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六岁的孩子正是婚姻敏感期的初始阶段，对结婚这件事特别好奇，开始注意异性，不管是大是小，也不管伦理关系，只要觉得喜欢你了就要跟你结婚。比如，“我长大了要和小姨结婚”、“我要和爸爸结婚”。我们的家长一般听到这种话就会吓坏的，觉得孩子是不是出了毛病。有个笑话：儿子对父亲说，他将来要跟奶奶结婚，父亲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跟我的妈妈结婚呢？儿子反问：你能跟我的妈妈结婚，我怎么就不能跟你的妈妈结婚？
2.工厂流水线上
千分比、万分比
还有一本书，名叫《哈佛女孩刘亦婷》，书中介绍了非常具体的方法，好多家长拿来照搬，但是据我了解，假如有100个家长使用了这种方法，100个都不会成功。
为什么呢？刘亦婷的妈妈是几千个，甚至几万个里面的一个，而不是100个里面的一个。所以，说到成功，不能用百分比，要用千分比、万分比。
刘亦婷的妈妈使用的是卡尔·威特的教育方法，这是一种高难度运作，需要无论知识还是智慧都很高的人来运用。卡尔·威特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全面的、修养很高的人，科学、艺术、历史、地理什么都通，而且他是一个牧师，闲暇时间很多，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所以才培养出孩子的种种才能。
要是我们的家长能达到卡尔·威特那么高的文化水平的话当然可以，要是达不到，后果就会不堪设想，会比不用这种方法糟糕得多，会把孩子心智成长的自然规律全部破坏掉，又在知识方面不能给孩子建构起来任何东西。比如，手的敏感期你不知道，就不会去发展这方面的能力。卡尔·威特在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他很早就知道胎教。在那时，人们都以为孩子在肚子里是一片寂静的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听不见，其实他能听见各种声音，出生之后再重新利用视觉将以前听到的声音协调起来，这种混合信息的过程会使大脑得到发展。但大多数父母都把这个时期给错过了。
卡尔·威特
卡尔·威特是200多年以前的人了，在那个时代，欧洲的教育甚至比我们现在的教育还要糟糕。实用性、目的性太强，方法上比中国的教育还要死板严厉，体罚更重。这里有份资料，有一位德国老师，他竟将自己从教师生涯中体罚学生的方式与次数全部做了记录：用藤条打学生911527次，用棍子打学生124010次，用戒尺打学生20989次，用手打学生136715次，打耳光7905次，打嘴巴10235次，打头部1115800次，用课本打学生22763次，罚学生跪豆子777次，跪三角板613次，戴愚人帽3001次，举棒1707次。有所学校的校长想用罚金替代体罚，结果遭到全体老师的反对，他们高喊：去你的罚金，棍子万岁！校长只好屈服。
卡尔·威特很反感这种教育，他自己设想了一种既不使孩子感到痛苦，又能使孩子喜欢学习的方法，而且学习的速度要比当时的教育快几倍，可是没有人听。他就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使用。可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这对他打击很大。后来，好不容易，他的妻子又怀了孕，他就特别注意，从怀孕期开始注意，就像现在的胎教。就是现在看来，他的方法仍不过时。
比如，他要妻子保持心情愉快，有天他出门不在家，另一位妇女的孩子死了，到家里找他妻子哭诉，等他回来，发现妻子很伤心，就后悔自己出门，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妻子的心情，对孩子不好。为了使妻子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情，他养了许多猫呀狗呀的。
由于这些动物身上有病毒，孩子一出生就失去了健康，浑身抽搐，反应麻木，这就更增加了他用自己的方法教育孩子的决心。孩子九岁时，许多学科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小小年纪考上了大学。
他的方法主要是教机，把握或制造教育的机会。教机就是孩子感兴趣的那个时机。当孩子对某一事物感兴趣时，教育的机会就来了。
比如，生物知识，一个人如果待在房子里，他就不可能从经验方面获得这些知识。卡尔·威特带儿子散步，路边草丛里突然跳出来一只蚱蜢，他会跟儿子一起去逮，这个逮的过程会使孩子特别兴奋，也为研究提供了前提。一般孩子逮住之后只是把蚱蜢胡乱折腾一通而已，因为没有成人引导他，观察呀、研究呀也就无从谈起。卡尔·威特却能在孩子激动得哇哇大叫的时候利用这种机会，与他一起观察、分析、研究蚱蜢的特性、结构等，一边研究一边适时地输入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孩子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学习，他只知道在玩，而且特别好玩。就这样，他的孩子由对昆虫的兴趣逐渐进入到动物，再到其他生物。
再比如音乐，他想为孩子培养起音乐方面的素养，不像我们硬逼着孩子弹钢琴，而是首先让孩子感兴趣。他用钢琴与孩子玩游戏，比如，将一件玩具藏起来，让孩子去找，事先与孩子商量好用琴声的高低来表示距离玩具的远近，要是孩子离玩具近了，他的琴声会越弹越高，要是远了，琴声就越来越低。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突然走到钢琴前面去按琴键，以前他只是对琴声表示出来的意义感兴趣，现在却对这个琴声是怎样发出来的感兴趣。你看，教育的机会就这样来了。兴趣是学习的发动机，先得让他产生兴趣，之后，才能实施教育。
工厂流水线上
从另一方面讲，卡尔·威特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古人了。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熟的儿童心理学，更没有全社会共同的对于教育的不断探索。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他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进行这方面的思考、试验，从这一点讲，他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用现在的标准看，他的教育有很大缺陷，他只是像挑战人类极限一样做了一次试验，证明有些事是可以做到的。
首先，他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体系；其次，没有相应的儿童心理学、儿童成长机制作为支撑；还有，在品格与知识的实体化方面不成系统，更没有深入地挖掘，也就是说，他在教育核心方面做得很不够；还有，这一点很要命了，就是他在塑造孩子而不是培养孩子，从而剥夺了孩子的自然属性。从这个角度讲，按照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是一种“非人”，只不过高级一点罢了。
就是说，他的孩子是按照成人的意志塑造出来的，成人想让他成为什么样他就成为什么样，他就像工厂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他太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了。他完全把孩子给塑造了，孩子成为原料，他是加工原料的工人。
但是，卡尔·威特还是一位对人类教育有很大贡献的人。比如，关于潜能问题，儿童虽然具备潜在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着递减法则的。比如说，生来具备100度潜在能力的儿童，如果从一生下来就给他进行理想的教育，那么就可能成为一个具备100度能力的成人。如果从5岁开始教育，即便是教育得非常出色，那也只能成为具备80度能力的成人。而从10岁开始的话，就是教育得再好，也只能达到具有60度能力的成人。也就是说，教育开始得越晚，儿童的能力实现就越少。
在这里，卡尔·威特使用“教育”这样的词，并不是“开发”，潜能是不能开发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这种东西，只要很好地保护就行。什么是教育？卡尔·威特以为必须是知识的输入才是教育，实际上，在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前提下，帮助他们成长才是教育。
“奉献”编织的怪圈
父母过度挖掘孩子的潜能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比如刘亦婷，当她长大以后，由于她的父母对她多年的教育，考上了哈佛，得到了众多的赞扬，心里也一定无比自豪，也一定很幸福，很感激她的爸爸妈妈。
刘亦婷是幸运的，因为她有一对能够承担此任的父母，其他的父母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要是做不到，那就会把孩子的自然属性给剥夺了，孩子就会不知道在自然状态下的童年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人的童年、自然的童年模样，他的童年被成人剥夺了、虚构了、侵略了。这样，作为人，他便失去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孩子被培养成了一个父母理想中的人，而不是应该成为的人。从人的生命质量看，这样做无疑是不正确的，从事业的角度看，这种剥夺、虚构、侵略也是一种变相的拔苗助长，会使被教育者致力于土地以上的部分，忽略了土地以下的部分。
上一代教育下一代，不但是人类，也是许多动物的本能与义务，但是，这种教育应该有个限度，不能因为教育过度而剥夺了人的自然属性，也不能因为教育下一代而全部剥夺了上一代所有的时间、精力与幸福。但是，在你看了卡尔·威特，看了刘亦婷的妈妈之后你就会知道，人类要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演进的话，那么上一代的生活也会被下一代侵略，他们没有个人的生活，没有放松的时间，没有休闲，没有享受，一年到头始终处于忙碌、焦虑、疲于奔命的状态，这时，你能说他是幸福的吗？如果真有幸福，也只是劳碌了几十年之后一声感叹：呀，我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我的孩子总算成了，我总算可以歇一歇、享受享受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年代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人不能只有到了老年才有自己的生活。
这种由“奉献”编织的怪圈还要继续循环下去。下一代人，作为孩子时，他们的奔命程度甚至要比他们的父母严重，好不容易熬成了大人，紧接着，又要再为下一代奔命了。这样，上一代永远为下一代劳碌，下一代永远与上一代一道忙碌，人生的目标与意义全成了为下一代而生存，人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人。我认为人类的教育应该有一种更放松、更自然、更有效的方式。
我不愿做哈佛女孩
据我所知，卡尔·威特的教育目前在国外没有多少学者提起，教育者也很少完全使用，那为什么在中国能引起这样大的共鸣呢？
这是因为与我们塑造的、急功近利的心态非常吻合，我们一直摆脱不掉快速成才的情结，而且几千年一直崇尚神童。我们说“三岁看老”，是指孩子如果先天就是神童的话，长大就会很有出息。我们等不及孩子遵从自然规律逐渐成长为一个理想的成人，而是非要在他小的时候达到这样的状态。事实上，从古到今惨痛的例子非常多，就说现在，很多大学的少年科技班都办不下去了，失败了，可是我们仍然一如既往，从不吸取教训。
有人说得很对：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刘亦婷现象，是不是要把那种“制造神童”、“克隆天才”的想法从我们的骨子里清除干净？教育的内涵是什么？素质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不能把“素质”仅仅理解成考上北大、考上哈佛等名校的“素质”，是不是让我们对于“素质”理解更宽广、更深入？
当父母为了实现炮制一个“哈佛女孩”的愿望时，孩子只好没日没夜地拼命，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陀螺靠什么旋转呢？是父母手中的鞭子。在实现父母愿望的同时，孩子对未知世界的新奇和兴趣、对事业的激情与主动、对生活的热爱和参与、对命运的思考与主宰就会被无情地吞噬，他们心灵中微弱的智慧闪光与力量可能因此会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真的，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应该少些精英意识，多些平常心理。像联合国《童年宪章》所倡导的那样，让孩子享受应有的快乐，得到充分的尊重，拥有选择的权利，让他们成为一个身体、心灵、智慧都健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家长们应该冷却冷却自己的热望，少一些功利色彩，多一些长远目标，还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这也是孩子的大幸，更是中国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大幸。
教育是一件严肃的大事，家里出了哈佛学生，不过是个案，个别的事例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每个孩子在个性、智商、兴趣、特长以及环境条件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对这个孩子有用的办法，对那个孩子未必适合。
我看过一篇文章，叫“5岁女童抗议母亲照本宣科：我不做哈佛女孩”。文中提到：青岛一位5岁的孩子因为不满母亲按照哈佛女孩刘亦婷的成长模式对她进行培养，强烈抗议：我讨厌刘亦婷，再也不想听名著了。
原来，那位母亲在读了《哈佛女孩刘亦婷》之后，就开始在女儿身上做起了实验，结果呢，原本开朗听话的孩子变得孤僻暴躁，只好送进医院治疗。
作者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对子女的培养也需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如果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模式，这个世界是不是太单调太乏味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天才，也没有必要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天才。即使你拼尽全力营造出与天才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播下的龙种还不知道会收获什么！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周弘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你不要希望牡丹发出月季的香味。