损了16亿元人民币。按我国目前法律，贪污是要进监狱的，贪污4万元要判刑进监狱，贪污100万元以上要吃枪子儿的。那么投机搞空手道，投机金额达1400亿元，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处呢？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天早上宣布交易无效，这就出现了万国证券原有亏损如何处理的问题，就是说万国证券必须破产。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提出来要保护国有企业，不能让万国破产。《中国证券报》消息说：“沪国债无行情况正清理平仓”，商量给万国搞一个协议价以帮助万国渡过难关。看完这消息，我很愤慨也大惑不解。我认为这一事件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巴林银行倒闭由荷兰国际集团收购，该怎么样就怎样，该倒闭就倒闭。我们是不是因为万国是亲儿子是国企就一定要保护？如果这样，老百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如资本主义的英国。
其一，英国多少在客观上有点严肃性，而我们要捂盖子；其二，搞证券的人是存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且是扶赢不扶亏，赢了，企业可以包种种利益，亏了，是属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保证金、交易额达1400亿元的交易能在上交所通过？尽管事后撤销，但恰恰这样，人家还不服气，过去干了多少次了，为什么就这次非要撤销？上交所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其实管金生在1995年1月底就耳闻了巴林银行事件，他对申银证券总经理阚治东说：“中国要发生那么大的事，大概要等10年以后吧。”而阚治东多年后仍心有余悸，那日申银也有人想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
4天里经历了冷热的交替洗礼
1995年2月25日下午3时，汤仁荣将他的《关于暂停或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和国债司司长高坚、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以及上海证管办上交所各位领导。戴相龙于当年7月1日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在“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三天后的2月26日，证监会和财政部颁布《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当时似乎并没想废掉这个金融工具。之后证监会一个接一个地发令，要加强国债期货的风险控制，这些命令一个比一个急，一个比一个凶。据说，从“327”国债期货事件事发到5月19日，证监会、上交所以及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决定等超过30个。但大家不理这个茬儿，还是前赴后继。
终于，1995年5月17日，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经国务院批准，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期货交易试点。我们已预计到股市可能出现的情况……”
国债期货交易关闭后，谁承想，这回股市成了独苗苗香饽饽，牛气大了。5月18日，深沪市场像过节一般，人气鼎沸，巨量暴涨。当日沪市以741点跳空130点开盘，收于763点，比前一交易日收盘高出180点，涨幅达40%多。深市也不示弱，以1233点跳空190点开盘，尾市收于1287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44点，涨幅达23%多。其后两天，股市继续精神抖擞，到5月22日星期一，上证综指收于897点，深证成指收于1425点。
股市正抖擞着，5月22日，当时的国务院证券委召开第五次会议，宣布1995年的股票发行规模将在二季度下达。虽然这次会议很小心地安抚股民，说是新股发行要根据市场情况严格掌握发行速度，控制节奏均衡上市，但饱受惊吓且亏多赚少的股民还是大惊失色作鸟兽散。5月23日，沪市跳空106点以791点低开，报收于750点，跌幅16.39%，深市逃得更远，跌幅达16.9%。
在短短4天里，股民们就经历了“冷—热—冷”的交替洗礼，股市遭受了“跌—涨—跌”的空前蹂躏。
至今说不清管理层是怎么考虑的。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想让股市涨起来，只是关闭国债期货交易不经意地连带刺激了股市，然后怕股市太猖狂，于是想个说法打压股市；也许正相反，管理层是想让股市热一热的，但没操作好——导致股市狂跌的当年股票发行规模是由当时的国务院证券委宣布的，证券委是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组成的，与证监会相比，证券委是处在第二线的，也许证券委宣布发行规模的时机没能掌握好，一线与二线没配合好，从而导致股市大跌。谁能说得清？
所有对于管理层意图的猜测，对于这次股市涨跌而言都是外因。内因是什么？当然是股民和机构的心态。可以这么说，大多数股民是想捞一把就走的，也就是经常受到批判的投机心理。否则就无法解释三日暴涨一日回，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谁有资格去批判大家的这种投机行为呢？1995年宏观调控正在收尾，大家对经济环境的混乱，对物价喜怒无常三角债满天飞还记忆犹新，股市中更是黑箱黑幕令人胡猜乱蒙，末了还是把自己转晕了——在这种阵势里，甭总是批判咱老百姓觉悟低，随便把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弄过来，他们比咱闹得还欢。
最早的一线管理者都走了
1995年9月15日，上交所开理事会罢免尉文渊。本来以为5分钟就行了，结果开了一个“最民主的会”，长达两个多小时。
会议开始，证监会的人讲了几句话，建议免去尉文渊的职务。当时是龚浩成主持会议，李祥瑞没有参加，管金生已被捕，申银证券老板阚治东已不是副理事长了。大家都不说话。问尉文渊有什么想法，尉文渊说，原来说好了是辞职，现在怎么搞成免职了？
一共11个人有表决权，结果3个人代表4张票赞成，剩下7个人弃权。票数没过三分之二，无效。此路不通绕开走。选举新的上交所总经理，大家都举手同意。这下两个总经理撞上了，一个同意上，一个又不同意下，咋办？证监会的人便点名让大家说说。
有人提出，免去尉文渊总经理和常务理事职务，理事会是无权罢免理事的，要召开会员大会。另外。“327”国债期货事件的调查报告还没出来，怎么就先处理人呢？这时尉文渊反过来劝大家不要把事情弄僵了。
免职是上面定的调子，不可更改。龚浩成经验丰富，提议前面加上“经尉文渊本人请求”，遂使决议通过。杨祥海接任上交所总经理。
尉文渊离开上交所的第二天是周六，早晨起来突感到不用上班了，空空的不知该干什么，于是把丘吉尔的《二次大战回忆录》完整地看了一遍。蒙哥马利算什么？巴顿算什么？还是丘吉尔、罗斯福能决定大势，决定命运。尉文渊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政策”：第一，不在体制内任职；第二，不去外资机构；第三，三年内不进股票市场。
尉文渊说：“离开上交所时审计了两次，没查出问题。只有一笔钱，当时我不在，我母亲在家煤气中毒，上交所垫付了1万元住院费。这么多年，我一分钱股票也没炒过。我架子大，像公司开业这种事我从来不去，去了不就是送红包嘛。有一次外资银行开业，我一查，一共8个人去了，其中只有搞B股清算的那个人该去，后来我规定，这种事以后交易所最多去两个人……”
1996年，尉文渊与几个朋友筹措资金开办了新盟集团，他任董事长。尉文渊曾计划调动两个坦克团，把西北高原的15万平方公里推平。连坦克改装都设计好了，前面推，后面带挡板拉。他还带着摄像机到西安、延安一带的黄土高原去，测量了好多沟沟坎坎。尉文渊还想搞汽车基地，就在昆沙，在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别弄毒品了，造汽车吧……
1999年，尉文渊有一次和上交所总经理屠光绍同机飞北京，他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后来龚浩成听到这话又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
其实，古人早就说过此话：乱世英雄，相辅相成。尉文渊说：“和同龄人相比，我有机会去成就一番事业，应该满足了。”
在尉文渊之前，1995年3月31日刘鸿儒亦离职。一会儿是救火队，一会儿又要当鼓风机，刘鸿儒坚决退下来。接替他的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
到1995年，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第一线管理者都走了，刘鸿儒、尉文渊、王健、禹国刚。在此前后，上海的三大券商也走了，管金生、阚治东、汤仁荣。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和尉文渊并肩作战的耿亮，1995年11月24日升任证监会副主席。
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从级别上来说，深沪两所地位提高了，但深沪两地政府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越拿越少。
财政部的强龙中经开打掉了地头蛇万国证券，证监会接管了沪深两市，北京全面上位。
买的是泥饭碗却要还金饭碗
“327”国债期货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各种说法都有。
“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关键在于政府贴息。当时世界银行驻京代表林先生最反对搞保值贴补，反对任何保值补贴。这种做法在国外叫指数化，就是利率和一种指标挂起来。当时在高层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因而迟迟矜持口难开。而越是矜持，市场的想象空间就越大，炒作的疯狂就越烈。补贴的决定也是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
尉文渊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贴息，回头想想，这算什么事呀！美联储调利息时，都是0.25个百分点地调，咱们这一下子就是5个百分点！我记得辽国发的高岭讲过，当时我买的是泥饭碗，你却让我还一个金饭碗，我怎么还得起呀！”
高层想得多的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就忘了下面还有个国债期货市场。而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暴动了。
谁也没有证据说高层有人把信息透露给万国证券的对手中经开，谁都可以抱怨市场的不公平，但中经开就是赌赢了，做多赚钱了。有人说，中经开总是赚钱，墨索里尼他总是有理。管金生输了，败者为寇，胜者是不受指责的。
上交所亦受到诸多指责。甚至有说法称，上交所在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正是为了与证监会分庭抗礼，以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部的支持。
就尉文渊本意来说，引入国债期货交易，可以扩大和巩固上海证券市场在全国的地位，但他太贪心了，那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和官员能够掌控的物件，此举不仅将中央高层的宏观意志和分歧带了进来，同时也把一种更具操纵性的资本力量引入，比如中经开，它以最明火执仗的态势开创了中国裙带资本财富转移的新渠道。
再具体到上交所的操作规程，1056万口的空单需要52.8亿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为什么能够在同一时刻敲进去？账号上真的有52.8亿元吗？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设预警系统吗？为什么不设涨跌停板制？上交所是一个与异地联网的市场，如何控制异地交易的风险？还有，持仓量为何没有真正监控起来？
业内人士指出，上交所不设涨跌停板制、保证金比例低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此这般便可以促进交投活跃，可大幅提高交易量，之后就是可获取更高的利润。“327”国债品种在2月23日有2000多万口成交量，上交所自己就拿去2000多万元的利润。
这是一点小利，却由于有中经开这样的蛮力进入，使得市场原有的博弈格局的天平悄然倾斜，并陡然变化。中经开笑道：“万国不懂中国特色，中国的利息国家说了算，那群鸟人以为是在美国啊，市场说了算？”于是，尉文渊、管金生们变成了牺牲品。往后还会看到更多的牺牲品，比如阚治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